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我繞過街角，往南走過一個街區，來到第十大道一家讓人很難描述的酒館。我記不住它的名字，也無法肯定它確實有個名字。人們可以稱之為「通往戒酒所的最後一站」。
吧檯前兩個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對飲。一個四十多歲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檯另一頭一邊看報，一邊呷著八盎司酒杯裡的紅酒。酒保瘦骨嶙峋，身著T恤和牛仔褲，正盯著一台小黑白電視看，音量開得極小。
德金和我找了張桌子，我去吧檯拿我們的飲料。他的是雙份伏特加酒，我的是薑汁汽水。我把它們端回我們的桌子，他瞅瞅我的薑汁汽水沒作聲。這汽水看起來很像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水，顏色差不多。
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說：「哇，上帝，真管用。它確實管用。」
我沒吭聲。
「你之前問什麼來著。我們下一步做什麼？你自己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嗎？」
「也許能。」
「我讓我姐新買一台電視機和打字機，再在門上多加幾把鎖，不必費事去報警。達基嫩的案子我們下一步做什麼？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猜到了。」
「我們知道是誰殺了她。」
「錢斯嗎？」
他點點頭。
「我覺得他的不在場證據看上去無懈可擊。」
「哦，就像金邊證券一樣可靠，跟被海關扣存的酒一樣穩妥。那又怎樣？他仍有可能作案。給他提供不在場證明的那些人都能為他撒謊。」
「你認為他們在說謊？」
「那倒不是，但我也不敢保證他們沒說謊。不管怎樣，他還可以買兇殺人。我們談過這一點。」
「沒錯。」
「如果是他幹的，他已經脫罪了。因為我們找不出他那些不在場證據的漏洞。如果他買兇殺人，我們也找不出他雇的那個人。除非我們走運。你知道，有時事情真會如此。運氣從天而降。有人在酒吧漏了口風，某個跟他結怨的人把話傳了出去，忽然之間，我們掌握了以前不知道的情況。可即便如此，離把案子整合起來去起訴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況且，我們也不打算在這個案子上花太多精力。」
聽他這麼說我並不驚奇，但不免心裡一沉。我拿起薑汁汽水，呆望著它。
他說：「我這一行一半是要看成功概率。只辦有機會成功的案子，其餘的放到一邊涼快去。你知道這座城裡謀殺率有多高嗎？」
「我知道越來越高。」
「這還用說嗎。逐年增長。各類案件都在逐年攀升，除非我們把一些不那麼嚴重的案件忽略不計，因為人們懶得報案。就像我姐的入室盜竊案。有個無賴跑進你家，結果你只丟失一些錢財。哦，媽的，何必大驚小怪呢，是不是？你還活著就萬幸了。回家祈禱感恩去吧。」
「那金·達基嫩——」
「去他的金·達基嫩吧，」他說，「這麼個愚蠢的小婊子大老遠地跑一千五百英里來賣身，把錢交給黑鬼皮條客，誰在乎是否有人把她大卸八塊？我是說，她為什麼不待在該死的明尼蘇達州？」
「是威斯康星州。」
「我是說威斯康星。但她們大部分都來自明尼蘇達州。」
「我知道。」
「謀殺案過去大約是一年一千起，每個區每天三起。那似乎已經很高了。」
「夠高的了。」
「可現在是那時的兩倍。」他身子前傾，「但那沒什麼，馬修。大部分謀殺案是夫妻間出了問題，或是兩個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個把另一個射死，第二天卻忘得一乾二淨。這種案子的比例一直沒變，跟以前一樣。有所改變的是謀殺陌生人的案件，凶手和被害者互不相識。那種案件的比率表明你的家居環境是否危險。如果只看謀殺陌生人的案件，把其他案件撇到一邊，把謀殺陌生人的案件畫出一個表格，那比例像火箭一樣往上直衝。」
