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了八年的大提琴，我愛上它的時候已經太晚。
「亨德爾和巴赫是同一時期的傑出音樂家，常常被放到一起比較。拋開音樂成就不談，亨德爾開朗健談，熱愛交友，人脈關係廣泛；巴赫則不善社交，嚴肅內斂得多。然而，亨德爾終生未婚，巴赫幾任妻子，一共生了二十個孩子。」
大學我上過一門課，叫西方音樂史，這是老師講過的一切知識裡，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段。
巴赫居然生了二十個孩子？！
一起選修的朋友問我，這些你都早就知道了吧？你學過八年的大提琴。我沒好意思搖頭。
這是我自己主動選修的課程，卻又非场」觸去聽課，每一堂都是睡過去的。
我心裡隱約清楚是為什麼。
2012年末，我一個人去歐洲旅行，從柏林坐火車南下萊比錫、法蘭克福、慕尼黑，然後離開德國去奧地利過新年，在那裡乘飛機去了法國。有歐洲旅行經驗的好朋友勸過我，原屬東德的城市都比較嚴肅冷清，一個人去更冷清，不如把時間勻給慕尼黑或者巴黎，萊比錫就不要去了。
我說不行啊，不去柏林也要去萊比錫的，必須去的。
「必須」這兩個字，七扭八歪地鐫刻在一切有關大提琴的記憶上。我迫使自己去上不想上的課，繞道不感興趣的城市，彷彿這是我和它保持聯結的唯一方式。
我住在Kurt-Schumacher大街上，不知道是不是以德國政治家庫爾特·舒馬赫命名的街道。酒店距離中央車站很近，可以步行，只不過德國的街道基本都是麵包石方磚鋪成的，我跟著行李箱滑輪一起「咯噠咯噠咯噠」了十分鐘，腦子都絞成了蛋糊。
還好萊比錫很小，有名的教堂和博物館幾乎都沿著同一條主街道分佈，從酒店散步去巴赫博物館，只需要十五分鐘。
博物館是座惇厚莊重的二層小樓，16世紀末的巴洛克建築，有非常好看的鵝黃色外牆面，它的對面就是巴赫工作過近三十年的托馬斯教堂。從一扇不大的門進去，左側是售票的窗口，很像我們大學教務處的傳達室，走廊右側便通向博物館。
出乎意料地小。館內只有四五個聯通的展廳，沒有主燈，每個玻璃展櫃旁都有暖橙色的小地燈或射燈，每個房間各有主題，我在講他家庭的那個房間停留得最久，因為記得他有二十個孩子。
後來就站在一個陳設提琴的玻璃櫃子前發呆。裡面沒有現代的大提琴。
博物館裡一直都只有我和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她比我來得早，比我看得認真。
可能因為我站得實在太久了，她走了過來，用口音非常重的英文問我是不是Musician（音樂家）。這一次我非常誠實地搖了頭。
我告訴她，我學過八年的大提琴。我學會Cello這個詞比Apple還早。
她驚訝而讚許地瞪大眼，藍色的瞳仁很天真。
「Till now?」
怎麼可能呢。我最後一次練琴是十三歲。
最後一次琴課，我走出市歌劇院的大門，爸爸嘆口氣說，這麼好的琴，可惜了。
「不可惜啊，」我開心得不行，「劈了燒柴啊。」
◆◆◆
我媽媽開美容院的時候認識了一個來文眉的女士，帶著剛上小學四年級的彬彬有禮的兒子。她說，孩子的氣質要從小培養，我兒子是學古典樂的，大提琴，知道吧？不要去學二胡，淒淒慘慘的，也不要學古箏啊小提琴鋼琴的，學的人太多了，競爭激烈，就學大提琴吧，我認識一個很好的老師。
「而且，現在考高中考大學的，樂器都有加分的，一加加幾十分；就算孩子實在不是讀書的料，也有一條後路，可以去讀藝校，出來接著教學生。」
從修養情操到經濟仕途，未來二十年都讓這位女士規劃完畢了。我五歲，正是熱愛翻跟頭和玩泥巴的年紀，那個彬彬有禮的大提琴男孩讓我媽媽心生嚮往。
隔了幾天我就被媽媽帶著去見了李老師。她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像圓潤版本的趙明明。我上小學那年電視劇《過把癮》紅遍大江南北，李老師就有一頭江珊那樣濃密的及肩捲髮，她問我會不會唱歌。
