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艾伯決定把魚借給貝克和查理，這樣他們兩個人就可以編織漁網了。這種商業貸款是資本的最佳用途，因為這樣可以擴大生產。
當然，通過借錢或借魚的做法創業，無法保證企業一定會成功，因為借款人可能無法完全實現自己最初的計劃。
也就是說，查理和貝克如果不能成功地編織出自己的漁網，艾伯借出的魚就打了水漂。
在很多案例中，企業失敗的原因在於沒有意識到事先應當做好所有約定。假設貝克和查理不是向艾伯借魚、省出時間來織網，而是利用這些時間研發對魚群實施催眠術的技術，情況可能會大不相同。
如果他們研發的技術無效，這項貸款就無法使「借款人」查理和貝克受益，而貸款人艾伯也得不到任何好處。
最糟糕的情況是，貸給不贏利企業的那些款項浪費了社會儲蓄，降低了生產力。結果，貸款人連本金都很難收回，更不要說利息了。
但是實施順利的商業計劃彌補了那些實施不利的計劃的損失。
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是，你要知道商業貸款並非社會儲蓄的唯一選擇，艾伯還可以選擇其他貸款形式——消費貸款和應急貸款。
【故事引申】
一旦外部力量（比如政府干預）以各種理由鼓勵或者要求儲蓄者借出款項，而不考慮實際還款的可能性，這時貸款人就難免要承受較大的損失。這種有悖常規的做法只會浪費社會儲蓄。
各國政府滿腔熱情要做點兒好事，總想干預儲蓄的借貸方式。它們通過諸多法律，使得某些貸款類型比其他類型更有吸引力。但是，政府並沒有儲蓄，只有個人才有！假如在政府的激勵之下，貸款都流向了那些最終無法還款的個人或者企業（它們的確經常無力還款），那麼這些損失就要由那些犧牲了自己的利益創造儲蓄的個人來承擔了！
事實上，如果艾伯是被迫向外貸款，而他又認為這份貸款頗有風險，比如用於魚類催眠術之類的情況，那麼他一開始就會很不情願這樣做。因此，他可能會決定不再那麼努力地工作，或者不再犧牲那麼多去儲蓄了！
．消費貸款
假設艾伯不是把魚借給貝克和查理，讓他們去織自己的網，而是滿足兩人的借款需求，他們因此可以去度假，情況就會有所不同。
貝克會說：「嘿，捕魚大王，你別在那兒數魚了，還是借幾條魚給我和我的兄弟查理，我們一兩天就還你。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有權享受悠閒的生活，再說，我們又不是不還你。」
「天地良心，我知道捕魚是件多麼辛苦的事。」艾伯答道，「但是別忘了，如果我借給你們一條魚，你們還是要還我兩條，補償我承擔的風險。」
「小事一樁，魚王！」查理接茬兒道，「假期過後我們就休息好了，就能比以前捕更多的魚，我們會連本帶利還你的。」
但是，如果貝克和查理不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他們又怎麼能連本帶利地歸還貸款呢？在休息幾天之後，他們還是每天只能捕到一條魚。為了還艾伯的魚，他們以後每天就要減少自己的食量。為了償還貸款，他們將不得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
艾伯知道很可能會出現這個結果，於是試著跟他們商量：「我說夥計們，你們為什麼要現在借魚，將來又餓著肚子還魚呢？其實你們可以現在做些犧牲，挨一天餓，給自己織張網。這樣將來就有保障了，隨便什麼時候想歇著就歇著，那樣多好。」
「聽著！」貝克和查理說道，「別說這些假仁假義的廢話了，快把魚給我們拿來！」
艾伯應該拒絶貸款給他們，因為這筆交易不僅會讓他的儲蓄承擔不必要的風險，而且會導致他的資本無法產生更多的生產性貸款。如果艾伯承受住他們的冷嘲熱諷，就相當於規避了未來的風險，因為消費貸款如果不能提高產能的話，這筆貸款無論是對貸款人還是借款人來說都是一種負擔。
．應急貸款
事實證明，艾伯拒絶貸款給貝克和查理作為「假期」（消費）之用是極其明智的。一週之後，兩人都生了一種奇怪的水痘，雙雙病倒，一個星期都沒能去捕魚。
現在出現了緊急情況，艾伯可以從自己的儲蓄（魚）中拿出一部分作為困難生活貸款。貝克和查理可以先吃借來的魚，等身體恢復了再出去捕魚。儘管艾伯很清楚這次的「貸款」血本無歸的可能性很大，但他知道，如果不貸款給他們，風險更高。與消費貸款不同，如果艾伯不向貝克和查理提供這份應急貸款，兩人很可能會喪命。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這座小島就失去生產能力了。
如果艾伯之前已經將自己的儲蓄作為沒有收益的消費貸款借出的話，這次就無法拿出這份應急貸款了。
事實上，在社會生死攸關之時，儲蓄便顯得至關重要。
【故事引申】
遇到經濟可能收緊的情況時，政治家和銀行家常會討論是否需要「擴大信貸」，增加可以借出的貸款數額。但是是否可以隨心所欲地這樣做呢？在我們這些捕魚的朋友的案例中，艾伯合法地借出的魚不會多於自己所儲存的魚，這座小島的貸款總額會受到島上所儲存的魚總量的制約。
【現實連結】
不幸的是，為了開展許多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眼中的有益活動，政府總會通過各種形式干預儲蓄的配置，包括政府貸款擔保、公司及個人稅收減免以及稅務罰款等。
有了這些干預手段，個人與企業也許更願意申請某些類型的貸款，而銀行也更願意批准這些類型的貸款。於是，更多的社會資源便會投入這些受歡迎的活動中，比如住房建設、大學教育以及太陽能電池板的生產。
這些政策的關鍵推動因素就是認為政府規劃者要比儲蓄者更清楚什麼有利於社會發展的觀念。但是，並沒有證據表明事實就是這樣。實際上，歷史上充斥著各種浮誇的政策與方案，這些方案都是政府智囊團策劃的，最終全都沒有兌現它們的諾言。
更重要的是，政府介入儲蓄者和借款人之間採取的強制手段將借款的原因與結果割裂開來，使得儲蓄的分配效率極為低下。
影響個體貸款人的往往是貸款的財務結果，而不是基本活動的政治象徵意義。而那些遵循成功模式並由業績記錄良好的所有者經營的企業，還貸率往往較高。因此，這種類型的企業規劃更容易吸引貸款人。這與達爾文的觀點相似，即自然選擇催生了生命力更強的物種，這種借貸原則催生出更加健康的企業和更加強勁的經濟。
如果財務狀況被視為次要因素，這種情況也就不存在了。貸給個人或者企業的款項如果無法成功促成必要的創新或者提高產能，就會浪費儲蓄的供給，削弱整體經濟。
但我們在本書後面的內容中會發現，不斷擴大貨幣供應量的做法以及政府看似無限的負債能力掩蓋了一個事實——實際信貸是受有限儲備制約的。
現在，人們都認為信貸市場的有效運作所需要的就是有意願的借款人。然而，與其他資源一樣，在發放貸款前必須先積累儲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