工作時，遵循模式這種方法依然管用。相同的工作人員坐在桌旁朝我的證件點了點頭；相同的人在我上樓時和我一起擠進電梯；相同的廉價咖啡在壺裡默默等著我，這口污水顯然從開天闢地時起便存在於咖啡壺裡面了。一切都如此令人欣慰，出於感激我竟試著喝了一口那個咖啡，並在舌頭沾到的瞬間露出了相同的驚駭表情。啊，這種千篇一律的感覺給了我莫大的安慰。
可就在我轉身離開咖啡機的時候，一個物體擋住了我的去路。照理說我身後本該一個人都沒有，可這個人卻離我非常近，弄得我不得不猛地收住腳步——而我手裡那杯毒液不可避免地灑了出來，濺得襯衫前面到處都是。
「噢，見鬼。」那個物體說。我抬起頭，將視線從胸口滾燙的廢墟上移開。站在我面前的是卡米拉·菲格，法醫部的同事。她今年30多歲，為人正直，有點兒邋遢，平時沉默寡言，這會兒臉頰漲得通紅，似乎我看到她時，她總是這個樣子。
「卡米拉。」鑒於我這件襯衫相對很新，並且因為她而瀕臨報廢，我覺得我的語氣已經相當友好了。可如果說我這句話產生了什麼效果，那就是她的臉漲得更紅了。
「我真的很抱歉。」她磕磕巴巴地嘟噥道，像在找路逃跑一樣看了看左右兩邊。
「沒事兒，」我說，雖然事實並非如此，「跟喝相比，這咖啡穿在身上可能還安全點兒。」
「我不知道……什麼……你要……」她說著舉起手，大概是想把自己說的話從空中抓回去，要不就是想幫我把咖啡從襯衫上擦掉，然而她只是在我面前擺了擺手，低下頭。「非常抱歉。」說完，她跌跌撞撞地穿過走廊，繞過拐角走了。
我傻乎乎地眨了眨眼。一個新行為打破了過去的既定模式，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自己本來應該怎麼做。無意義地思考幾秒之後，我聳聳肩，隨她去了。我感冒了，沒必要在這種時候費力去搞明白卡米拉的怪異行為。假如我說錯了話或者做錯了事兒，可以說都是感冒藥的錯。我放下咖啡，走進休息室，努力從襯衫手中挽救一些殘餘的飲料。
我拿冷水擦了幾分鐘，污漬一點兒都沒見少，而且紙巾碎得破破爛爛，弄得襯衫上到處都是濕乎乎的碎紙屑。這咖啡可真令人驚嘆；也許它其實是某種顏料或織布染料——這就能解釋它的味道了。最後我投降了，盡我所能把襯衫擦乾，然後穿著半濕的髒襯衫離開休息室，走向實驗室，希望能從文斯·增岡那裡得到一些服裝上的同情。文斯為人向來熱情，而且對服裝很有見解。可惜我沒能得到去污方面的安慰與建議，反而走進了一個充斥我妹妹德博拉氣息的房間。她正跟在文斯身後到處走，顯然是在威嚇他什麼事兒，而後者一直在努力研究一個小證物袋裏的東西。
一個不認識的男人依牆站在角落裡，大約35歲，深色頭髮，中等身材。沒人介紹他，他也沒拿任何武器對準任何人，所以我就這樣從他身邊走過去，進入實驗室。
黛比抬眼看看我，送來我期待的愛的問候。「你他媽去哪兒了？」她問。
「去上交際舞課了，」我說，「這周我們打算練探戈，你要來看看嗎？」
她馬上擺出一張臭臉，搖了搖頭。「過來，把這弱智換下去。」她說。
「太好了，現在我成弱智了，」文斯朝我點點頭，抱怨道，「你瞧見自己有多聰明了吧，西蒙尼·勒格雷[註]中途就叫你抬屁股滾了。」
[註]西蒙尼·勒格雷（Simone Legree）：《湯姆叔叔的小屋》裡一位殘忍的種植園奴隷主。
「如果只是中途的話，我知道你為什麼心煩了。」我說。「我可以假設馬蒂·克萊因的案子有進展了嗎？」我禮貌地問黛比。
「那正是我在全力調查的事情，」德博拉回道，「但如果擦屁股紙不能把屁股擦乾淨，我們就永遠不會知道結果。」
我這才發現今早黛比與文斯似乎一直都在強調「屁股」，我可不喜歡用這種方式開始新的一天。但我們都需要在職場上展現出包容，所以我就隨它去了。「你們發現什麼了嗎？」我問。
「只有一張見鬼的包裝紙，」文斯說，「在克萊因那輛車的地板上找到的。」
「某種食物的包裝紙。」角落裡的陌生人說道。
我看看他，然後揚起一邊眉毛看向德博拉。後者聳聳肩。
「我的新搭檔，」她說，「亞歷克斯·杜瓦蒂。」
「哦，」我對那人說，「幸會幸會。」
杜瓦蒂聳聳肩。「嗯，你好。」他說。
「哪種食物？」我問。
德博拉磨了磨牙。「我正查呢，」她說，「要是我們能知道他死前在哪兒吃飯，就有希望派人盯住那裡，說不定能找到這個傢伙。」
