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關於文學獎

  我想談一談文學獎這東西。首先以芥川龍之介獎(芥川獎)為具體案例來談一談。這是個鮮活的例子,並且涉及較為直接、非常微妙的話題,所以也有難言之處,然而不忌憚誤會,在這裡稍稍講上幾句或許更好。談論芥川獎,與泛泛地談論文學獎或許有相通之處。而談論文學獎,或許就等於談論現代語境中文學的一個側面。

  這是不久前的事。某文藝雜誌的卷末專欄寫到了芥川獎,其中有這麼一段文字:「芥川獎這東西大概是相當有魔力的。因為有落選後會大吵大鬧的作家,所以其聲名益發響徹雲霄。又因為有村上春樹這樣落選後對文壇避而遠之的作家,所以其權威性益發明顯。」這篇文章的作者叫「相馬悠悠」,想必是化名吧。

  我的確在許久以前兩次入圍芥川獎,那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兩次都沒有獲獎,而且也確實一直在相對遠離文壇的地方做著自己的事。然而,我和文壇保持距離,並非是未曾獲得(或許該說未能獲得)芥川獎的緣故,而是因為我對涉足那種場所一無所知又了無興趣。在兩件本來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間(可謂是)隨意瞎找因果關係,未免叫我困惑。

  看到人家這麼一寫,世間沒準就有人老老實實地信以為真:「哦?原來村上春樹是因為沒得到芥川獎,才遠離文壇去混日子呀?」只怕一不留神,這種說法就會變成世間公論。我原以為將推理與結論分開使用是寫文章的基本原則,難道並非如此嗎?呃呃,雖然我的所作所為還是那副老樣子,可從前被說成「受到文壇的冷落」,如今卻被說成「對文壇避而遠之」,或許應當額手稱慶才是。

  我之所以居於距離文壇較遠之地,原因之一是一開始就沒打算「要當作家」。我作為一個普通人過著極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寫了部小說,而那部小說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獎。所以文壇是怎麼一回事,文學獎又是怎麼一回事,我幾乎絲毫不具備這類基礎知識。

  而且那時我還有「正業」,日常生活總而言之忙得夠嗆,處理一件件非處理不可的事務就已經手忙腳亂了,這也是原因之一。就算長了三頭六臂都不夠用,哪裡還有閒心去糾纏那些可有可無的事情。當上職業作家之後,雖然不再那般忙碌了,可是心裡一尋思,這是又過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幾乎每天都去運動,拜其所賜,晚間幾乎不再外出應酬,因而也不曾涉足新宿的黃金街。我絕不是對文壇和黃金街心懷反感,只是碰巧在現實生活中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與這些場所建立關係、前去造訪,僅此而已。

  至於芥川獎是否「有魔力」,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有權威」,我也一無所知。而且從來就沒有意識到這類事情。迄今為止有誰得過這個獎,又有誰沒得到這個獎,我也毫不知情。從前就沒什麼興趣,現在也差不多一樣(或者說越來越)興味索然。就算像那個專欄作者說的,芥川獎是有魔力的東西,至少那魔力並未波及我身畔。大概是在半道上迷了路,沒能掙紮著走到我身邊吧。

  我憑藉《且聽風吟》和《1973年的彈子球》這兩部作品獲得了芥川獎提名。不過老實說(如果有可能,希望諸位原原本本地相信我的話),當時卻覺得拿不拿獎都無所謂。

  《且聽風吟》獲得文藝雜誌《群像》的新人獎時,我的確打心底感到高興。我可以廣而告之,向世界斷言,那是我人生中劃時代的事件。因為這個獎是我成為作家的入場券。有沒有入場券,情況可大不相同。因為眼前那扇大門豁然洞開,而我還以為,只要有那麼一張入場券就萬事大吉了。至於芥川獎如何如何,我那時完全沒有時間去思考。

  還有一點,對於最初這兩部作品,我自己也感覺不太滿意。寫這些作品時,我覺得本來擁有的實力只發揮出了兩三成。畢竟是有生以來頭一回寫東西,小說這玩意兒該如何寫為好,基本技術我還不太明白。如今想來,「只發揮出兩三成實力」在某種程度上未嘗不是一種亮點。不過一歸一二歸二,從作者角度來看,作品的質量還有不少地方讓我難以滿意。

  所以,當入場券還可以,但憑著這樣的水準,繼《群像》新人獎之後居然連芥川獎也拿到了手,只怕反而會肩負起過重的負擔。在這個階段就受到如此高的評價,難道不是有點「過頭」嗎?說得平實點,就是:「咦,連這玩意兒都可以?」

