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無法預知過去。
——讓·格羅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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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上吹來一陣風。這海風有時清新提神，有時卻讓人頭昏腦脹。
我們回到花園，坐在那張木桌旁。
父親遞給我一支拋光過的舊鋼筆。
「亞瑟，兩個需要遵守的承諾，我都已經告訴你了。所有東西都寫在文件上，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絶。我給你五分鐘時間決定要不要簽署這些文件。」
他又開了一瓶啤酒，似乎重新打起了精神。
我久久地注視著他。我從未真正接近他，讀懂他，也一直搞不懂他對我的真實想法是什麼。儘管如此，我仍嘗試去愛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甚至不惜一切代價。
弗蘭克·科斯特洛不是我的生父。儘管我們從未聊過這件事，但彼此都心知肚明。毫無疑問，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經知道了。而我，在我14歲生日的第二天，母親親口向我承認，1965年冬天，她曾和我們的家庭醫生有過幾個月的婚外情。這個男人叫什麼阿德里安·朗格盧瓦，在我出生後不久就去了魁北克。我以斯多葛式的冷靜態度接受了此事。就像很多家族秘密一樣，它一直在暗地裡傳播著。不過，母親的坦白也讓我感到些許輕鬆，因為它解釋了父親為什麼事事都針對我。
雖然聽上去有點兒奇怪，但我從未想過要和生父見面。我把這事藏在心底的某個角落，任憑記憶慢慢流逝，直到將它遺忘。家庭的紐帶並非僅僅來自血緣關係，在內心深處，我姓科斯特洛，不姓朗格盧瓦。
「好了，你決定了嗎？亞瑟。」他大聲說，「這所破房子，你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我點了點頭。我此刻只期盼一件事，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結束這場假面舞會，然後回波士頓去。我拔開筆帽，正準備在文件結尾處簽名的時候，突然想嘗試和他再次交談：「你真應該告訴我更多事情，爸爸。」
「所有你該知道的，我都已經說了！」他有些惱火。
我不會向他低頭。
「不可能！如果你還有一絲理智的話，應該很清楚你說的這一切完全站不住腳！」
「我這是在保護你！」他脫口而出。
這話出人意料。吊人胃口，又帶著些許真誠。
我看他雙手微微顫抖，不禁瞪大了眼睛。
「保護我什麼？」
他又點了一支菸，想要平靜下來。好像有什麼塵封已久的事情正在他內心深處慢慢浮現。
「好吧……我必須向你坦白一些事情。」他用推心置腹的語氣說道，「一些我從未向任何人說起過的事情。」
沉默大概持續了一分鐘。我從他煙盒裡拿了支菸，以便給他一些整理回憶的時間。
「1958年12月，我父親失蹤四年半之後，我接到了一通他打來的電話。」
「你在開玩笑吧？」
他抽完最後一口，把煙頭丟到沙礫路上，看上去非常緊張。
「他說他在紐約，想儘快見我一面，叫我別告訴任何人。我們約定第二天在甘迺迪國際機場航站樓的一間酒吧見面。」
弗蘭克煩躁不安地按著手指關節。等他重新開口的時候，我注意到他已經把指甲掐進了肉裡。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次重逢。那是聖誕節前的週六，我坐火車去機場找他。因為當時正下著雪，很多航班都延誤或取消了。我父親點了一杯馬提尼，坐在那裡等我，他看上去筋疲力盡，臉上沒有一絲血色。我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他哭。」
「然後發生了什麼？」
「起先，他告訴我他要趕飛機，沒有太多時間，然後又解釋說當初丟下我們是因為沒有其他選擇，他說他有一些仇家，但沒明確說是什麼人。我問到底怎樣才能幫到他，他回答說是他自己蹚了這渾水，想脫身只能靠自己。」
我很震驚。