我邁步走到文斯身邊，後者正在輕輕撥弄證物袋裏那團油膩的白蠟紙。「全是油，」他說，「上面應該能有指紋，我想先找找看。按標準流程。」
「蠢貨，我們已經有克萊因的指紋了，」德博拉說，「我要找兇手。」
塑料證物袋上黏了些凝固的油脂，泛著淡淡的醬色。儘管我不經常手拿食品包裝紙，不足以百分百確定，但那東西看起來確實很眼熟。我彎腰打開袋子，仔細聞了聞。感冒藥總算弄乾了我的鼻子，袋子裡氣味濃重，絶對不會有錯。「墨西哥卷餅。」我說。
「為健康乾杯。」文斯說。
「你確定？」德博拉責問道，「那是墨西哥卷餅的包裝紙？」
「千真萬確，」我說，「我不可能認錯那些香料的氣味。」我拿起袋子，指出包裝紙角落裡一片黃色碎屑。「瞧那兒，那肯定是一片卷餅餅皮。」
「墨西哥卷餅，我的天，」文斯驚恐地說，「我們知道了些什麼？」
「什麼，」杜瓦蒂問，「塔可鐘[註]那種嗎？」
[註]塔可鐘（Taco Bell）：美國連鎖快餐店。
「包裝紙上應該有商標，不是嗎？」我說，「總之，我想那家店的包裝紙是黃色的，很可能是規模較小的快餐店，午餐車也有可能。」
「好極了，」德博拉說，「這種店邁阿密起碼有100萬家。」
「而且都賣墨西哥卷餅，」文斯非常建設性地補充道，「我是說，呸。」
德博拉看看他。「你他媽的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白痴，你知道嗎？」她說。
「不，我不知道。」文斯高興地回道。
「為什麼是墨西哥卷餅？」杜瓦蒂問，「我是說，誰他媽會吃墨西哥卷餅？就是，拜託。」
「也許他沒找到肉餡兒卷餅。」我說。
他一臉茫然地看著我。「肉餡兒什麼？」他問。
「你能查出來這東西從哪兒來的嗎？」黛比問，「你懂的，像是香料分析什麼的？」
「黛比，看在上帝的分兒上，」我說，「這就是一份卷餅。卷餅差不多都一個樣。」
「不，不一樣，」德博拉說，「這些卷餅殺了一個警察。」
「卷餅殺手，」文斯說，「我喜歡。」
「說不定是個巢穴。」我說。德博拉一臉期待地看著我，而我只能聳聳肩。「你知道，流言有時會傳得滿天飛，像是曼尼[註]的漢堡最好吃，希達爾戈的消夜全市最棒什麼的。」
[註]曼尼（Manny）：美國諾福克一家快餐店。
「是，可這是墨西哥卷餅，」文斯說，「我說真的呢。」
「好吧，也許因為它們很便宜，」我說，「或者做卷餅的女孩兒穿著繫帶式比基尼。」
「我知道一家這麼幹的午餐車，」杜瓦蒂說，「非常漂亮的一個女人，穿著一身比基尼。主要供應建築工地，生意做得很大，相信我，就靠彰顯她的乳房。」
「我簡直不敢相信你們這群渾球兒，」黛比說，「為什麼對話總是以『乳房』收尾？」
「並不總是，有時還以『屁股』收尾。」文斯顯然想把「屁股」再拉回對話中。我不禁懷疑這裡是不是安了台隱蔽攝像機，每次我們說出關鍵詞，滿臉假笑的遊戲節目主持人就會拿出一個獎品。
「我們可以到處打聽一下，」杜瓦蒂說，「看看有沒有其他警探在談論一個不錯的墨西哥卷餅店。」
「或者不錯的乳房。」文斯說。
德博拉沒搭理他，他真該對此感激不盡。「看看你們能從包裝紙上找到什麼。」說完，她轉身大步邁出實驗室。杜瓦蒂站直身子，朝我們點點頭，跟她一起走了。
我目送他們離開。接著文斯朝我眨眨眼，也匆匆走出房間，嘴裡好像在咕噥著什麼跟反應物有關的東西。一時間屋裡只剩我一個人坐在那兒。襯衫依然很潮，我非常生卡米拉·菲格的氣。她當時就站在我身後，從安全的角度來說她靠得實在太近了，我根本想不出任何貼那麼近的理由。更糟的是，我本該注意到有人離我暴露在外的後背那麼近。要知道對方可能是架著烏茲衝鋒槍的毒梟，或者手拿大砍刀的瘋狂園丁，或者其他任何與那杯不幸的咖啡一樣致命的東西。在你真正需要黑夜行者的時候，他在哪兒呢？如今我穿著濕襯衫坐在陰冷的實驗室裡，我相當確定這對我早已脆弱不堪的健康而言毫無幫助。彷彿要強調這一點似的，我感到一個噴嚏呼之欲出，差點兒沒趕在它爆發前拿紙巾摀住鼻子。感冒藥——呸，騙子。一文不值，與這悲慘世界裡其他所有東西一樣。
