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麗群
說起來我跟胡遷有兩面之緣。2014年他來台灣參加金馬電影學院，學程結業功課是改編一篇短篇小說，因其中有我的作品，便被主辦單位找去開了場兩小時的短會。
匆匆來去，印象裡就是一群敏思閃爍的年輕人，我昏頭昏腦，瞎說一場，會後卻收到胡遷認真寫了E-mail過來討論，態度大方，應對有古典的節度。他回北京後，彼此也偶爾通信，某日他很客氣，先問能不能寄作品給我看，我答覆了，才發過來。老實說我原先沒有什麼預設，讀過卻著實吃驚：他似乎太沒有自信了，這是很好的小說，乾淨，渾然天成。他對文字這古老介質的駕馭能力可謂天造地設，每個字是似有若無的纖維，每段句子是氣孔綿韌的密絲，分分寸寸，行若無事，在你意識到以前他已捻出漫長的線索，在你意識到以前嗖一下已被捲了進去。
他不像許多人克制不住以其為鞭的誘惑，也不要喧囂抽打讀者，製造浮誇的聲響與跡象；他沉默地纏縛，沉默地收斂，絲線一點一點絞緊了勒深了，心彷彿都要裂了。
但寫出這樣小說的作者，到底是那群均貌似明朗的學員裡的哪一位呢？……兩年間我一直沒搞清楚，但又不好意思說出來，因為這未免也太少根筋。
直到2016年他以中篇《大裂》得到台灣的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首獎，因領獎再來台灣，有機會請他喝個咖啡（飯則被小說家駱以軍搶去），才大概算認識了，是個從整體到細節都很清爽的年輕人，言語簡潔，帶冷澀的幽默感，眼光明澈宛如少年手心緊攥的彈珠。人不似其文。我一下子有點蒙，無法理解他的寫作中為何會出現那樣極致的傷害性，就忍不住問了：「為什麼你會寫這樣的小說啊……」
真是愚蠢的問題，這甚至是我自己作為寫作者最討厭遭遇（並往往顧左右而言他）的問題。但胡遷懇切回答。其實他本人的質地能夠說明很多：一個心靈如精密儀器的青年，多半會因人世各種避無可避的粗暴的碰撞，而時時震動，為了不被毀損，難免必須長久出力壓抑著位移，那壓抑的能量終要在他的寫作中，如棉花一般，雪白地爆綻了。書名「大裂」兩字或者是無意識的流露，卻也收束出胡遷作為一個創作者的內在風景，他的小說中每一抹淡到幾近透明的草灰蛇線都有繁複意象，語言平靜，一絲濫情自溺的贅肉都沒有，落在地上，望似滾珠，若去拈起，才發現是水銀，凝重荒暴能讓人從頭裂開到腳，剝掉了一身的皮。
胡遷學的是電影，他非常擅長利用人物的對話，及對話間不可見的細微波動，如牙科探針般挑出生活的疼痛神經。然而我以為影像訓練又不足夠解釋他短篇小說的魅力：這些作品的結構有時其實不太工整，但那當中的強烈能量讓技術問題的刮痕甚至不讓人感覺是瑕不掩瑜，而莫名顯得那歪斜是一種天經地義，理直氣壯了。
許多創作者，終其一生在追求這種無言中說動的境界，他羚羊掛角地恐怕自己也沒發現地輕易做到。這樣想想我都覺得真是挺可恨的。
也或許可以這麼說：寫作一事之詭譎，雖存於文字，又不存於文字，更在如何魔術般介入現實中肉眼不可見的微妙間隙，胡遷帶著他松德硝子玻璃般至薄至清透的洞察，在這本小說中一次又一次演示著吹毛斷髮的天分。《大裂》書如其名，徹底是本傷害之書，每篇小說都懷抱同樣一個任何人無從迴避的問題：「我們還要活（被傷害）多久？」我可以想像它會被什麼樣的讀者排斥，讓什麼樣的人不安，我可以想像會有什麼樣的人因在這其中求其安慰與修飾不可得，而感到不滿。也可以想像它是多麼地不符合某種主流的時代氣氛與社會大義。
但我想好的創作者，本來也都是這樣的。生命如擁擠的暗室，他坐在當中，視線炯炯，眼中沒有矇蔽，什麼角落都看見，不怕痛地指出來，也不因此就佯裝或者自命是誰的一道光。至於救贖或出口，那是人人各自的承擔與碰撞，若主張創作者必須為此負起責任，就是一種貪小便宜。
我不敢妄言自己多麼瞭解胡遷及其作品，但承他不棄，這兩年他陸續寫了什麼，會發來給我看看，有時我們會在信中聊幾句，有時我工作焦頭爛額難以為繼，他也不介意。這當中的《大裂》《一縷煙》《荒路》《漫長地閉眼》等都是我反覆再讀的秀異之作。然而令人比較困擾的恐怕在於，他的作品，不管放在哪一條脈絡下，哪一種已知的模板裡，都顯得不易解釋，像塊在視野中任何位置都無法嵌合的拼圖。要描述為格格不入，當然沒什麼不可以，但我以為，也有另一種說法，叫做頭角崢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