  多花些時間的話,肯定能寫出更好的東西來——我心裡有過這樣的念頭。作為一個不久前還從未想過要寫小說的人,這個念頭或許相當傲慢。連我自己都這麼覺得。但允許我坦率地闡述個人見解的話,一個人如果連這點傲氣都沒有,就別想當什麼小說家了。

  《且聽風吟》和《1973年的彈子球》都被媒體宣傳成芥川獎「最有力的提名作」,周圍的人好像也都期待我獲獎,然而基於前述理由,錯失芥川獎反倒讓我鬆了一口氣。而讓我落選的評委們的心情,我也能夠理解:「嗯,大概就是這麼回事吧。」至少沒有懷恨之心,也不曾想過與其他提名作品相比如何如何。

  當時,我在東京經營一家類似爵士酒吧的小店,差不多每天都去店裡上班,假如得了獎、受到世人矚目,只怕週遭就將嘩然一片,令人心煩。這也是一樁心病。畢竟是做服務業的,縱然是心裡不想見的人,可來的都是客,也不能避而不見——話雖如此,其實也有幾次實在忍受不了,只好逃避不見。

  記得兩度獲得提名,又兩度落選之後,身邊的編輯都對我說:「這下村上兄就算是功德圓滿了,從今往後大概不會再被提名了吧。」我心裡還在想:「功德圓滿?這個詞有點怪怪的啊。」芥川獎基本是頒給新人的獎項,到了一定的時期就會被排除在候選名單之外。據某家文藝雜誌的專欄說,還有作家曾六次獲得提名,而我兩次就功德圓滿了。這是為什麼呢?我不清楚原委,總之那時候文壇和業界好像達成了「村上已然功德圓滿」的共識。大概是慣例使然吧。

  然而雖說是「功德圓滿」,我也沒感覺特別失望,反倒心情舒暢起來,或者說安心感更強烈一些:對芥川獎再也不用多想了。得獎也罷不得獎也罷,我自己倒真的無所謂,但記得每次獲得提名後,隨著評審會臨近,周圍的人便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那種氣氛稍稍有些令人心煩意亂。有種奇怪的期待感,還夾雜著輕微的焦慮般的感覺。僅僅是獲得提名,就被媒體渲染成話題,那反響既大,還難免引發反感之類,如此種種煩不勝煩。只有兩次,令人鬱悶的事情就夠多了,如果這種情況年年重複的話……單是想像一下,就不禁心情沉重。

  其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過於大家都來安慰我。一旦落選,就有許多人趕來看我,對我說:「這次太遺憾啦。不過下次絕對能得獎。下部作品請好好寫啊!」對方(至少在大多數場合下)這麼說是出於好意,我心裡也明白。可是每當有人這樣說,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好,落得心情複雜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詞,搪塞了事。就算我說「得不得獎其實都無所謂啦」,只怕也不會有人照單全收,反而會導致場面尷尬。

  NHK也很煩人,還在提名階段,就打來電話跟我打招呼:「等您得到了芥川獎,請第二天早晨來上電視節目呀。」我工作很忙,又不想上什麼電視(因為我生性不喜歡拋頭露面),就回答說:不行,我不去。可他們總也不肯退讓,反而怪我為何不上電視,生我的氣。每次獲得提名後都會發生諸如此類的事情,往往令人心煩難耐。

  世人為什麼只對芥川獎如此在意,我時常感到不可思議。不久前,我走進一家書店,發現裡面堆滿了書名類似《村上春樹為什麼沒能獲得芥川獎》的書。我沒翻開讀過,不知道內容如何——自己畢竟不好意思買吧?不過,出版這種書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竇:「好像有點咄咄怪事的感覺嘛。」

  不是嗎?就算那時我得到了芥川獎,可是,既無法想像世界的命運會因此發生改變,也無法想像我的人生會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還是眼下這副德行,我也肯定還是這樣,三十多年來(可能有些許誤差),大抵按照相同的節奏執筆創作至今。不管我是否獲得芥川獎,我寫的小說恐怕照樣被同一批讀者欣然接受,照樣讓同一批人焦慮不安。(讓為數不少的某類人焦慮不安,好像與文學獎無關,而是我與生俱來的資質使然。)

  假如我得了芥川獎,伊拉克戰爭就不會爆發——如果事情是這樣,我自然也會感到有責任,但這樣的事絕無可能。既然如此,我沒獲得芥川獎一事為什麼非要特地做成一本書不可呢?老實說,這正是讓我困惑的地方。我得沒得到芥川獎,不過是茶杯裡的風暴……又何曾是風暴呢,連小旋風都算不上,簡直是微不足道。