就在我逐漸融進那不斷滴下的黏液與自憐裡之前，我忽然想起我在辦公桌後面掛了一件乾淨的襯衫。為防工作時發生意外，我總會在手邊預備一件。我把衣服從衣架上摘下來穿上，再將濺上咖啡的濕襯衫捲起來塞進塑料雜貨袋，以便回頭帶回家。那件衣服很不錯，淺褐色的瓜亞貝拉襯衣，衣邊上還縫著銀色的吉他。或許麗塔知道一種魔術，能把那些污漬去掉。
再回實驗室時，文斯已經回來了。我們開始動工。儘管我們盡最大可能嘗試了所有能想到的檢測方法，視覺的、化學的、電子的，可惜什麼都沒找到。這想必會換來我妹妹臉上迷人的微笑。期間，德博拉給我們打了三次電話，對她來說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自製表現了。但我們真的沒有任何能告訴她的發現。我認為那張包裝紙出自一輛午餐車，極有可能曾裹著一張墨西哥卷餅，但我肯定不敢在法庭上對此斷言。
臨近正午時，感冒藥逐漸失效，我又開始打噴嚏了。我竭力無視它，可手拿紙巾捂著鼻子，真的很難完成高質量的實驗，所以最後我放棄了。「我必須離開這兒，」我對文斯說，「在我把鼻涕灑得證據上到處都是以前。」
「鼻涕可不會損壞墨西哥卷餅。」他說。
我一個人跑去機場附近的泰式餐館吃午餐。這可不是因為我一直盯著墨西哥卷餅舊包裝而覺得餓了，而是我向來堅信一大碗辛辣的泰國湯比其他任何東西更有助於戰勝感冒。喝完湯，我覺得自己全身的系統都在向外滲出不健康分子，迫使感冒穿過毛孔，回到它所屬的邁阿密生態圈中。我確實感覺好多了，因而稍微多給了一些小費。可剛走出門，走進午後的炙熱，一個巨大的噴嚏便在我的顱骨前方整個炸開，渾身的骨頭疼得好像有人用大力鉗奮力掐緊了我身上所有關節。
幸福是種幻覺——有時泰國湯也是。我投降了，去藥房又買了一些感冒藥。這次我吃了3片。回到辦公室時，鼻子與骨頭裡的痛楚總算稍微平息了一點點。不管是感冒藥還是湯的作用，我開始覺得自己或許可以對付白天可能會拋到我身上的日常痛苦了，畢竟我或多或少已經做好了迎接壞事兒發生的準備。然而什麼都沒發生。
午後餘下的時間一直平靜無事。我們繼續工作，用盡本領研究那團相當站不住腳的證據。等到這天結束時，我一無所獲，除了知道所有墨西哥料理增岡都不喜歡，不光是卷餅。「一旦吃了那玩意兒，我就會放臭屁，」他對我說，「這對我的社交生活太有負面影響了。」
「我都不知道你還有社交生活。」我將那塊餅皮碎屑放到顯微鏡下，妄想找到一些微小的線索，文斯則在檢查包裝紙上的一塊油斑。
「我當然有社交生活，」他說，「我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參加聚會。我找到一根毛。」
「那是什麼聚會？」我問。
「不，是油脂裡有一根毛，」他說，「聚會的話，所有聚會我都參加。」
「可能性太多了，」我問，「是人的嗎？」
「是，當然，」他說，「很多人。」
「我是問毛，」我說，「是人的頭髮嗎？」
他皺眉看著顯微鏡。「我猜是嚙齒動物的，」他說，「又一個我不吃墨西哥料理的理由。」
「文斯，」我說，「老鼠毛可不是墨西哥香料，那只是因為賣卷餅的午餐車很髒。」
「嘿，我不懂，你是美食家，」他說，「而我喜歡在有椅子的地方吃飯。」
「我可沒吃過那種卷餅，」我說，「別的呢？」
「桌子很漂亮，」他說，「還有用真的銀器。」
「油脂裡有別的東西嗎？」我問。我在心裡艱難地戰勝一種慾望，強忍住沒把拇指按進他的眼窩。
文斯聳聳肩。「就只有油脂。」他說。
我和卷餅碎屑這邊也沒交上好運。什麼都沒找到，只發現餅皮用了某種處理過的玉米，還添加了幾種無機化學物，估計是防腐劑。我們做了所有能在不破壞包裝紙前提下可以在現場做的測試，可惜沒發現任何重要信息。文斯的嘴皮子智慧也沒有奇蹟般地躍向更高水平，因此等到下班時，我的情緒並沒有緩和至穩定的開心狀態。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比我早上來時更糟了。我沒接德博拉發動的最後一波電話襲擊，鎖好證物，走向門口。
「你難道想去吃墨西哥卷餅？」走到門口時，文斯喊道。
「撅屁股自己滾。」我說。終究還是說了，假如說「屁股」真能有什麼獎品，那我理應露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