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斯頓又在日記本上寫下這麼一句話：
「如果真的有希望，這希望寄於普羅大眾的身上。」
的確，如果真有希望的話，這希望必定在普羅大眾的身上；因為只有那些佔大洋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被蔑視的大眾，才能產生力量摧毀黨的統治。想從內部推翻那個黨是不可能的。黨的敵人──如果確有任何敵人的話──沒有辦法結集在一起，甚至也沒有辦法互相一致。縱使傳說中的所謂「兄弟會」確實存在──事實上極可能確有其事──它的會員除了三三兩兩碰面外，也不可能成群聚集在一起。如果你眼光有異，音調略有變化，或者充其量一個偶然的耳語，都足以構成反叛的罪名。但普羅大眾卻只消能夠自覺擁有力量，就毋須結黨謀叛，他們只須挺起身來，像一匹馬搖動身體驅除烏蠅那樣就行了。倘若他們有決心，明天早上就可把黨擊成粉碎。他們是否遲早終必想到如此行事呢？然而……
他忽然想起有一天在一條擁擠的街路上行走的時候，聽見前面橫街發出幾百個人──女人──的喧鬧聲。那是一種憤怒和失望時從心底裡爆發出來的令人驚怕的呼喊聲，深沉而宏亮，就像不斷反響的鐘聲一樣。聽聞之下，他的心卜卜跳個不停。他在想，事情畢竟發動了！這是暴動！普羅大眾終於在怒號了！當他走近出事地點時，只看到兩三百個婦女雜亂地擁擠在街邊的市場，面露悲慘的神情，好像一隻沉船上絕望的乘客似的。可是就在這一剎那，她們的失望神情一變而為一陣三三兩兩的爭吵。原來事情發生在一家售賣洋鐵鍋的商店。那些只是單薄不堪的東西，但任何一種烹飪器皿都是不易購得的，現在竟出乎意外地有了供應，當然引起大家的搶購了。那些僥倖買到的婦女，在人叢中擠來擠去，想趕忙帶著洋鐵鍋溜走。向隅的女人就圍在店門前吵鬧，質問店中人為什麼厚彼薄此，並且指責暗中一定還藏著一些存貨。人堆頭突然又起了一些喧嘩聲。原來兩個肥胖的女人糾纏著爭奪一隻洋鐵鍋，其中一個竟給拉得披頭散髮，兩人搶奪一會，連得鍋柄也脫掉了。溫斯頓看到這種情形心中感到非常厭惡。但是他想到，僅僅幾百隻喉嚨發出來的嘶喊聲，只消片刻功夫，就已經形成幾乎令人驚怕的力量了！為什麼她們對於任何有些意義的事，就不能如此怒吼呢？
因此，他在日記本上寫下去：
「非等到他們成為有意識的時候，他們決不會造反；等到他們已經造反之後，才會變成有意識的。」
他想，這幾乎可能是從黨的教科書中抄下來的。當然，黨曾經自稱已經把普羅大眾從奴役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黨方說：在革命以前，他們曾經受過資本家的可怕壓迫，他們曾經遭遇過饑餓和鞭撻，婦女被迫開取煤礦（事實上婦女目前仍在煤礦中操勞役），兒童在六歲時就被賣給工廠當學徒。但同時根據「雙重思想」的原則，黨卻這樣的教導：普羅大眾是天生劣種，必須用一些簡單的規則使他們像禽獸一樣馴服。實際上黨員們對普羅大眾的情形並不知道清楚。知道得多些是沒有必要的。只要他們繼續不斷地工作和生兒育女，其他的一切活動是無關重要的。讓他們自己像阿根廷平原上散放著的牛群，過著一種對他們似乎很自然的生活方式。他們在貧民窟裡出生長大，十二歲便開始勞動，經過一段短暫而充滿性慾的歲月後，二十歲就結婚，三十歲到了中年，大多數到六十歲就死了。他們心中想到的是沉重的體力勞動、對家庭和孩子的照料、鄰居之間的小爭執、電影、足球、啤酒、尤其是賭博。控制他們並不難。只消派一些思想警察密探時常混在他們一起，散播捏造的謠言，再把那些認為可能引致危險的份子幹掉就行了。黨並不企圖給他們思想訓練。對於普羅大眾，不必要求他們都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只要他們懷有原始的愛國心，使他們能夠隨時接受增加工作時數或減少配給量的命令就夠了。