「皇后區有一個拿弓箭的人，」我說，「隔壁的鄰居用點三八手槍把他射死。」
「我看到那條新聞了。跟一條選錯草坪屙屎的狗有關？」
「差不多是這樣。」
「哦，圖表上不會有它的。那兩個傢伙相互認識。」
「沒錯。」
「但都是一回事。人們總是相互殘殺。他們甚至都不停下來考慮考慮，就貿然動手。你離開警界多久了，兩三年？我跟你說，現在比那時要糟得多。」
「我相信。」
「我是說真的。外面簡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獸都全副武裝。人人有槍。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裡有多少人帶槍嗎？那些誠實居民，他們現在必須帶槍防身，所以他們都買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殺，或殺死老婆、鄰居。」
「還有個傢伙用弓箭。」
「什麼都一樣。但誰會告訴他不要買槍呢？」
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輪手槍的武裝帶。
「我必須帶這個，」他說，「這是規定。但我告訴你，我不會不帶槍就到處走動的，我會覺得像沒穿衣服。」
「我過去也跟你一樣。你慢慢會習慣的。」
「你什麼武器都不帶？」
「對。」
「一點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檯拿飲料，伏特加給他，薑汁汽水給自己。
我端著飲料回座位後，德金把酒一飲而盡，然後就像漏氣的輪胎一樣嘆氣。他攏起雙手，點燃一根香菸，深深吸了一口，然後又像急於擺脫它似的噴了出去。
「這個該死的城市，」他說。
它無可救藥，他說，然後開始告訴我到底有多無可救藥。他曆數整個司法系統的變化，從警察到法庭再到監獄，說它們如何一無是處，如何日漸衰退。你無法逮捕犯人，無法給他定罪，最後也無法把那個狗娘養的關在牢裡。
「監獄滿員了，」他說，「所以法官不願判刑太久，假釋部門又提前放人。地區檢察官拿減刑作為交換條件讓犯人認罪，然後辯護律師又把這些罪行辯成無罪。因為法庭日程表排得過滿，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護被告權益，就連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讓人辨認都會被反咬一口，因為你沒得到他的許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權。與此同時，警察也日漸減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萬人。街上少了一萬名警察！」
「我知道。」
「賊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還會奇怪上街為什麼這麼不安全嗎。你知道嗎？這個城市崩潰了。沒錢付給警察，沒錢讓地鐵繼續運營，沒錢做任何事。整個國家正在漏錢，錢都落在那些該死的阿拉伯人手裡。那些可惡的傢伙用石油換走了卡迪拉克，我們這個國家全毀了。」他站了起來，「輪到我買了。」
「不，我來買。我可以報帳。」
「對了，你有了一個客戶。」
他坐下來。我端著同樣的飲料回來，他問：「你到底喝的什麼東西？」
「薑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麼不來點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
聽到這句話，他的灰眼睛盯著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聲把杯子放回到破舊的木桌上。
「你的主意不錯，」他說，我以為他指的是薑汁汽水，哪知他的話題已轉，「辭職。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樣？我只想再幹六年。」