這都是來的路上我媽囑咐過的。我點頭，開始唱《小燕子》，唱到一半忘詞了，連忙說，我再唱一首《世上只有媽媽好》吧。李老師說不用了，我就急了，央求她，讓我唱吧。
我怕她不收我做學生。
其實唱第一句她就可以判斷出孩子是否五音不全、節奏感如何，但她還是讓我重唱了，笑吟吟地聽著。
我在她的房間裡看到了漂亮的大提琴。人類對於美的感情是共通的，它來自三四百年前的歐洲，但我覺得它美，美得無法形容，比我平時圍在身上的紗巾拿在手裡的木劍都要美得多。
回去的公交車上我很興奮。那是個冬天，90年代初的公交車只有一層薄薄的鐵皮，門都關不嚴。我們坐在最後一排，我呼著白氣講個不停，模仿李老師的樣子對著空氣「拉琴」，沒有理解我媽媽糾結的神情。
依稀記得她和介紹人不好意思地笑，自言自語，學藝術可真貴啊。
她和我爸爸商量學費，犯愁買「兒童用琴」的費用，驚訝於琴弓居然是要單獨購買的，暗自揣測老師們會不會在做琴行中間人時藉機收回扣……最後還是一咬牙說，難得薈薈喜歡，為了孩子，學！
但我真的只是覺得它美，想讓我媽弄一把給我玩過家家用。
很多年以後，因為工作的關係我認識了一個學習大提琴的少女，當然，她比我優秀得多。聊起共同的學琴經歷，女孩堅定地說：「大提琴是我的生命。」
真好啊，我想。大提琴差點要了我的命。
◆◆◆
沒有想到練琴是這麼苦的事。
四根琴弦細細的，早期卻足以讓小孩子的指肚統統腫起來，更不用提後來學習拇指把位，大拇指側面一個血泡接一個血泡，直到生磨出厚厚的繭。經過很久的練習才能穩定地運弓，不再發出鋸木頭般的噪音，所以我小學的時候右臂就有結實的肱二頭肌了，到今天還保持著清晰的線條。
冬練三九，夏練三伏。夏天更遭罪一些，因為家裡沒有空調，琴身把位上被汗水澆得滑滑的，我第一次知道原來人的手指頭都可以出汗。因為衣服穿得薄，琴身後側的圓弧就卡在胸口的位置，我連那裡都磨出了一個狹長月牙形的繭，直到高中才漸漸淡褪。
還有一些習慣一直跟隨著我。比如指甲長度從不超過指肚的最上沿，因為會敲在指板上。
但最苦的不是這些，是枯燥。
當初李老師拉琴的姿態，或者說是她本人的氣質與相貌和提琴發生的化學作用蠱惑了我，但我很快發現，抱著琴的我自己只是一個木匠。新鮮感退潮，我只想扔下它，繼續去和小夥伴和泥巴，而不是坐在那裡心算，音階第一遍，音階第二遍……音階倒數第五遍……
決定讓我學琴的是我媽媽，但每週接送我去上課，平日在家看著我練習的，是我爸。我恨他僅次於琴。
上小學後，我們倆每天放學都會重複一段讓人發瘋的對話。
「留作業了嗎？」
「留了。」
「多嗎？」
「不多。」——「正好趕緊寫完去練琴。」
「多。」——「那也得練琴！」
累不累啊！您都多餘問啊！
當然也有愉快的時光。
暑假我八點鐘起床，吃完早飯就開始練琴，中午十二點休息，吃個午飯，我爸會帶我步行去家附近的租書屋——這個時候他是好爸爸。我還了前一天的漫畫，然後挑選一本新的帶回家，繼續練琴直到五點鐘，太陽還沒落下，我們會去江邊的斯大林公園，那裡有個簡陋的遊樂場，我很喜歡他們家的蹦床，會把白襪子蹦黑才肯下來。剛好日落，殘陽斜斜地依偎著江對面的太陽島，最後融化在黑色的林海中。
晚上外婆家裡的人都回來了，不方便練琴，我可以在小房間盡情看漫畫。
大家還都只知道機器貓（哆啦A夢）的時候，我已經看完了藤子不二雄的《叮噹貓》和《宇宙貓》全系列，後來又讀完了超長的《阿拉蕾》與《七龍珠》，為孫悟空沒有娶阿拉蕾而難過。
《哆啦A夢》所有的超長篇我都看完了，合上《大雄與日本誕生》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熱愛的是畫畫，我從小就喜歡畫畫，愛用連環畫講故事，我為什麼沒有去學畫畫？！
