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那年，我獲得文藝雜誌《群像》的新人獎，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時候，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人生經驗，雖然談不上多麼豐富，卻與普通人或者說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從大學畢業，接著就業，隔一段時間，告一段落後再結婚成家。其實我原先也打算這麼做，或者說，馬馬虎虎地以為大概會順理成章變成這樣。因為這麼做，呃，是世間約定俗成的順序。而且我（好也罷壞也罷）幾乎從來沒有過狂妄的念頭，要與世情背道而馳。實際上，我卻是先結婚，隨之為生活所迫開始工作，然後才終於畢業離校的。與通常的順序正好相反。這該說是順其自然呢，還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總之人生很難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針運作。
反正我是一開始先結了婚（至於為什麼要結婚，說來話長，姑且略去不提），又討厭進公司就職（至於為什麼討厭就職，這也說來話長，姑且略去不提），就決定自己開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類和菜餚的小店。因為我當時沉溺於爵士樂（現在也經常聽），只要能從早到晚聽喜歡的音樂就行啦！就是出於這個非常單純、某種意義上頗有些草率的想法。我還沒畢業便結了婚，當然不會有什麼資金，於是和太太兩個人在三年裡同時打了好幾份工，總之是拚命攢錢，然後再四處舉債。就這樣用東拼西湊來的錢在國分寺車站南口開了一家小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
值得慶幸的是，那時候年輕人開店不像現在這樣耗費巨資，所以和我一樣「不想進公司上班」「不願向體制搖尾乞憐」的人們，就到處開起小店來，諸如咖啡館、小飯館、雜貨店和書店。我的小店周邊也有好幾家同齡人經營的店。血氣方剛、貌似學生運動落魄者的傢伙們也在四周晃來晃去。整個世間好像還有不少類似「縫隙」的地方，只要走運，找到適合自己的「縫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個雖然事事粗枝大葉，卻也不乏樂趣的時代。
我把從前用過的立式鋼琴從家裡搬過來，週末在店裡舉辦現場演奏會。武藏野一帶住著許多爵士樂手，儘管演出費低廉，大家卻（好像）總是快快活活地趕來表演。像向井滋春啦，高瀨亞紀啦，杉本喜代志啦，大友義雄啦，植松孝夫啦，古澤良治郎啦，渡邊文男啦，可真讓人開心啊。他們也罷我也罷，大家都很年輕，幹勁十足。呃，遺憾的是，彼此都幾乎沒賺到什麼錢。
雖說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畢竟負債纍纍，償還債務頗為艱苦。我們不單向銀行舉債，還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錢沒幾年就連本帶利還清了。每天早起晚睡、省吃儉用，終於償清了欠債，儘管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當時我們（所謂我們，指的是我和太太）過著非常節儉的斯巴達式的生活。家裡既沒有電視也沒有收音機，甚至連一隻鬧鐘都沒有。也幾乎沒有取暖設施，寒夜裡只好緊緊摟著家裡養的幾隻貓咪睡覺。貓咪們也使勁往我們身上貼過來。
每個月都要償還銀行的貸款，有一次怎麼也籌不到錢，夫妻倆低著頭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過掉在地上的皺巴巴的鈔票。不知該說是共時性原理[心理學家榮格提出，指「有意義的巧合」，用於解釋因果律無法解釋的現象。] ，還是某種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們需要的金額。第二天再還不上貸款的話，銀行就會拒絕承兌了，簡直是撿回了一條小命（我的人生路上不知何故經常發生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本來這筆錢應該上交給警察，可那時我壓根兒就沒有力氣說漂亮話。對不起了……事到如今再來道歉也無濟於事。呃，我願意以其他方式儘可能地返還給社會。