即使他們表示不滿現實──他們有時確曾有此表示──但他們的不滿也是不著邊際的，因為他們缺乏一般的觀念，只能把怨訴放在一些無關痛癢的小事上。比較大一些的壞事他們是看不到的。絕大多數普羅大眾的家庭裡，甚至連電視幕也沒有。甚至普通警察也很少干涉他們。倫敦是各種罪犯的淵藪、竊賊、盜匪、娼妓、毒販、什麼壞蛋都有；但因為這些罪行都發生在普羅大眾中間，所以是無關重要的。在一切道德問題方面，他們是被准許遵依舊習的。黨的「性嚴格主義」並不適用於他們身上。雜交不受處罰，離婚亦獲准許。因此，如果普羅大眾曾表示需要的話，即使宗教崇拜也被准許的。他們不配被懷疑。黨有這麼一句口號：「普羅大眾和禽獸可以自由。」
溫斯頓的靜脈潰傷又在發癢了，他彎下身體小心謹慎地抓了幾下。你常常想到的就是實在無法知道革命以前的生活確實是怎樣的。他從抽屜裡拿出一本從巴爾生太太那裡借來的兒童歷史課本，把其中一段照抄在日記本上：
「舊時，在光榮的革命以前，倫敦並不是一個像今日我們所知這樣美麗的城市。那時候它是一個黑暗、骯髒、可哀的地方，任何人不得一飽，無數的窮人赤足無履，露天睡覺。比你們年紀還小的兒童，就必須替他們的殘暴的主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工人緩慢即受鞭撻，吃的東西只是腐爛的麵包皮和水。然而在這些極度貧困的景況中，卻有一些華麗的高樓大廈，住在裡面的富人受到多至三十名的僕人的侍候。這些有錢人叫做資本家。他們都是又胖又醜陋，一面孔凶相，正像下一頁那張畫像一樣。你看，他穿著一件長長的叫做禮服的黑色外衣，戴著一頂奇怪而發光的、形如煙囪的叫做禮帽的帽子。這就是資本家的服裝，其他的人一律不許穿戴。資本家擁有世界上的一切財產，其他的人都是他們的奴隸。他們擁有所有的土地、房屋、工廠和錢財。如有人不服從他們，他們就把他關入監獄，或者革除他的職務，使他餓死。當一個普通平民和資本家談話的時候，他必須畏縮地鞠躬，除下帽子，稱他為『大人』。所有資本家的頭目叫做皇帝……」
他懶得再看下去，因為他料想到總是那一套。你怎能指出其中有幾許是謊言呢？一般人的境遇「可能」真的比革命以前好了些。唯一相反的證據，就是你自己內心的無言抗議，你本能地必然感覺到你目前的生活情形不堪忍受，從前的生活情形一定不是如此的。他想到目前生活的真正特質，不是它的殘酷和不安，而是赤貧、黑暗、沒有生氣。只要你向周圍的情形仔細看看，就會發覺目前的生活不僅和電視幕發出的謊言完全不同，甚至和黨力圖謀致的理想也完全不同。
他彎下身體再抓抓他的腳踝。電視幕日以繼夜地播出刺耳的統計數字，說什麼今日的人民比五十年的人民有更多的糧食啦、衣服啦、更好的房屋啦、更好的娛樂啦；還說什麼壽命更長啦、工作時間已經縮短啦、長得更高大健康快樂聰明啦、受到更好的教育啦。其中沒有一個字能證明確實與否。舉例說，黨自稱今日識字的成年普羅大眾已達百分之四十，還說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黨稱嬰孩死亡率現在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戰前達千分之三百云。這些說法就好像是一個方程式的兩個未知數。
一切的一切都如墮霧中。過去已被抹殺掉，被抹殺的事物也早給遺忘了，因此謊言就變成了真理。他生平只有過一次，抓到了一項證明虛偽的明確證據。他曾經把那個證據在指縫裡挾了三十秒鐘。為時大概在一九七三年，無論如何大約是在他和凱賽琳分開的那時光。然而實際有關的日期卻還要早七、八年。