我語無倫次地跟我媽剖白內心，我媽說，你以前也喜歡大提琴，你想一出是一出，你可給我拉倒吧。
當然她也安撫我說，畫畫什麼時候都能學，十五六歲都可以，練琴必須從小時候開始，等你把大提琴學好了，我們就去學畫畫！
大騙子。
後來租書屋倒閉了。我又把大舅媽的父親所出版的《血火八年》看完了，上下冊分別有《現代漢語詞典》那麼厚，共計一百六十萬字，講的是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故事。
小學三年級，連這個題材我都啃得下去，還覺得開心，可見練琴究竟有多麼恐怖。
◆◆◆
我因為練琴的事挨過很多打。
第一次記憶尤深。拆遷後我們在顧鄉租住過一段時間，爸媽白天都要工作，就把我自己扔在家裡，囑咐（恐嚇）我好好練琴。他們一走，我就展開譜架，將琴譜翻到中間的某一頁，擺好椅子，給琴弓上松香，煞有介事地拉兩下——這樣才會在琴碼上面自然地散落松香，像是真的練習過似的。
然後，打開電視。
我那時候每天雷打不動地在電視機前，準時收看——健美操。
一群笑容燦爛的美國人，帶領觀眾跳健美操，每個人都帶著濃濃的譯製片口音。有一期還在搭建的甲板上跳，佈景板是大海和藍天中一動不動的海鷗，中途一個只穿了運動內衣的女人扮作美人魚跳過來，領操的男人誇張地說：「看啊！美人魚都來和我們一起跳！觀眾朋友，你不加入我們嗎？」
加入啊！當然加入！我跳得可起勁了。
因為跳得太起勁了，連我爸回來的腳步聲都沒聽到，被當場抓包，揍得我靈魂出竅。他們終於明白，為什麼每次李老師都說，這孩子好像沒練琴。
這成了我的原罪，我爸媽再也不相信我。每次上課我都要把上一堂學過的曲子演奏給老師聽，只要她說我練得不好，回家輕則挨罵重則挨揍。
我那時候對金錢沒概念，是略大一些才想通的。每週六一堂課，一個小時，100元，一個月要400到500元，而1996年黑龍江省的職工人均月工資是390塊。我家裡不富裕，而我在燒錢玩。
大學我讀的是商學院，畢業後有朋友去了香港做Trader，和我抱怨上班時候連口水都不敢喝，每一秒鐘都是錢。
我說我懂。我五六歲就懂。我被打怕了。
坐113路到兆麟公園站下車，繞過公園，轉入地段街，路過兆麟小學後門，再過兩個路口，就到了哈爾濱歌劇院門口。
這是一段死亡之路。
其實哈爾濱歌劇院是一座很美的建築，建於1959年，是獨特的木質結構。走廊地面刷著暗紅色的油漆，每個老師的辦公室都十分寬敞，有一整面歐式風格的窗，木框刷著白漆，已經斑駁掉落，反而更有味道。每一層的舉架都非常高，房間內的木地板都是質樸的原色，踩踏時會有篤篤的空響，伴隨著隔壁的女高音的花腔，有種逃脫了時空的美。
地獄可能也就這麼美吧。
有時候到得早，我會坐在旁邊的暖氣前烘手，看前一個學生上課。她比我年長很多，嘴唇上方有一顆和83版《紅樓夢》中晴雯一樣小巧的痣，已經學了四年琴，卻和我一起考二級。李老師糾正錯誤的時候會直接用鉛筆抽打她的手，羞辱意義大於疼痛感，但女孩從不往心裡去，倒是她的媽媽紅了臉。課程一結束，她就開心地穿上貂皮大衣，跑去四樓和男高音聊天。
我曾經幼稚而好心地提醒她，她媽媽和李老師好像都不希望她去和那些紮辮子的男人聊天，女孩昂揚地一笑，說，你不知道，我認識的都是真正的藝術家。
等她走了，李老師會轉向我，疑惑地問，手還沒烤暖？
永遠烤不暖。我的身體為了救我，自動學會了寒冰掌，這樣當我拉錯音的時候，可以把手放在李老師手心裡，真摯地說，是真的凍僵了，真的。
但總體上，我還是一個懂事的小孩。我是李老師的幾位好學生之一，她說我有天生的樂感，一點就透，又肯吃苦（其實是被揍的），細節處理細膩。唯一的遺憾是，我的小拇指略短，沒有達到無名指第二節，先天條件不足。
她甚至為了鼓勵我學下去，遲遲沒有按常規給我漲學費。在我身量長足、可以購買正常的4/4成人用琴之後，托關係弄來了一把古樸的舊大提琴送給我。這把琴音色醇厚，顏色很美，直到現在還掛在我新家的牆上。