「然後就幹滿二十年了？」
「然後就滿二十年了，」他說，「我就能拿到養老金了，然後我就他媽的一走了之。離開這個工作，離開這座該死的城市。佛羅里達，得克薩斯，新墨西哥，找個溫暖、乾燥、清潔的地方。噢，佛羅里達不行，我聽說那兒到處是該死的古巴人，那兒的犯罪率跟這兒不相上下。再說那兒又是毒品轉運站。還有那些瘋狂的哥倫比亞人。你知道他們吧？」
我想起了羅亞爾·沃爾登。
「我認識的一個傢伙說他們還好，」我說，「他說你不騙他們就行。」
「你肯定不敢騙他們。你看到長島那兩個女孩的新聞了嗎？應該是六個月、或八個月之前的事了。姐妹倆，一個十二歲，一個十四歲，人們在一家廢棄加油站的儲藏室裡發現了她們，雙手反綁，頭部各中兩槍，用的是小口徑手槍，我想是點二二口徑的，但誰在乎呢？」
他把餘下的酒喝光：「嗯，案子很離奇。沒有強暴，什麼都沒有。像是私刑，但誰會處決兩個十來歲的姐妹呢？嗯，結果案子不查自明，因為一個星期之後，有人闖進她們家殺死她倆的媽媽。我們在廚房發現她，晚餐還在爐子上呢。知道嗎，這一家是哥倫比亞人，父親從事毒品買賣，那是當地除走私翡翠以外最主要的營生了——」
「我還以為他們種了很多咖啡呢。」
「那也許只是幌子而已。我說到哪兒了？關鍵是，一個月之後，那個父親死在哥倫比亞的首都。他騙了某人後逃之夭夭，最後他們在哥倫比亞逮到他，但他們先殺了他的老婆孩子。瞧，哥倫比亞人，他們另有一套規則。你耍他們，他們殺的不只是你。他們滅你滿門。孩子，無論幾歲，都難逃一死。就連你養的小貓、小狗，熱帶魚也不放過。」
「上帝。」
「黑手黨一向顧及家人。殺掉你時，他們甚至精心安排以確保不讓你的家人看到慘狀。現在，我們的這些罪犯專殺全家。不錯吧？」
「上帝呀。」
他雙手撐著桌子站了起來。
「這一輪我付錢，」他宣佈，「我不用皮條客的錢給我買酒。」
回來後，他說：「他是你的客戶，對吧？錢斯？」我沒答話，他說：「嗯，媽的，你昨晚見了他。他想要見你，而你現在有了一個客戶，你不想說出他的名字。二加二等於四，對不對？」
「我不能告訴你怎麼去加。」
「假設我是對的，他就是你的客戶。這只是為了便於討論。你也不算透露內情。」
「好吧。」
他探著身子。
「他殺了她，」他說，「那他為什麼還要雇你調查呢？」
「也許他沒殺她。」
「噢，肯定是他幹的。」
他擺擺手，揮掉了錢斯無辜的可能性。
「她說她要離開他，他說可以，第二天她就死了。算了吧，馬修。那是確定無疑的。」
「那我們回到你的問題上來。他為什麼雇我？」
「也許是靠這個脫罪。」
「怎麼脫罪？」
「也許他認為如果雇了你，我們就會認為他肯定是無辜的。」
「但你根本沒那麼認為。」
「沒錯。」
「你認為他真會那麼想？」
「我怎麼知道某個吸毒的黑鬼皮條客想些什麼？」
「你認為他吸毒？」
「他總得把錢花在什麼上吧，是不是？他不會用來去付鄉村俱樂部的會費，或是在慈善舞會上買個專席吧。我來問你點問題。」
「問吧。」
「你真以為他有可能沒殺她？沒陷害她或僱人殺她？」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
「為什麼？」
「首先，他雇了我。而那不會讓他脫罪，因為我們又能給他定什麼罪呢？你已經說過，根本無法給他定罪。你正準備把這個案子擱置起來，去辦別的案子。」
「他不一定知道這些。」
這一點我暫且不談。「從另一個角度看，」我提議，「假設我從沒給你打電話呢。」
「什麼時候的電話？」
「我打的第一個電話。假設你不知道她要跟她的皮條客決裂。」
「如果沒從你那兒獲得這個消息，我們也會從別處得到。」
「從哪兒？金死了，錢斯不會主動提供信息。我敢肯定世上沒有其他人知道。」
除了伊萊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牽扯進來。
「我認為你不會知道這個信息的。不管怎樣，不會馬上知道。」
「那又怎樣？」
「那樣的話，你會怎麼看待這樁謀殺案呢？」
他沒有馬上回答，低頭看著他快空了的酒杯，兩條垂直的紋路弄皺了他的前額。