我無意在這裡傾吐委屈，總之是想說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艱辛。當然，世上際遇更慘的人不計其數。在他們看來，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這哪裡算得上什麼艱辛！」我覺得這種說法也沒錯，但一歸一二歸二，對我而言這已經足夠艱辛了。就是這麼回事。
然而也很快樂。這同樣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年輕，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聽自己喜歡的音樂，店舖雖小，卻也算是一國之君、一城之主。無須擠在滿員電車裡行色匆匆地趕去上班，也無須出席枯燥無聊的會議，更不必衝著令人生厭的老闆點頭哈腰，還能結識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興味盎然的人。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我在這段時間裡完成了社會學習。說「社會學習」似乎太直白，顯得傻氣，總之就是長大成人了。好幾次差點頭撞南牆，卻在千鈞一髮之際全身而退。也曾遇到過污言穢語、遭人使壞，鬧得滿腹怨氣。當時，僅僅因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會無端地受到社會歧視。不單得殘酷地驅使肉體，還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時還得把醉酒鬧事的酒鬼踢出店門外。狂風襲來時只能縮起腦袋硬扛。總之別無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撐下去，慢慢還清欠債。
不過，總算心無旁騖地度過了這段艱苦歲月，而且沒有遭受重創，好歹得以保全性命，來到了稍稍開闊平坦一些的場所。略作喘息之後，我環顧四周，只見眼前展現出一片從未見過的全新風景，風景中站著一個全新的自己——簡而言之就是這樣。回過神來，我多少變得比以前堅強了一些，似乎多少（不過是一星半點）也增長了一些智慧。
我絲毫沒有奉勸諸位「人生路上要儘量多吃苦頭」的意思。老實說，我覺得假如不吃苦頭就能矇混過關，當然是不吃更好。毫無疑問，吃苦受難絕不是樂事一樁，只怕還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無法重整旗鼓。不過，假如您此時此刻剛好陷入了困境，正飽受折磨，那麼我很想告訴您：「儘管眼下十分艱難，可日後這段經歷說不定就會開花結果。」也不知道這話能否成為慰藉，不過請您這樣換位思考、奮力前行。
如今回想起來，開始工作之前，我只是個「普通的男孩」而已。在阪神地區寧靜的郊外住宅區長大，從不曾心生困擾，也從來不出去招惹是非。雖然不怎麼用功，成績倒也說得過去。只是從小就喜愛讀書，捧起書來便心花怒放。從初中到高中，像我這樣讀了許許多多書的人，周圍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另外，我還喜歡音樂，沐雨櫛風般聽過各種音樂。於是在所難免，我怎麼也騰不出時間來應付學校的功課了。我是獨生子，基本是飽受關愛（不如說嬌生慣養）地長大成人的，幾乎從未遭遇過挫折。一句話，就是不諳世故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我考進早稻田大學來到東京，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恰逢「校園紛爭」的風暴襲天卷地的時節，大學長期被封鎖。起初是因為學生罷課，後來則是因為校方封校。其間幾乎不用上課，（或者說）拜其所賜，我度過了一段荒誕不經的學生生涯。
我原本就不善於加入群體，與大家一起行動，因此沒有參加任何派系，但基本上是支持學生運動的，在個人範圍內採取了力所能及的行動。但自從反體制派系之間的對立加深，「內訌」輕率地致人喪命之後（就在我們一直上課的文學院教室裡，有一位不參與政治的學生被殺害了），與眾多同學一樣，我對那場運動的方式感到了幻滅。那裡面隱藏著某些錯誤的、非正義的東西。健全的想像力不復存在了。而當風暴退去、雨過天晴之後，殘留在我們心中的只有餘味苦澀的失望。不管喊著多麼正確的口號，不管許下多麼美麗的諾言，如果缺乏足以支撐那正確與美麗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一切都不過是空洞虛無的說辭罷了。我當時切身體會到了這一點，至今仍然堅信不疑。語言有確鑿的力量，然而那力量必須是正義的，至少是公正的。不能聽任語言獨行其是。