「再然後呢？」
「他讓我發誓，要我保證做到以下幾件事：不向任何人提起他還活著；絶不出售二十四風向燈塔；永遠不會打開燈塔地下室裡那扇金屬門，並且立刻砌牆把它封起來。沒錯，他沒有正面回答我任何一個問題。我想知道什麼時候能再見到他，可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對我說：『也許明天，也許再也見不到了。』他不許我哭，說我必須堅強，因為他不在了，我就是一家之長。五分鐘後，他站起來，喝光最後一口馬提尼，叫我離開，去辦他交代的那些事情。『這關乎生死，弗蘭克。』這是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這番遲到的坦白讓我驚愕不已。
「那你呢，你做了什麼？」
「我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做了他要求的所有事情。我回到波士頓，當天晚上就去了燈塔，然後在地下室砌了那面磚牆。」
「你從來沒有打開過那扇門嗎？」
「從來沒有。」
我沉默了一會兒。
「我不信。你就沒想過去尋找更多真相嗎？」
他攤開胳膊，做了一個無能為力的手勢。
「我做出了承諾，亞瑟……還有，如果你非要知道我是怎麼想的，那我告訴你——那扇門後面，只有麻煩。」
「你覺得會是什麼？」
「為了得到這個答案，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但我到死都會信守諾言。」
我理了理思緒：「等等，有一些事情我還是不太明白。1954年秋天，蘇利文突然消失的那會兒，人們把燈塔翻了個遍，不是嗎？」
「是的。翻了個底朝天。最先是你祖母，然後是我，後來是郡裡的警長和他的助手們。」
「所以，那時你們打開過那扇門？」
「對。我記得非常清楚，門後是一間地下室，最多十平米，四面的土都很結實。」
「裡面沒有活板門或秘道？」
「沒有，什麼都沒有。如果有的話我一定會注意到。」
我撓著頭。這所有的一切都完全沒有邏輯。
「那就現實一點，」我說，「如果是最壞的情況，會在裡面發現什麼呢？一具屍體？許多具屍體？」
「我自然也這麼想過……」
「不管怎樣，你在1958年就已經封死了那扇門。即使這件事真的與謀殺案有關，也早就過了法律追訴期。」
弗蘭克沉默了幾秒，然後用乾巴巴的聲音說道：「我想，那扇門後面，有比屍體更恐怖的東西。」
2
天色暗了下來，一陣雷聲滾過，幾滴雨水打濕了桌上的法律文書。我拿起鋼筆，草簽了所有頁面，然後在最後一頁寫下我的名字。
「看來釣魚是泡湯了，」我父親邊說邊去躲雨，「我送你回家吧。」
「這裡就是我家。」我回答道，遞給他簽好字的合同副本。
他尷尬地笑了笑，把文件放進公文包裡。我默默地把他送到小卡車旁，看著他上了車，坐進駕駛室，插上車鑰匙。在他發動汽車之前，我又敲了敲車窗。
「為什麼你要我來做這件事？我不是家裡的老大，也不是那個跟你最親的孩子。為什麼是我？」
他聳了聳肩，答不出來。
「你想要保護其他人，對不對？你想保護你的親生孩子！」
「別犯傻了！」他終於發火了。
緊接著，他重重地嘆了口氣。
「首先，我恨你母親，因為她欺騙了我。其次，我也恨你。沒錯，我恨你，只要你還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就得時刻面對那個謊言。但是到最後，我恨的是我自己……」
他指著雨幕中燈塔的剪影。暴風雨越來越猛烈，他提高了音量。
「真相就是，我被這個謎團糾纏了將近三十年，而我相信你是唯一一個能夠解開它的人。」
「但如果不打開那扇門，又怎麼可能辦到呢？」
「這個嘛，現在是你的問題了！」他扔下這句話，發動了引擎。
他猛地踩下油門，把車開走了。車輪底下的沙石嘎吱作響，幾秒後，小卡車就消失不見了，彷彿被暴風雨吞噬了一般。
3
為了避雨，我趕緊朝農舍跑去。
我從客廳一路走到廚房，想找出哪怕是一丁點兒威士忌或伏特加，可在這座該死的房子裡，居然沒有一滴酒。我在壁櫥裡發現了一個古老的意式摩卡咖啡壺，還有一點咖啡粉。我把水燒開，將咖啡粉倒進濾紙，準備給自己衝上一大杯，希望能提提神。幾分鐘之後，一股美妙的香味飄散開來。這杯意式濃縮咖啡很苦，沒有什麼泡沫，但它幫我恢復了精力。我待在廚房，坐在漆成白色的木吧檯後面。暴雨連著下了整整一小時，在這段時間裡，我仔細看了父親留給我的全部法律文件。那一份份售賣合同的複印件為我重現了這棟建築的歷史。