事情發生於六十年代的中期，正是大舉清算的時期，所有革命元老都給一下子清算掉了。到了一九七○年，除「老大哥」自己一人外，已無一人留存。其餘的都以叛國和反革命罪被處決了。高斯登逃亡隱居，沒有人知道他現在躲在那裡。一小部份就此失蹤，大多數人則在經過公審坦白之後全被槍決。最後的倖存者中有三個人，名字叫做莊斯、亞朗生和魯式福。他們三人是在一九六五年被捕的，和通常的情形一樣，不知蹤跡一年多，然後又以通常的自我檢討的姿態出現。他們供認曾以情報供給敵國（當年的敵國也是歐亞國），盜用公款，謀殺得寵的黨員，在革命前很久就陰謀推倒「老大哥」的領導地位，並從事破壞活動，數十萬人因此而招致死亡。經過坦白後，他們即獲釋放，重新恢復黨籍，並擔任事實上只是虛職但聽起來卻很重要的職位。三人都寫了冗長卑賤的文章，刊載於「時報」，分析他們叛黨的原因，並且保證改過自新。
他們獲釋後不久，溫斯頓曾在栗樹咖啡座看到過他們。他還記得當時他驚恐而幻惑地用眼角斜睨著他們。他們的年紀比他老得多，看上去是舊時的遺老，幾乎是黨的英勇的早期所遺留下來的最後幾個大人物。雖然當時他對於過去的事實和年月已經日趨模糊，可是他總覺得他知道他們的姓名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更早許多年。但他們卻又是罪犯和敵人，註定終必在一、兩年內被清除掉。任何人凡是曾經一度落入思想警察手裡的，結果終逃不了。他們實際上是等待重新送進墳墓裡去的屍首。
他們鄰近的桌子，沒有人敢坐下去。即使被人看見在這種人附近，也是不智之舉。他們沉默地坐著，面前放著幾杯這咖啡座特製的帶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這三個人裡面，魯式福給溫斯頓的印象最為深刻。魯式福一度曾是著名的漫畫家，在革命以前和革命期間，他的漫畫對激勵民意大有貢獻。隔了很久，甚至在目前，他的漫畫又再出現於「時報」上。筆觸完全模倣舊時的作品，但人們覺得奇怪的是，那些漫畫已一無生氣，而且不能令人信服。它們往往只是舊題新作，大都只畫上一些貧民窟、饑餓的兒童、巷戰、戴著大禮帽的資本家。魯式福是一個面貌異乎尋常的人，長著一頭油膩的灰色長髮，面頰肥厚下垂，皮膚高低不平，嘴唇也很肥厚。年輕時他一定非常壯健，可是他現在又高又大的身軀已經衰頹了。
那是下午三時咖啡座最冷落的時光。溫斯頓現在已經記不起那一次他為什麼會在那個時刻到那裡去的。座上客寥寥可數。那三個人一無動靜地坐在壁角落裡，大家不發一言。侍役給他們換上幾杯杜松子酒。他們旁邊桌上放著一個棋盤，棋子散置在盤上，可是他們並不在下棋。這時電視幕播出一段歌聲：
在枝葉茂繁的栗樹下，
我出賣了你，你也出賣了我；
那裡躺著的是他們，這裡躺著的是我們，
在枝葉繁茂的栗樹下。
那三個人一點也沒有什麼昂奮的表示。然而當溫斯頓再看魯式福一眼時，他看見魯式福的眼眶裡充滿了淚珠。他首次注意到亞朗生和魯式福兩人的鼻子都是破裂了的，他內心覺得一陣抑制不住的顫抖，但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的激動。
不久以後，他們三人再次被捕。據說他們在上次獲釋那時候起，又進行了新的反叛陰謀。第二次公審時，他們除了再次招認一切舊有的罪名外，還招認了一連串新的罪名。他們這一次終於被處決了。他們的收場詳載於黨史內，作為給後者的誥戒。大約過了五年以後，時為一九七三年的某一天，當溫斯頓正在辦公室內拆閱從氣傳管送下來的一卷公文時，突然看到了一張零碎的紙，那張紙顯然是上司夾在其他紙張裡以後忘記拿出來的。溫斯頓撫平了那張紙後，才發現到其中含有的重要意義。原來那是從大約十年前出版的「時報」上撕下來的半張舊報，是上半頁，因此日子也在上面。他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幀當時在紐約召開黨大會的全體代表的合照。照片的正中赫然是莊斯、亞朗生和魯式福三人。這無論如何是不會有錯的，因為照片說明上寫著他們的名字。
關鍵在這裡：據他們三人在前後兩次公審時招認，那一天他們是在歐亞國境內，他們從加拿大某秘密機場乘機飛往西伯利亞某約會地點，和歐亞國參謀本部的要員們會議，把重要的軍事秘密出賣給他們。這裡只有一個可能的結論：那三個人的供詞根本也是謊言。