於是，我再一次邁入了更個人化的領域，安居於其中。那便是書籍、音樂、電影的世界。當時，我長期在新宿歌舞伎町通宵營業的地方打工，在那裡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人。不知道如今情況如何，但當時歌舞伎町一帶深夜裡有許多讓人興趣盎然、來歷不明的人遊來蕩去。既有好玩的事兒，也有開心的事兒，相當危險和棘手的事兒也不少。總而言之，比起大學教室，或者由趣味相投的學生組成的社團之類的地方，我倒是在這種生機勃勃、五花八門，有時候還上不了檯面的粗鄙場所，學到了有關人生的種種現象，獲得了一定的智慧。英語裡有個詞叫作「Streetwise」,意思是「擁有在都市裡生存所需的實用知識」，對我來說，與學術性的東西相比，這種腳踏實地的東西反而更對脾胃。老實說，我對大學裡的功課幾乎毫無興趣。
婚也結了，工作也有了著落，再去討一紙大學畢業證書其實也沒什麼用處。不過，當時早稻田大學採取按照所修的學分繳納學費的制度，我餘下的學分也不多，便一邊工作一邊抽空去聽課，花了七年時間總算畢了業。最後一年，我選修了安堂信也先生關於讓·拉辛的課程，由於出勤天數不夠，眼看學分又要丟掉了，我便跑到先生的辦公室向他解釋：「其實是這樣的，我已經結婚了，每天都在工作，很難趕到學校來上課……」先生還專程來到國分寺，到我開的小店裡看了一趟，說著「你也很不容易呀」就回去了。托他老人家的福，學分拿到了手。真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當時大學裡（現在就不得而知了）還有不少像他這樣豪爽的老師。不過，上課的內容我幾乎都沒記住（對不起了）。
在國分寺車站南口一幢大樓的地下室，我開了約莫三年的小店。有了一批老主顧，欠款也大致能順順當當償還了，但大樓的業主忽然開口：「這裡要擴建了，你們給我搬出去。」無奈（其實事情並非這般簡單，其間有種種艱難，同樣說來話長……）只得搬離國分寺，遷往市內的千谷。店舖比從前敞亮了，還可以放下現場演奏用的三角大鋼琴。這倒是一件好事，只是如此一來又添了新的債務，總也無法不慌不忙地靜下心來（回首來時路，好像這「總也無法不慌不忙地靜下心來」竟成了我的人生主旋律）。
就這樣，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從早到晚都在幹體力活，每天都忙著還債。一想起當年的往事，唯一的印象就是真幹了不少活兒啊。我想，大家的二十多歲都過得比我快樂吧。對我而言，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經濟上，幾乎都沒有餘裕去「享受青春歲月」。但即便在那時，只要一有空暇，我就捧卷閱讀。不管工作多麼繁忙、生活多麼艱辛，讀書和聽音樂對我來說始終是極大的喜悅。唯獨這份喜悅任誰都奪不走。
二十多歲的歲月臨近尾聲時，千谷的小店生意總算漸漸穩定。儘管還有大筆欠款尚未還清，儘管隨著季節變換營業額還有大幅波動，不能掉以輕心，但只要照這樣堅持下去，總算可以對付過去了。
我自認沒什麼經營才能，又生性不善應酬，並非社交型的性格，顯然不適合從事服務業，不過，我的可取之處是只要是喜歡的事，就會任勞任怨一心一意去做。我想正因如此，小店的經營才馬馬虎虎還算順利。畢竟我酷愛音樂，只要從事與音樂相關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幸福的。可是回過神來，我已經年近三十了。能稱為青春時代的時期即將落幕，記得多少有些奇怪的感覺：「哦，所謂人生就是這樣轉瞬即逝的啊。」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個晴朗的午後，我到神宮球場去看棒球賽。是那一年中央棒球聯盟的揭幕戰，由養樂多燕子隊對陣廣島鯉魚隊。下午一點開賽的日場。我當時是養樂多燕子隊的球迷，又住在距離神宮球場很近的地方（就在千谷的鳩森八幡神社旁邊），常常在散步時順便溜躂過去看場球賽。
要知道那時候養樂多燕子隊十分弱小，萬年B級，球隊又窮，更沒有知名度高的球星，理所當然也沒什麼人氣。雖說是揭幕戰，外場席卻觀眾寥寥。我一個人斜躺在外場席上，邊喝著啤酒邊看球。當時神宮球場的外場席不設座椅，只有一面鋪滿綠草的斜坡。我還記得當時非常心曠神怡。晴空萬里，生啤冰涼，久違的綠草坪上清晰地映出白色的小球。棒球這玩意兒，還是得到球場來看啊。我由衷地想。
養樂多打頭陣的擊球手是來自美國的戴夫·稀頓，一位清瘦的無名球員。他排在打擊順序的第一棒。第四棒是查理·曼紐爾，他後來當上了費城人隊的總教練，馳名天下，當時還是個力氣很大的精悍的擊球手，日本的棒球迷管他叫「紅鬼」。