  這話一說出口,沒準會惹出是非來:芥川獎無非是文藝春秋這家出版社評選的一個獎項。文藝春秋把它當作一項商業活動在運營——即便不把話說得這麼絕對,可要說完全沒有商業運作成分,那就是撒謊了。

  總而言之,作為一個長期以小說家為業的人,如果允許我根據真實感受直言相告,新人階段的作家所寫的東西中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脫穎而出,大概五年才有那麼一回吧。就算把標準稍微降低一些,也是兩三年才有一次。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選兩回,就免不了有點濫竽充數的感覺。當然,就算這樣也沒關係(獎項這東西或多或少是一種勉勵,或者說一種祝賀儀式,放寬准入條件並非壞事),不過客觀來看,我不由得會想:這樣的水準恐怕還不足以每次都讓媒體傾巢出動,炒作成社會事件。其間的失衡就有些怪異了。

  然而這麼說的話,勢必有人要想:豈止是芥川獎,全世界所有的文學獎其實「又有多少實質性價值呢」?這麼一來,討論就無法進行下去了。不是嗎?但凡名字叫獎的,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評價基準被限定為數值的特殊獎項,價值的客觀佐證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來;若想珍重對待,怎樣視若瑰寶都不為過。

  雷蒙德·錢德勒在一封書信中,就諾貝爾文學獎這樣寫道:「我想不想成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算什麼!這個獎頒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還有那些不忍卒讀的作家們。更別說一旦得了那玩意兒,就得跑到斯德哥爾摩去,得身著正裝,還得發表演講。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值得費那麼大的功夫嗎?絕對不值!」

  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邊》)受到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大力推舉,於一九七四年獲得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成就獎,卻因為在酒吧裡跟女孩子喝得爛醉,結果錯過了頒獎儀式。他當然是有意為之。人家問頒給他的獎章呢,他答道:「這個嘛……好像被我扔掉啦。」《斯特茲·特克爾自傳》裡寫到了這個小插曲。

  當然,這兩個人或許是偏激的例外,因為他們獨具一格,一輩子堅持叛逆精神。然而他們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說以鮮明的態度想表達的,恐怕就是「對真正的作家來說,還有許多比文學獎更重要的東西」。其中之一是自己創造出了有意義的東西的感觸,另一個則是能正當評價其意義的讀者——不論人數多寡——的確存在於斯的感觸。只要有了這兩種切切實實的感觸,對於作家而言,什麼獎不獎的就變得無足輕重了。說到底,這種東西無非是社會或文壇以一種形式對他們進行追認罷了。

  然而許多時候,世上的人們只把目光投向有具體形態的東西,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文學作品的實質終究是無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獎項或獎章,便留下了具體形態。人們便可以對那「形態」加以關注。恐怕正是這樣一種與文學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義,以及權威一方「頒獎給你啦,速來領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視線」,讓錢德勒和艾格林們焦慮不安吧。

  每當接受採訪,被問及與獲獎相關的話題(不論在國內還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問到這個),我總是回答說:「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學獎、勛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比不上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同樣的回答說了一遍又一遍,連自己都覺得膩煩了,卻幾乎沒有人真心相信我這番說辭。多數場合都慘遭無視。

  仔細一想,這的確是又現實又無聊乏味的答案,聽上去就像彬彬有禮的「官方發言」。我自己也時常這麼想。至少不是那類讓媒體人感到津津有味的說法。但無論是多麼無聊乏味的陳詞濫調,對我來說卻是實話實說,所以也無可奈何。不管問多少遍,我都會重複相同的說辭。當一個讀者付出一千幾百日元,甚至幾千日元買一本書時,他絕不可能別有用心,(大概)只有一個坦率的想法:「我要讀這本書!」或者說只是抱著一腔期待。這樣的讀者讓我發自內心地感到珍貴。與之相比——算了,只怕也不必進行具體的比較吧。

  本來不必重新強調這句話: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獎項。還記得兩年前的芥川獎獲獎作品的人,還記得三年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世上只怕不會太多。你自己記不記得?假如一部作品果真優秀,經歷了適當的時間磨煉之後,人們就會永遠把它留存在記憶中。至於厄內斯特·海明威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嗎),究竟又有誰會介意這種事情呢?文學獎雖然能讓特定的作品風光一時,卻不能為它注入生命。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