當然，這本質上並不是一項新奇的發現。甚至在那個時候，溫斯頓也有點不相信那些被清算的人確實犯過他們被控告的罪。現在他拿到了具體的證據。如果有一天能把它向全世界公佈，讓全人類明白它所含有的重要意義，實足以把那個黨擊成粉碎。
那時候他正在埋頭工作。當他一發現舊報紙上那幀照片和它所含有的意義時，他立刻用另外一張紙把它蓋住了。幸而當他打開那張舊報紙時，印著照片的一面是向下的，因此沒有給電視幕攝進去。
他拿起放在膝蓋上的草稿簿，再把椅子往後推，儘可能離開電視幕遠一些。做出泰然自若的神情並不難，甚至呼吸也是能夠控制得住的，只要用一些力就行了；可是你卻不能控制你的心跳，精巧的電視幕是會發覺得出的。這一陣間他真是痛苦非常，他害怕會發生什麼意外──例如突然一陣風吹過他的桌子──那就什麼都完了。於是他趕緊把那張舊報紙連同其他廢紙一起丟到「記憶洞」去。一分鐘內，那張舊報紙或許早已燒成灰燼了。
那已是十年或十一年以前的事了。如果事情發生在今天，他或許早已把那些照片保存下來。奇怪的是，曾經用自己的手指拿過那張照片這一件事，在他看來現在已有不同，因為那張照片本身以及它所顯示的事實現在已經變成只是一項回憶罷了。他想：黨對於過去的掌握實在是不夠強的，否則一項不再存在的證據怎會曾經一度出現呢。
然而到了今天，即使那張照片能從灰燼中復原，也不可能再成為證據的。當他發現那張照片的時候，和大洋國作戰的早已不是歐亞國了，那三個死了的人所勾結的可能是東亞國的間諜。那三個死人的口供很可能已被三番四覆地重寫，以致原來的事實和日期不再具有絲毫的意義。過去不僅被改變，而且不斷被改變著。他不明白「為什麼」黨要作出這麼大的哄騙。捏造過去可以得到眼前的利益，這是顯然的；但終極的動機何在，卻是不可思議的。
他提起筆在日記本上又寫了一行字。
「我知道『怎樣』，但不明白『為什麼』。」
他撿起那本兒童歷史教科書，注視著封裡印著的那幀「老大哥」的畫像。畫像那雙催眠的眼睛盯視著他，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壓逼著你似的，貫穿你的腦殼，痛擊你的腦髓，恐嚇你要你忘對記一切，要你幾乎否定你的感官。最後，黨將會宣佈二加二不是四，而是五。你必須相信這是的。他們遲早必然會作此宣佈，因為他們的邏輯需要這樣做。他們的哲學不僅暗示否定經驗的效力，而且對客觀的現實也是否定的。各種異端的邪說是普通的常識。令你覺得可怕的事，並不在於因為你有相反的想法而他們將會殺掉你；可怕的是他們可能是對的。因為，到底我們怎會知道二加二等於四？怎會知道地心是有吸力的？怎會知道過去是不變的？如果過去的事和客觀的現實只存在於自己的腦海裡，而腦的本身又可以控制得住的話，那又怎樣的？
可是不！他的勇氣突然自動變得堅強起來。並非是由於任何明顯的聯想，奧布林的面孔不期然湧現在他的腦海裡。他知道，比以前更確切地知道，奧布林是和他站在一邊的。他現在寫日記是為了奧布林──是寫給奧布林看的。這日記就好像是一封冗長而無窮盡的書信，沒有人將會讀到它，而它是寫給某一個獨特的人看的。
黨要你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這是他們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命令。他想到了那股強大的力量列陣對著他，想到了黨內知識份子很易在辯論中推翻他，想到了他將不能瞭解的辯論──當他想到這些問題時，他的心感覺沉重起來。然而他是在對的一方！他們是錯的，而他卻是對的。真理是真實的，真理必須堅持！真實的世界是存在的，它的法則永不改變。石硬水濕，地心有吸力。他懷著向奧布林闡述一項重要真理的心情，在日記本上寫道：
「自由就是能夠自由地說二加二等於四。這一點如能獲得確認，其他的一切就能一一領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