廣島鯉魚隊打頭陣的投手記得好像是高橋（裡）。養樂多隊的頭陣則是安田。第一局下半局，高橋（裡）投出第一球，稀頓漂亮地將球擊到左外場，形成二壘打。球棒擊中小球時爽快清脆的聲音響徹神宮球場。啪啦啪啦，四周響起了稀稀拉拉的掌聲。這時，一個念頭毫無徵兆，也毫無根據地陡然冒出來：「對了，沒準我也能寫小說。」
那時的感覺，我至今記憶猶新。似乎有什麼東西慢慢地從天空飄然落下，而我攤開雙手牢牢接住了它。它何以機緣湊巧落到我的掌心裡，我對此一無所知。當時就不甚明白，如今仍莫名所以。理由暫且不論，總之它就這麼發生了。這件事該怎麼說好呢，就像是天啟一般。英語裡有個詞兒叫「epiphany」，翻譯過來就是「本質的突然顯現」「直覺地把握真實」這類艱深的文辭。說得淺顯些，其實就是「某一天，什麼東西突如其來地閃現在眼前，於是萬事萬物為之面目一變」的感覺。這恰恰是那天下午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此為界，我的人生狀態陡然劇變。就是在戴夫·稀頓作為第一擊球手，在神宮球場打出瀟灑有力的二壘打的那一瞬間。
比賽結束後（我記得那場比賽是養樂多隊獲勝），我坐上電車趕往新宿的紀伊國屋，買了稿紙和鋼筆（SAILOR牌，兩千日元）。當時無論是文字處理機還是個人電腦都沒有普及，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手寫。不過有一種非常新鮮的感覺，心撲通撲通地亂跳。因為用鋼筆在稿紙上寫字，對我來說實在是暌違已久的事了。
夜深時分，結束店裡的工作後，我坐在廚房的飯桌前開始寫小說。除了天亮前那幾個小時，我幾乎沒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這樣，我花了差不多半年時間，寫出了一部小說《且聽風吟》（起初是叫別的題目來著）。第一稿寫完，棒球賽季也快結束了。順便一提，那一年養樂多燕子隊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摘取了聯盟冠軍，又在全日本統一冠軍總決賽中擊敗了擁有最強投手陣容的阪急勇士隊。那實在是個奇蹟般美好的賽季。
《且聽風吟》不足二百頁稿紙，是一部篇幅較短的小說。不過費了我好些功夫才寫完。沒什麼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是原因，但與之相比，毋寧說是因為我對小說該怎麼寫根本一竅不通。說老實話，我以前熱衷閱讀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和平裝本英語小說，還未曾系統地認真閱讀日本現代小說（即所謂的「純文學」），所以不太明白當下的日本流行什麼小說，也不知道該如何用日語寫小說為好。
不過，我大致設想了一番：「大概就是這麼個東西吧？」花了幾個月寫了篇還像那麼回事的東西。然而寫好後一讀，連自己也覺得不怎麼樣。「哎呀，這樣可真是一籌莫展。」我頗感失望。該怎麼說呢，大抵有了小說的模樣，可是讀來覺得無趣，讀完後也沒有打動人心的東西。連寫的人讀了都有如此感受，只怕讀者更如此想了。心中不禁有些沮喪：「我這個人還是沒有寫小說的才能啊。」一般人應該會黯然放手，然而我的手心還清晰地留著在神宮球場外場席上得來的Epiphany的感覺。
轉念一想，就算寫不好小說也是理所當然。自打出生以來，就沒寫過什麼小說，不可能一提筆就洋洋灑灑寫出一篇傑作。也許就是因為一心想寫出高明的小說、像模像樣的小說，反而行不通。「反正也寫不出好小說來，乾脆別管什麼小說該這樣、文學該那樣的規則，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寫出胸中所感、腦中所想，不就可以了嗎？」
話雖如此，可要「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寫出胸中所感、腦中所想」，卻遠不像嘴上說說那麼簡單。尤其對一個從來沒有寫過小說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天下第一難事。為了徹底改變思維方式，我決定暫且放棄稿紙和鋼筆。只要把它們放在眼前，這一身架勢就不由自主地變得「文學」起來。取而代之，我搬出了收在壁櫥裡的Olivetti英文打字機，試著用英文寫起了小說的開篇。反正不管什麼都行，我就是想試試「不同尋常的事」。