  是否因為沒獲得芥川獎而遭受過損失?我左思右想,卻連一個稍微沾點邊的例子也想不出來。那麼,有沒有享受過好處?這個嘛,因為沒拿到芥川獎而享受好處的情況好像也不曾有。

  唯獨一點,對自己的姓名旁邊沒有註上「芥川獎作家」的頭銜,我稍稍有些喜悅。說到底不過是遐想——逐一在自己姓名旁邊註上這種頭銜的話,會讓人覺得好像在暗示「你無非是借芥川獎的光才能混到今天」,只怕多少有些心煩。如今我沒有任何像樣的頭銜,因而無拘無束,或者說無牽無掛。只是村上春樹(而已)。這相當不壞。至少對我本人來說,不算那麼糟糕。

  不過,這並非因為對芥川獎心懷反感(好像有點老話重提,我壓根兒就沒有這種念頭),而是對我歸根結底是以這種「個人資格」從事寫作、活到今天稍稍感到自豪。興許這算不上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對我來說卻至關重要。

  這可能是個大致的推測,習慣手不釋卷地閱讀文學書的讀者,我估計大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這是堪稱核心讀者的百分之五。近來人們常常談論所謂的「告別圖書」「遠離鉛字」,我覺得某種程度上確有此事。不過,縱使這百分之五的人被上頭強令「不准讀書」,他們恐怕也會以某種形式繼續閱讀。即便不像雷·佈雷德伯裡的《華氏451度》裡描寫的那樣,大家為逃避鎮壓躲進森林,在一起互相背書給對方聽……大概也會偷偷地躲在某處繼續看書吧。不用說,我也是其中一員。

  一旦養成讀書的習慣——大多是年輕時養成的——就很難輕而易舉地放棄閱讀。不管手邊有YouTube還是3D電子遊戲,只要一有空(甚或沒有空)就會捧卷閱讀。而且,世上每二十個人當中只要有這麼一個人存在,我就不會過於憂心書籍與小說的未來。至於電子書如何如何,眼下我也不是特別擔心。紙張也好畫面也好(或者像《華氏451度》那樣的口頭傳承也好),媒介和形態怎樣都無所謂,只要喜歡書的人好好地讀書,就足夠了。

  令我憂心忡忡的,唯有「我能為這些人提供怎樣的作品」這一件事。除此之外的事物,說到底不過是邊緣性的現象。要知道,日本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就是約莫六百萬人的規模。有偌大一個市場,身為作家好歹能混口飯吃吧?不單單是日本,再將目光投向全世界,讀者人數當然還會增加。

  只不過說到剩下的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這些人日常生活中接觸文學的機會大約不太多,或許今後還將日益減少。所謂「遠離鉛字」的現象可能會愈演愈烈。儘管如此,恐怕眼下(這同樣是大致的推測)至少有半數的人,對社會文化現象或知性娛樂方面的文字有相應的興趣,一有機會就想翻開書看看。該說是文學的潛在受眾吧,以選舉用語來說就是「浮動票」。因此,需要一些專門為這樣的人設立的窗口,或者類似展示廳的東西。而(一直以來)作為那窗口或展示廳發揮作用的,或許就是芥川獎了。以葡萄酒來說就好比是博若萊新酒,以音樂來說就好比是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以賽跑來說就好比是箱根驛傳。當然還有諾貝爾文學獎。不過話題一旦擴展到諾貝爾文學獎,事情就稍稍有些麻煩了。

  有生以來,我一次都沒當過文學獎的評審委員。倒不是沒受到過邀請,只是每一次我都謝絕了:「十分抱歉,我當不好。」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格擔任文學獎的評審委員。

  要問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是一個過於個人的人。我這個人有自身固有的視角,還有賦予其形態的固有程序。為了維持這程序,從生活方式來說,有些地方就不得不變得個人一點。若非如此,就無法順暢地寫出東西來。

  然而,這畢竟只是我自己的尺度,儘管適合自己,但我並不認為可以套用在別人身上。我絕不是要「除了自己的做法,其他的統統排除」(這世上當然還有許多做法大相逕庭,卻令我心懷敬意),但其中也有「和我怎麼都無法相容」或者「這個簡直無法理解」的東西。總而言之,我只能沿著自己這條軸線去觀察和評價事物。往好裡說是個人主義,換個說法就是自我中心、任性妄為。於是,當我祭出這種自說自話的軸線和尺度,以它為準去評價別人的作品,那麼被評價的一方只怕會受不了。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已然穩固的作家倒也罷了,如果是出道不久的新人作家,要由我這充滿偏頗的世界觀去左右他的命運,這種事情就太恐怖了點,我做不來。