當我結束枯燥的鋸木頭之後，才慢慢理解了學琴的美妙與虛榮。對美的部分一直是懵懂的直覺，而虛榮，才是我刻苦的動力。
小學一年級我可以練習最簡單的小品了，比如《農夫之歌》。某天下午我突發奇想，一邊拉琴一邊給《農夫之歌》即興填了詞，大概就是啊豐收啊喜悅啊農田啊喜悅啊很喜悅啊之類的。一曲完畢，聽見鼓掌聲，我外公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了房門口。
◆◆◆
我連續兩年考過了中國音協的五級和八級，進了兒少中心的民樂團。民樂是沒有合適的低音絃樂器的，所以在一大片琵琶、阮、二胡中間，戳著我們幾個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排練時間很長，卻沒什麼難度，還可以借此逃脫練琴，簡直絕妙。我因為個子太矮，成了樂團的吉祥物，拖著大大的琴去和他們一起演出《金蛇狂舞》《北京喜訊到邊寨》。
每次去江邊的排練場，我都可以在沿途買一個烤燒餅吃，焦脆金黃，兩面刷著辣醬，撒上一層薄薄的芝麻和白糖，香辣中帶著一絲絲甜，不衛生不健康，那麼好吃。
我以為樂團全都是這麼好玩的地方。
這種認識持續到小學五年級，我加入了中學生樂團——它的名字叫中學生樂團，小學生也是可以進的。
選拔很嚴格。這種嚴格一方面是出於樂團本身的水平和名氣：每年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中學生樂團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出嘉賓，我們統一穿著白襯衫和黑裙子上台，儼然一片小藝術家。另一方面，則是出於樂團隸屬的背景所能帶給團員們的優厚待遇：全市最好的兩所初中分別開設了藝術特長班，在擇校競爭日益激烈的90年代末，這是一條閃著金光的捷徑，初中生在樂團「服役」滿三年，中考時可以加五分。
用家長們的話說，「五分能甩掉多少人呢！」
這些優厚的條件是樂團曾經招攬人才、走向興盛的源頭。興盛過後，便成了隱患——為了擇校和加分，什麼樣水平的學生都能找到門路加入，家長們各顯神通。巔峰時刻，第一小提琴組至少擠了二十四個人，大提琴坐了八排，遠超三管樂團的編制。
一次排練《輕騎兵序曲》，中間一段頗有難度的小提琴合奏總是亂套，指揮老爺爺抓到兩個連弦都對不准卻還拉得盡興的第二小提琴手，氣得摔了指揮棒。
樂團的負責人沒有辦法繼續裝聾，痛定思痛說，得考試。
絃樂考的就是《輕騎兵序曲》的選段。
大提琴的首席是比我大四歲的姐姐，已經在這個樂團很多年，讀的就是重點校的藝術班，再忍耐一年便可以拿中考加分資格了。我剛來不久，空降大提琴副首席，她看我從來沒有順眼過。
因為她琴拉得巨爛。
這次考核讓她如臨大敵，通身無處發洩的怒火和焦慮，讓她開始欺負我。
每個週日下午排練結束時，都是大廳最混亂的時候，我們集體湧向倉庫去歸還公用琴。不知道究竟是哪個缺心眼做的設計，一整面的架子，居然是小提琴擺在下排，大提琴擺在上排。
我發育晚，小學不長個，五年級的個子比琴也高不了多少。
首席從背後拍拍我，說，你幫我們幾個看一下琴，我們去個廁所就回來。
於是我乖乖地站在那裡等，懷裡一左一右各抱著一隻，腳邊還躺著三隻。等了很久，看到窗外，她們幾個背著包，笑嘻嘻地，手挽手走出了院子。她們都是一個班的同學。
大廳都走空了。我氣得發抖，踩在椅子上，顫巍巍地將五把大提琴放回了架子。
考試的時候，首席從小房間臉色蒼白地走出來，我目不斜視地走進去，演奏表現幾乎是報復性地好。
我足足欣賞了兩個星期首席的倉皇。其實我知道贏不了她的。結果公佈，全場的座次，一個都沒有變，大提琴還是擠了八排，第一小提琴還是二十四個人。