當然，我的英語寫作能力不足掛齒，只能使用有限的單詞，憑藉有限的句法來寫文章，句子當然也都是短句。不管腦袋裡塞滿多麼複雜的念頭，也無法原模原樣地表達出來。只好改用儘量簡單的語言講述內容，將意圖轉換為淺顯易懂的文字，把描寫中多餘的贅肉削除，使形態變得緊湊，以便納入有限的容器裡。文章變得粗淺不文了。但正是在這樣辛勤寫作的過程之中，我漸漸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文章節奏般的東西。
我生在日本長在日本，從小就一直作為日本人使用日語，所以在我這個系統中，滿滿噹噹地充塞著日語的種種詞彙種種表達。想把心裡的情感和情景轉換為文章時，這些內容就會忙亂地來來回回，在系統內部引發衝撞。但如果用外語去寫文章，恰恰由於詞彙和表達受限，反而不會出現類似的情形。而且我那時發現，儘管詞彙和表達的數量有限，但只要有效地進行搭配，通過運用不同的搭配方式，也可以十分巧妙地傳情達意。也就是說，「根本無須羅列艱深的詞彙」，「不必非用感人肺腑的美妙表達不可」。
多年以後，我才發現一位叫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作家運用有相同效果的文體，寫過幾篇美妙的小說。她是匈牙利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時流亡瑞士，在那裡半是出於無奈，開始用法語寫小說。因為用匈牙利語寫小說的話，她根本無以為生。法語對她來說是（事出無奈）後天習得的外語。然而她通過用外語寫作，成功催生出了屬於自己的新文體。短句搭配的巧妙節奏、率直不繁的遣詞用句、毫不做作的準確描寫，雖然沒有著力渲染什麼重大的事件，卻瀰散著深邃的謎團般的氛圍。我清楚地記得多年後第一次讀到她的小說時，從中感受到了似曾相識的親切，雖然我們作品的傾向大不相同。
總之，我發現了這種用外語寫作的有趣效果，掌握了屬於自己的寫作節奏後，就把英文打字機又收回了壁櫥裡，再次拿出稿紙和鋼筆，然後坐在桌前，將英語寫成的整整一章文字「翻譯」成了日語。說是翻譯，倒也並非死板的直譯，不如說更接近自由地「移植」。這麼一來，其中必然會浮現出新的日語文體。那也是我自己獨特的文體，是我親手覓得的文體。當時我想：「原來如此，只消這樣去寫日語就行了。」正所謂是茅塞頓開。
我時常被人家說「你的文字滿是翻譯腔」。翻譯腔究竟是什麼，我不太明白。但某種意義上，我覺得這也算一語中的，但在某種意義上卻又脫離靶心偏了題。就字面意義而言，開篇那一章還真是「翻譯」成日語的，所以這話也不無道理，然而那不過是一個實際性的過程問題。我那時的目標是剔除多餘的修飾，追求「中立」的輕快靈動的文體。我並非想寫「稀釋了日語性的日語文章」，而是想運用儘量遠離所謂「小說語言」和「純文學體制」的日語，以自身獨有的自然的聲音「講述」小說。為此就需要奮不顧身。說得極端一點，也許對於當時的我，日語無非是功能性的工具而已。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對日語的侮辱。實際上我曾經受到過類似的批判。然而語言這東西原本是剛強的，擁有久經歷史考驗的堅韌力量，無論受到何種人物何等粗暴的對待，都不至於損傷其自律性。用盡所能，想盡一切辦法檢驗語言的可能性，極力拓展那有效性的範圍，是每一位作家被賦予的權利。沒有這樣的冒險精神，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誕生。如今，日語對我來說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一件工具。說得稍微誇張些，我相信繼續鍥而不捨地探究日語的工具性，無疑與日語的重生密切相關。
總之我就是這樣運用新獲得的文體，將已然寫就的「不甚有趣」的小說，從頭到尾完完全全改寫了一遍。小說的情節大致相同，但表現手法卻迥然相異，讀後的印象也全然不同。那就是現在這部名為《且聽風吟》的作品。我絕不是對這部作品的質量感到滿意。寫成之後重讀一遍，我覺得這是一部尚不成熟、多有缺點的作品，只寫出了自己想要表達的兩到三成，但的確感到自己總算用大致可以接受的形態，寫出了第一部小說，從而完成了一次「寶貴的挪移」。換句話說，在某種程度上，我以自己的方式對那種epiphany的感覺作出了回應。
寫小說時，我感覺與其說在「創作文章」，不如說更近似「演奏音樂」。我至今仍然奉若至寶地維持著這種感覺。說起來，也許這並非是用腦袋寫文章，而是用身體的感覺寫文章。也就是保持節奏，找到精彩的和聲，相信即興演奏的力量。總而言之，當我深更半夜面對著餐桌，用新近獲得的自己的文體寫小說（似的東西）時，簡直就像得到了嶄新的工具，心怦怦狂跳，興高采烈。至少，它巧妙地填滿了我在三十歲即將來臨時感到的內心空洞般的東西。