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會怎麼定位這樁謀殺案呢？」
「就像你打電話前我們下的結論。精神病幹的，你知道嗎？我們不許再這麼稱呼他們了。大約一年前上頭下的令。今後我們不能稱他們為精神病。我們得稱之為EDP。」
「什麼是EDP？」
「情緒失常者（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中央大街某個混蛋閒得沒事想出來的。這個城市擠滿了瘋子，而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倒是如何稱呼他們。我們不想傷害他們的自尊心。不，我認為是精神病幹的，開膛手傑克的現代版。打個電話招來妓女，然後把她剁碎。」
「如果真是精神病幹的呢？」
「你應該很清楚。你希望自己能有足夠的運氣獲得實質性證據。在這個案子中，指紋沒多大幫助，那是個人來人往的旅館房間，有上百萬個模糊指紋，你無從查起。要是有一個大血指印就好了，你知道那非凶手莫屬，但我們沒這個運氣。」
「就算你們運氣好——」
「就算我們運氣好，只有一個指紋也無濟於事。除非你手頭有個嫌疑犯。你無法單憑一個指紋就讓華盛頓通緝全國的。他們會說你總會蒐集到足夠證據，但是——」
「多年來他們一直這麼說的。」
「永遠不可能。就算可能，到時我也幹滿餘下的六年，到亞利桑納州養老去了。如果沒有可以順藤摸瓜的實質性線索，我想我們就得等那個瘋子再次作案了。再做幾個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他總會出現紕漏，你就能逮到他，然後把他跟銀河旅館的一些指紋相對照，然後就可以結案了。」
他把酒喝乾：「然後他討價還價，認個過失殺人罪，最多三年就出來了，繼續作案，但我不想重來一次。我向上帝發誓再也不想重來一次了。」
下一輪是我請。起初他覺得用皮條客的錢喝酒有失體面，但正是這些酒似乎又使他忘卻了這一點。他已現醉態，但你得會看才能看得出來。他眼光呆滯，與之相配，舉止也顯遲鈍。他談話的方式是典型的醉鬼模式，像是兩個醉鬼在禮貌對話，而實際上是在自言自語。
如果跟他喝得一樣多，我是不會注意到這些的。但我是清醒的，酒在他身上一起作用，我就覺得我們之間的鴻溝急遽擴大。我盡力把話題鎖定在金·達基嫩身上，但總是辦不到。他想要談論紐約所有的弊端。
「你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嗎？」他身子前傾，壓低嗓音，好像此時酒吧裡並非只有我們兩個顧客似的，其實只剩我們和酒保了。「我告訴你問題出在哪裡。是黑鬼。」
我沒吭聲。
「還有拉丁美洲雜種。是黑人跟拉丁美洲人。」
我提到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馬上反駁。
「聽著，別跟我說這些，」他說，「以前跟我搭檔很久的一個傢伙，他叫拉里·海恩斯，也許你認識他——」
我不認識。
「——他人很好，我能把命交到他手上。媽的，我確實曾經把命交到他手上。他黑得像煤炭一樣，無論警局內外，我都沒碰到過比他更好的人。但這跟我說的毫不相干。」他用手背抹抹嘴，「瞧，」他說，「你乘過地鐵嗎？」
「迫不得已的時候。」
「嗯，媽的，如果有其他選擇的話，誰都不會乘地鐵的。地鐵是整個城市的縮影，設備動不動就壞，車廂裡到處都是骯髒的噴漆，一股尿騷味。警察對那兒的犯罪無能為力，但我要說的是，媽的，我上地鐵四處一看，你知道我到了哪裡嗎？我到了他媽的國外。」
「什麼意思？」
「我是說他們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是東方人，我們現在又多了好些中國移民，還有韓國人。韓國人現在可是傑出市民了，在城裡開起一家家出色的蔬菜市場，他們一天幹二十個小時，把孩子送進大學，但那全是陰謀。」
「什麼陰謀？」
「噢，媽的，聽上去很無知、很偏執，但我就是忍不住這麼想。以前這是白人的城市，現在我總覺得自己是這裡最後的白人。」
長時間的沉默。