團長怎麼可能把收過的禮都吐出來？我以為這個道理首席早就能夠想通的。
我倆之間的齟齬並沒獲得太多的關注，因為焦點永遠都在第一小提琴身上。
就算對交響樂再無知的觀眾也知道，小提琴坐第一排最外面那個人，演出結束時是可以站起來和指揮擁抱的，全樂團再無別人有這個殊榮。
而第一小提琴的副首席比首席出色得多，這是被當眾驗證過的。副首席漂亮地完成solo，首席只會嘿嘿一笑吐舌頭。
她們之前都被團長表面的嚴肅唬住了，此刻劫後餘生，高興地在休息時宣佈要請大家吃冰淇淋。我坐在原地喝酸奶，無悲無喜的狀態讓指揮誤以為我還只是年紀小不懂事，但小提琴副首席也坐在原地，她擦眼鏡，眼鏡布卻蓋在眼睛上。
這種時候怎麼能哭呢，我心想，硬憋也要憋住啊。
大廳亂得像水開鍋了。指揮坐在小檯子上，看上去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有點窩囊的老頭。
他突然對我們說，你們倆把那一段，重新拉一遍吧。
我們合奏。他坐著給我們指揮。
結束後，指揮擁抱了一下副首席的姑娘。她哭得更厲害了。
我那時候已經在學巴赫的大提琴無伴奏組曲了。我曾經為了考級，苦練過很多奏鳴曲和協奏曲，技術上都比巴赫要難，但巴赫是第一次讓我在練琴的時候想哭。
它是那麼美，莊重、平衡、和諧。它不想被我們演奏。
我學了幾年的琴，才終於發現音樂在虛榮、攀比、爭氣和燒錢之外，最單純的美。
我學琴的動機注定了與它無緣。我爸媽和介紹人想要的是「好氣質」和「有退路」，樂團的孩子們追求的是升學和加分，我們向古典樂要未來，向藝術要功名，向美要意義。
美是無意義的。
◆◆◆
小學畢業前我面臨一個重大的抉擇。
李老師的另外兩位高徒在初中的時候分別考入了兩所著名的音樂附中，脫產備考，背井離鄉。
兩位師兄師姐比我大很多，在民樂團帶過我，放假回家時特意找我爸媽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準備好至少十幾萬，提前去拜考官為師，既是為了突擊也是為了「意思意思」，不管你琴拉得多好，這道程序總歸是要走的；爸媽要做好兩地分居一兩年的準備，總要有一個家長去全程陪護……
最重要的是，「千萬想好了。這是一條不歸路。」
我爸媽愁腸百結。本以為多年學琴已經是下血本了，只為換一條四通八達的路，沒想到更大的坑在前面。
小學畢業的夏天，我順利地考完了十級，得了一個招搖撞騙的比賽的全國金獎。
那個夏天，省裡也辦了一場大提琴比賽，雖然是省級賽事，其實含金量比我之前得到的獎項都高，最重要的是熟人多——省裡但凡有頭有臉的老師，手裡但凡有能拿得出手的學生，都送來參賽了。
李老師讓我在巴赫無伴奏組曲的序曲和《節日的天山》中間選一首參賽。我選了《節日的天山》。老師很贊同。
《節日的天山》是國內作曲家創作的，有新疆色彩，結合大提琴的音色，旋律很奔放熱烈，有趣又好聽，難度高又炫技，雙八度、撥弦、輪指、連跳弓、連頓弓……雜耍似的。
但我的理由其實只是，我不想演奏巴赫。
比賽現場我遇到了一個老熟人。她的老師來自省內的大提琴世家，遠比我的老師吃得開，各種比賽和表演機會手到擒來，任何圈子都需要人脈，樂器也不例外。但這個女孩身上沒有任何名師弟子的驕矜之氣，刻苦得驚人，甚至到了有些用力過猛的地步；音準、運弓利落，技術極好，極自卑。
我們的老師會面就像兩隻鬥雞，我們關係卻很好。比賽前她偷偷和我說，如果這次她能得第一名，她媽媽就會獎勵她肯德基的漢堡。
她演奏了巴赫的無伴奏組曲。
她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第二名。我覺得很好。
換漢堡比換別的好。巴赫在托馬斯教堂排練唱詩班，也是為了混口飯。
我幫我的爸媽做了決定。十級也考完了，到此為止吧，中學生樂團也不去了，擇校的事就算了吧，我可不想和首席做校友，反正哪條路都是不歸路，普通初中也能好好唸書的。