這座燈塔始建於1852年。起初是一間小小的石屋。後來，人們在石屋上面加蓋了一個小圓頂，裡面放著由十幾盞油燈組成的信號燈。再後來，油燈被換成了菲涅耳透鏡。19世紀末，在經歷了一次塌方和一次火災後，這棟建築徹底損毀了。現在的木質燈塔和旁邊的農舍是在1899年建造的。十年之後，人們在燈塔上裝了一盞更加現代的煤油燈。1925年，電氣化時代到來了。
1947年，美國政府裁定這座燈塔不再具有戰略價值，就把它和另外一些陳舊的軍事建築一起拍賣了。
根據我面前這些文件的記載，燈塔的第一任所有者叫馬爾科·霍羅維茨，1906年出生於布魯克林，1949年去世。他的遺孀，出生於1920年的瑪莎，在1954年把這座燈塔賣給了我的祖父蘇利文·科斯特洛。
我算了一下，這位瑪莎今年七十一歲了，很可能還活在世上。我拿起一支放在吧檯上的筆，畫出她當時提供的住址：佛羅里達州，塔拉哈西市，普雷斯頓路26號 上掛著一部電話，我拿起聽筒，接通了問訊台。在塔拉哈西已經沒有叫瑪莎·霍羅維茨的人了，但接線員在同一個城市找到了一個叫阿比吉爾·霍羅維茨的人。我趕緊讓接線員幫忙接通她的電話。
阿比吉爾說她是馬爾科·霍羅維茨和瑪莎·霍羅維茨的女兒。她的母親還健在，但從1954年之後，她改嫁了兩次，現在住在加利福尼亞，隨現任丈夫姓。當我問起阿比吉爾是否記得二十四風向燈塔的時候，她回答：「當然，我父親失蹤的時候我才十二歲。」
失蹤……我皺起眉頭，重新讀了一遍手上的文件。
「根據這份合同，您父親是1949年去世的，是這樣嗎？」
「我父親是在那時被宣告死亡的，但他失蹤是在那之前兩年。」
「失蹤？怎麼回事？」
「那是1947年年底，我們買下燈塔和小農舍三個月之後的事。我父母很喜歡那個地方，想把它變成我們的私人度假屋。我們當時住在奧爾巴尼，一個週六的早上，我父親接到了巴恩斯特布爾地方警長的電話，說前一天晚上燈塔附近的一棵樹被雷電擊中，倒在了電線上，農舍的石棉瓦屋頂也在暴雨中受到了損壞，於是我父親就開車去了二十四風向燈塔，檢查電線和房屋，之後再也沒有回來。」
「什麼意思？」
「兩天後，我們在那棟房子前面發現了父親停在那裡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但是到處都沒有他的蹤跡。警察把燈塔及其周圍仔細搜查了一遍，沒能找到一絲線索。母親仍舊心存希望，一直等著父親回來，日復一日，直到1949年年初，一位法官宣告父親死亡，並宣佈遺產繼承程序正式啟動。」
我驚訝得合不上嘴。我從來沒聽說過這段歷史！
「您的母親等了整整五年才把燈塔賣出去？」
「媽媽不想再聽任何人說起那棟房子，也從此對那裡漠不關心。直到有一天她急需用錢，才把房子委託給了紐約的一家房產代理，並叮囑他們最好不要去招徠當地客戶，因為他們大都知道我父親失蹤的新聞，而且很多人認為這座燈塔會帶來厄運……」
「那之後呢，您再也沒有聽到過您父親的消息？」
「再也沒有。」她堅定地回答。
隨後，她加了一句：「除了有一次。」
我保持沉默，好讓她繼續說下去。
「1954年秋天，紐約發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就在里士滿-稀火車站和牙買加海灣火車站之間。那是一場真正的人間慘劇：在高峰時段，一列滿載乘客的火車撞上了另一列正在進站的火車。這場事故中有九十多人遇難，四百多人受傷，是歷史上最嚴重的鐵路災難之一……」
「但這和您父親有什麼關係呢？」
「其中一列火車上有他一位同事。那人受了傷，但活了下來。事故發生後，他好幾次到我們家拜訪我母親，聲稱父親當時和他在同一節車廂裡，卻突然在事故發生時消失了。」
她講述的時候，我飛快地做著筆記。她父親和我祖父的遭遇驚人地相似，讓我不寒而慄。
「當然，人們沒有在這輛火車上發現我父親的屍體。那時候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這個男人的話讓我很困惑。但他講述這一切的時候語氣很肯定。」
阿比吉爾說完了，我立刻向她表示感謝。
掛斷電話後，我開始思考——幾年之內，兩個男人接連遭遇盤旋於此地的詛咒，被燈塔吞噬，無影無蹤。
而現在，我成了燈塔唯一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