然後，他又說：「他們現在在地鐵裡吸菸。你注意到了嗎？」
「我注意到了。」
「過去從沒有過。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鐵裡點煙。現在，咱們的中產階級也在地鐵裡點煙，然後噴雲吐霧。就是最近幾個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麼開始的嗎？」
「怎麼開始的？」
「記得一年前嗎？一個傢伙在PATH線地鐵裡抽菸，那兒的一個警察讓他把煙熄掉，那傢伙拔槍就把他打死？記得嗎？」
「記得。」
「就從那兒開始的。只要看過那條新聞，不管是誰，警察還是平民，都不會貿然告訴過道對面的傢伙熄掉他那該死的煙。於是，有些人就開始抽菸，無人敢管。然後更多的人開始抽菸，連發生入室盜竊這樣的大案都無需浪費時間報案，誰還會去管在地鐵裡抽菸的事兒？執法不嚴，人們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皺皺眉，「但想想PATH線地鐵的那位警察。你願意像他那樣去死嗎？叫別人熄掉煙，然後砰的一聲，就一命嗚呼了。」
我發現自己開始跟他講起盧·魯登科的母親，由於她的朋友給她撿回一台不該撿的電視機而被炸死。
於是，我們開始輪流講起恐怖故事來。他提到一個社工人員被騙上一棟公寓的頂樓遭強暴多次後，被推下樓摔死。
我記起一條新聞，說一個十四歲的男孩被另一個同齡男孩槍殺。他們彼此並不相識，凶手聲稱被害人嘲笑了他。
德金談到好幾起虐待兒童致死的案件，還有一個男人悶死他女朋友的女嬰，因為他厭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電影都得出錢僱人看孩子。
我提到格雷森區的那個女人，她在衣櫃那兒掛衣服時被流彈打死。
我們的對話頗有點比拚的味道。
他說：「市場自認為找到瞭解決辦法。死刑，重新啟用黑色大電椅。」
「你認為這行得通嗎？」
「無疑，公眾需要它。它至少有一個功效是你無法否認的。電死一個混蛋，你至少知道他以後不會再犯。媽的，我就投票贊成。把電椅拿出來，用電視轉播他媽的行刑過程，插些廣告，賺幾個錢，多雇幾個警察。你想知道一件事嗎？」
「什麼事？」
「我們有過死刑，但處決的不是殺人犯，而是普通人。普通人被殺的概率比殺人犯上電椅的概率還大。我們一天有五、六、七次死刑呢。」
他提高了嗓門，現在酒保也在聽我們的談話。我們已經把他從他的電視節目上吸引過來了。
德金說：「我喜歡那個電視機爆炸的故事。不知我怎麼會錯過那條新聞的。你覺得自己什麼都聽說過了，但總有新的出現，是不是？」
「我猜是吧。」
「光這個城市就有八百萬個故事，」他拉長聲音說，「你記得那個節目嗎？幾年前電視上播過。」
「我記得。」
「每次節目結束時他們都說那句台詞，『在這個城市裡有八百萬個故事。這只是其中之一』。」
「我記得。」
「八百萬個故事，」他說，「你知道這城裡有什麼嗎，這個他媽的城市的大糞池裡有什麼？有八百萬種死法。」
我把他弄出酒吧。在外面夜晚清涼的空氣中，他陷入了沉默。我們繞過兩個街區，最後來到離警察局不遠的路口。他的車是一部水星車，已有些年頭。車角有點坑坑窪窪。車牌前頭的字母明示他是警察，該車是用來辦案的，不要開罰單。一些經驗豐富的混混也能認出這是警車。
我問他能否駕車。他不太喜歡這個問題。他說：「你是誰，警察嗎？」然後想到這句話實在荒謬，便又笑了起來。他靠在打開的車門上保持平衡，笑得前仰後合。「你是誰，警察嗎？」他說，吃吃笑個不停，「你是誰，警察嗎？」
那種情緒像電影裡的快鏡頭一樣一閃而過。有一刻，他嚴肅冷靜，眼睛眯著，下巴翹起來像牛頭犬。「聽著，」他說，聲音低沉而生硬，「別這麼高人一等，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說什麼。
「你這個自命清高的混蛋。你比我好不到哪兒去，你這個狗娘養的。」
他把車倒出開走。就我目光所及，他似乎開得還不錯。我希望他無需開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