後來斷斷續續又學了一年琴，李老師也不怎麼收我錢。我不記得究竟是哪一天上了最後一堂課，也不記得自己哭了沒。離開前在歌劇院一樓的收發室窗口註銷學員證，老爺爺給小本本蓋上作廢的鋼印，和我說，你剛來的時候，還是一個小不點兒哪。
我走出大門。左手邊是友誼路，矗立著兒童醫院。我最害怕學琴的時候，走到歌劇院門口都不想停步，恨不得徑直衝到兒童醫院裡面去住院。
那些歲月一轉眼就不見了。再一轉眼，我拇指和胸口的繭子也褪不見了。
我十幾年沒有碰過琴。中途只有一次，高一合唱比賽，我和其他人一起帶了樂器去給班級伴奏，還沒上台，弦就崩了。
它也不想被我碰。
◆◆◆
2011年，我終於辭了職，去杭州學畫畫。
那裡有中國美院，周邊開滿高考美術集訓班。我媽媽沒說錯，真的有很多人可以用一兩年的時間速成繪畫，水平甚至足夠考大學。
畫室裡我和一群1994年出生的小孩擠在一起，因為他們喜歡公放音樂，我因此耳熟了「QQ音樂三巨頭」許嵩徐良汪蘇瀧的全部熱門歌曲。晚上睡不著，我就一個人在河邊散步看星星，對著手機裡的google星圖，認認真真定位和學習了所有星座。
後來我止步於球體。老師比我大兩三歲左右，曾經騎著小電驢帶我去買畫具，最後又騎著電驢把我送到高鐵站。
「別學了，你不是這塊料，」他說，「我也不是騙錢的人。」
他說我沒才華。
我三歲開始塗鴉，巔峰水平是十二歲，畫的水冰月（自以為）跟原版一模一樣，並把這個巔峰水平一直保持到了二十四歲。小時候我的願望是擁有一間大房子，用途是，在裡面裝滿白白的整齊的畫圖紙。
我的願望裡從來沒有過大提琴。我只想把它劈成柴。
然而卻想起六七歲的時候，我在家裡拉著《農夫之歌》，高高興興地唱著自己填的詞。西曬餘暉灑在外公身上，他笑眯眯地誇我真有才華。
我現在閉上眼睛還能看見他。
◆◆◆
2012年的最後幾天，我終於去了巴赫博物館。
天是陰的。東德城市的天總是陰的。老奶奶和我一起走出博物館，散步到托馬斯教堂外面。那裡豎立著一個高大的巴赫銅像。
我把相機交給她，她拍下了我和巴赫的合照。
照片裡我笑得很開心，非常符合遊客的特徵，身體靠著銅像底座，還有一隻腿是翹著的；六首無伴奏組曲，我只練過第一首，後來的這些年斷斷續續終於聽全了，更是遊客中的佼佼者了。
我整個童年都給了它，到最後也只是一個遊客。
◆◆◆
去年的冬天，編輯和攝影師朋友一起到海邊給我拍新書的宣傳片。我不善於面對鏡頭，拍了兩天都還是很僵硬，連走路姿勢都不對。
後來攝影師說，你不是學過大提琴嗎，怎麼不帶來。
於是我把它從牆上取下來。指板已經微微開裂了，常用把位因為多年的摩擦，黑漆褪去，露出一道一道的底色來。四根琴弦都廢了，旋鈕都不敢用力擰，生怕它斷掉。
就是個道具嘛，我想，當年沒劈了它，不錯了。
我換好衣服，坐在鏡頭前。攝影師讓我隨便演奏點什麼，反正現場不收音，沒調弦也無所謂的。
他忙著找角度，我編輯忙著玩手機，沒人注意到，當我多年後拉響第一聲琴音，要咬緊牙關才控制著沒有哭出來。
多年不練習，我的手已經僵了，指法卻全部都記得，每一個小節，每一次停頓。我竟然都記得。
攝影師讚賞地說，誒，琴真有用，你一下子就自然了。
它當然有用。
它帶著我失去的一部分靈魂，回到了我的身體裡。
原來我一直都愛它。它是我的負擔，我的苦難，我急於甩脫的噩夢；卻也給了我驕傲，給了我快樂，給了我窘迫又俗氣的童年原本不可能得到的美與希望。
我愛它。我學了八年的大提琴，我愛上它的時候已經太晚。
當年，在離開博物館前，我看到門口提供紙卡，讓遊客給巴赫留言。老奶奶鼓勵我拿一張。
明知自己和他毫無關係，我依然在題頭端端正正地寫：「親愛的巴赫先生」。
親愛的巴赫先生：
2017年的新年，我重新開始練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