如果把最初寫的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與現在的《且聽風吟》對比一下，大概更清楚一些，遺憾的是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早就被丟棄了，沒辦法作比較。那是一部怎樣的作品，我也差不多忘得一乾二淨。要是保存下來就好了，可當時我心想，這玩意兒留著有什麼用？隨手就扔進了垃圾箱。我能回憶起來的，只有「寫它時心情不算太好」這一點。寫那樣的文章並非樂事。因為那文體並非發自內心地自然流露，就像穿著尺碼不合身的衣服去運動一樣。
春天裡一個週日的早晨，《群像》的編輯打電話告訴我：「村上兄的參賽小說闖進了新人獎評選的最後一輪。」距離神宮球場那場揭幕戰已有將近一年，我已經度過了三十歲的生日。記得好像是上午十一點過後，因為前一天工作到深夜，我還沒睡醒，睏意朦朧，儘管手裡拿著聽筒，卻沒能理解對方究竟要告訴我什麼。我甚至（真的是實話實說）早把向《群像》編輯部投稿的事忘到腦後了。只消寫完它、姑且交到了某個人手裡，我那「想寫點什麼」的心情便已釋然。說起來無非是一部新起爐灶、信筆寫來、一揮而就的作品，壓根兒沒想到這種東西居然能闖入最後一輪評選。連書稿的複印件都沒留下。所以，倘若不是闖進了最終評選，這部作品肯定會不知所終、永遠消亡了。而且我大概也不會再寫什麼小說。人生這玩意兒，琢磨起來真是奇妙。
據那位編輯說，連我的在內，共有五部作品闖進了最後一輪。我心裡「咦」了一聲。然而，還是因為睡意未消的緣故，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感受。我鑽出被窩，換好衣服，與妻子一道出門散步。走過明治大街的千谷小學旁，看見綠蔭叢中趴著一隻信鴿。抱起來一看，好像是翅膀受了傷，腳上套著名牌。我雙手輕輕地捧著這只鴿子，把它送到了表參道同潤會青山公寓（如今變成了「表參道Hills」）隔壁的崗亭，因為那是距離最近的崗亭了。我們沿著原宿的後街小路走過去，受傷的鴿子在我掌心暖暖地微微顫抖。那是一個晴朗舒爽的星期天，周圍的樹木、建築、商店櫥窗都在春日的陽光下閃耀，明亮而美麗。
這時我陡然想到，我肯定會摘取《群像》新人獎，並且從此成為小說家，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看起來頗為厚顏，但不知何故，我確信會是這樣，這個念頭清楚無誤。這與其說是邏輯性的想法，不如說是出於直覺。
我還清晰地記得三十多年前一個春日的午後，在神宮球場外場席上，那個東西飄然飛落到掌心時的感觸；我的掌心同樣記得一年之後，又是一個春天的下午，在千谷小學旁抱起的受傷鴿子的體溫。當我思考「寫小說」這件事的意義時，總是會回憶起那些感觸。對我而言，這樣的記憶意味著相信自己身上必有無疑的某種東西，以及夢想著將它孕育出來的可能性。這種感觸至今仍然留在我身上，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寫第一部小說時感受到的創作的「舒爽」與「快樂」，直到今天也基本沒有改變。每天一大早睜眼起床，到廚房裡熱一壺咖啡，倒進大大的馬克杯裡，端著杯子在書桌前坐下，打開電腦（時不時還會懷念四百字一頁的稿紙和用了多年的萬寶龍粗頭鋼筆）。然後開始左思右想：「好了，接下來寫什麼呢？」這時候真是幸福。老實說，我從沒覺得寫東西是苦差事，也從來沒有因為寫不出小說而勞神苦形（真是堪稱幸運）。不如說，如果不快樂，寫小說的意義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了。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贊同把寫小說當作服苦役的想法。小說這東西寫起來應當奔流如川、噴湧如泉。
我絕不是以天才自居，也從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特殊的才華。當然，連續三十多年作為職業小說家生存下來，我肯定也並非全無才能。大概原本就有些資質，或者說不同於其他人的傾向。然而這類事自己思來想去也毫無益處，還是交給別人去判斷吧——如果哪兒有這種人的話。
我長年以來最為珍視的（如今依然最為珍視），就是「我被某種特別的力量賦予了寫小說的機遇」這個坦率的認識。而我也算是抓住了這個機遇，又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於是成了小說家。說到底，就結果而言，我是被別人（不知是何許人）賦予了這樣的「資格」。我只想坦率地對這種狀況表示感謝，並且像保護受傷的鴿子一樣珍愛地守護著獲得的資格。我現在仍然在寫小說，我為這件事感到喜悅。至於別的，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