  話雖如此,如果有人指責說,這種態度豈不等於放棄作家的社會責任?呃,也許是一語中的。就說我自己,也正是通過「群像新人文學獎」這個窗口,領取了一張入場券,開始了作家生涯。假如沒有獲得這個獎項,我很可能就成不了小說家。沒準心想「算啦算啦」,從此以後再也不寫小說了。那麼,我豈不是也有義務向年輕一代提供同樣的服務?就算世界觀多少有些偏頗,不是也應該努力培養最低限度的客觀性,「這下該由你來為後輩們發入場券啦」,把機會送到他們手中?這也言之有理。未能如此努力,或許全應歸罪於我的怠慢。

  不過,也拜託諸位想一想,作家最重大的義務就是為讀者不斷寫出更高質量的作品。我也算是個現役作家,換言之就是一個「發展中作家」。眼下自己在幹些什麼?今後又該幹些什麼?對於這些,我是一個尚在摸索之中的人,是在文學這個戰場的最前線,以血肉之軀衝鋒陷陣的人。在那裡九死一生,仍舊奮勇前行,這就是我被賦予的任務。以客觀的眼光審視和評價別人的作品,肩負起責任進行推薦或淘汰,並不在我目前的工作範圍之內。倘若認真去做——當然,既已動手做了,就只能認真去做——勢必需要不少時間與精力,便意味著分配給自己的工作時間要被剝奪。說實話,我沒有那樣的餘裕。也許有人能兩全其美,可我僅僅是每天完成自己的任務就手忙腳亂了。

  這種想法豈不是利己主義嗎?當然,相當自私自利。沒有反駁的餘地,我心甘情願接受批判。

  然而另一方面,我從來沒聽說過出版社苦於找不齊文學獎評委的事。至少沒見過由於找不到評委,文學獎便在一片惋惜聲中被迫廢止。非但如此,世上的文學獎貌似還在不斷地增加。我甚至覺得,在日本,好像每天都有一項文學獎頒給了某人。因此,就算我不去當評委,好像也不會導致「入場券」發行減少,引發社會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假定我批判了某人的作品(提名作),結果人家反問道:「那麼,你自己的作品又怎麼樣呢?你有資格大言不慚地說這種話嗎?」我勢將無言以對。因為人家言之在理嘛。可能的話,我希望別遭遇這種尷尬場面。

  雖然如此(我想把話先說清楚),我絲毫沒有對擔任文學獎評委的現役作家(說起來大家還是同行)評頭論足的想法。肯定有些人能一面虔誠地追尋創作目標,一面以足夠的客觀性評價新人的作品。這些人大概能巧妙地來回切換腦袋裡的開關。再者,的確也需要有人來承擔這樣的角色。我對這樣的人心懷敬畏和感謝之情,但遺憾的是,看來我自己根本做不到。因為我這個人想問題作判斷會花很長時間,常常花了時間還照舊判斷失誤。

  關於文學獎這東西,不論是怎樣的獎項,從前我一直都不太談論它們。因為大多數情況下,得不得獎基本是與內容無關的問題,但在社會上又是相當刺激的話題。正如一開始說過的,我在文藝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芥川獎的小文章,忽然想到,差不多水到渠成,該就文學獎談一談一家之言了。倘若不這麼做,就可能遭受莫名其妙的誤解,而且不反駁糾正一下,這些誤解還大有作為「見解」而變成定論之虞。

  不過要對這類事情(呃,該說是腥氣重嗎)口無遮攔直言不諱,其實很不容易。弄不好越是實話實說,聽上去越像說謊,或者是顯得盛氣凌人。投出去的石頭說不定會以更強勁的勢頭反彈回來。儘管如此,我覺得實話實說仍然是上策。這世上肯定有某個角落,存在著能完全領會我想表達的意思的人。

  在這裡,我最想說的是,對作家來說比什麼都重要的是「個人資格」。說到底,獎項應該承擔起從側面支撐這一資格的使命,它既不是作家筆耕多年的成果,也不是報償,當然更不是結論。如果某個獎項能以某種形式強化這資格,對作家來說就是「好獎」;如果不是這樣,或者反而成為障礙或麻煩,那麼非常遺憾,它就不能說是「好獎」了。這麼一來,艾格林便會把獎章隨手扔掉,而錢德勒恐怕要拒絕斯德哥爾摩之行——當然,真的置身於這種境地,他們又將如何行動,我可就不得而知了。

  就像這樣,獎的價值因人而異,各有不同。其中有個人的立場、個人的事由,也有個人的想法和活法,不能混為一談、相提並論。關於文學獎,我想說的也就是這些而已。無法一概而論。所以,也不希望一概而論。

  呃,我在這裡高談闊論,事態想來也不會有所改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