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作家福樓拜說，「寫作就像狗過的日子，卻是唯一值得過的生活。」假如你選擇以爬格子為職業的話，事實的確如此。
絕大部分時間裡，寫作是一項孤獨而單調的工作，雖然有時也會因為想到了一句絕妙好辭而沾沾自喜，但事實上所謂的曠世名句不過是你自認的，因為當時可沒人在旁邊這麼說。更多的是長時間的冥思苦想，卻擠不出一句話來，這時你就會忍不住考慮自己是不是該轉行謀一個像職業會計師這樣的鐵飯碗。你會時不時地懷疑，真有人會要看你寫的東西嗎？眼看著自己設定的截稿期一天天地逼近，整個人也會變得如世界末日到來般惶惶不可終日。對世上其他人來說，一天寫一千字，或者一個字也寫不出，根本就無關緊要，但是對你來說，就是生死攸關的大事，一想到這個就讓人加倍灰心喪氣。寫作的這一面，無疑就是狗過的日子。
但是，當你驚喜地發現，自己可以為一些從未謀面的讀者提供幾小時快樂的讀書時間，寫作這種生活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假如其中又有這麼幾個還給你寫信，收到信時的喜悅就像親耳聽到了他們的鼓掌，所有的辛苦頓時都得到了回報，你立即就會放棄改行做會計師什麼的念頭，而開始構思下一本書。
《普羅旺斯的一年》（A YEAR IN PROVENCE）出版不久，我收到了第一封讀者來信，來自盧森堡，語氣謙恭有禮，充滿溢美之詞，讓我一連幾天都捨不得放手。下一個星期裡，又有個男子寫信來問怎麼在紐西蘭種松露。再後來，信件源源不斷地飛來，從倫敦、北京、到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從英國苦艾叢林的女王監獄、蔚藍海岸的外籍社區到威爾特郡的荒野和薩里的山丘。有些用的是永不褪色的高檔藍色印花信紙，有些則是從筆記本中撕下的幾頁紙，還有一封信寫在倫敦地鐵交通圖的反面。信封上的地址常常寫得很不清楚，郵局就只好小小運用一下推論技巧，就憑著「奔牛村的英國人」這麼簡單的地址來找我們，雖然我們並不住在奔牛村。有封寫著「普羅旺斯梅納村，英國蝦〔註：英國人總被諷刺為稍一曬太陽，皮膚就會立刻泛紅的動物。〕收」的信也是這麼找上門來的，這是我最喜歡的地址。
讀者的來信都很友善，也很鼓舞人心，不管有沒有回信地址，我都會回信，以為這樣就可以了。但是事實並不往往如此。不久以後，我們就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普羅旺斯生活顧問，從買房子到找保姆。一名女子從孟菲斯打電話問我們沃克呂茲的竊盜率有多高。一位艾塞克斯（ESSEX）〔註：英國英格蘭東部的郡。〕的攝影師想知道在盧貝隆（Lubéron）靠拍照能否謀生。想搬來普羅旺斯居住的夫婦則寫來了長達幾頁的問題，他們的小孩能不能適應這裡的學校？生活費高嗎？這裡的醫生怎麼樣？所得稅如何？在這裡會不會孤單？他們會不會快樂？我們總是盡我們所能做出回答，但是隱隱總覺得干涉素不相識的人的生活計劃，是件不太舒服的事兒。
隨著夏天臨近，原來不過在信箱裡出現的信，現在變成了活生生出現的人。
那天，天氣又乾又熱，我正在硬得像骨頭似的草地上，用鶴嘴鋤進行普羅旺斯式的除草工作。這時，有輛車開了過來，司機手裡拿著我的書，笑容可掬地衝我揮手。
「可找到你了！」他說，「我在鎮上稍微用了一點私家偵探的手段，一點都不難。」
我在書上簽名，覺得自己是個真正的作家。老婆從卡維隆回來知道這事後，完完全全地被打動了，「那是你的書迷啊！」她說，「你該拍照留念的，真難得居然有人會費這個心。」
幾天後，她就不那麼熱心了。當時我們正準備出門吃晚飯，發現有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躲在前院花園的柏樹後面。
「你就是彼得．梅爾先生嗎？」金髮女郎問。
「是啊，」老婆說，「不過真遺憾，我們正要外出。」金髮女郎大概早已經習慣了做妻子的這種態度，轉身就走了。
「可能是我的書迷。」我對老婆說。
「她大可以到別處去做她的書迷。」老婆說，「現在你可以收起臉上那副傻笑了。」
到了七、八月間，我們已經習慣了在前門發現一些陌生面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覺得抱歉，也表現得很有禮貌，只不過想要個簽名，給他們一杯酒，或者讓他們在大太陽底下的院子裡坐幾分鐘，都會感謝半天。他們似乎都迷上了那張我們費了好大勁才安上的石頭桌子。
「這就是書上說的那張桌子！」他們會說，還要繞著桌子走上一圈，用手在桌面上摸一摸，彷彿這是亨利．摩爾〔註：HENRY SPENCER MOORE，英國雕塑家。〕最出色的作品似的。一下子讓我們自己、我們的狗（牠倒是很樂於此道）還有我們的房子暴露在陌生人饒有興趣的目光下，心裡的感覺很奇怪。但是，當這樣的拜訪變成入侵時，感覺就不只是奇怪了，而是憤怒。
有天上午，氣溫超過華氏一百度。有位先生帶著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朋友，趁我們不注意時，把車停在院子裡，大大咧咧地就進了屋子。三個人從鼻子到膝蓋都被曬成了張牙舞爪的火紅。我家的狗兒睡著了，沒聽見他們進來。等我回到屋子裡拿啤酒時，才發現他們在起居室裡一邊聊天，一邊翻我的書和家具。我當場愣住了，他們反倒沒事兒似的。
「啊，你來了！」丈夫說，「我們在《週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上看到你的文章，所以決定來看看你。」
就這樣，沒有任何藉口，一點也不感到尷尬，根本沒想過也許我並不歡迎他們，甚至連書都沒買。他們解釋說想等到出了平裝本再買，精裝本太貴了。他們說話的樣子很隨便，彷彿於我是種恩賜似的。
我一般不當面對人發火，但這一次，我叫他們馬上走。
那位丈夫通紅的臉頓時變得更紅，整個人氣得像隻剛剛得知自己將被做成聖誕大餐的火雞一樣。
「我們可是從聖雷米（SAINT─RéMY）〔註：法國的一個市鎮，位於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藍色海岸，是一個旅遊城和葡萄酒城。〕一路開車趕來的啊。」我讓他們再一路開車回去，他們罵罵咧咧地離開了。「我們才不會買你那本書呢！最多翻翻看，誰會以為你們這裡是白金漢宮。」我看著這些人端著因義憤填膺而變得僵硬的肩膀，大步走回他們的富豪車，心裡開始盤算考慮是否該買隻凶狠的洛特維勒犬。
從此以後，只要一看到有車減速停在我家門前的路上，我心裡就警鈴大作，說不定又是什麼不速之客。「別那麼大驚小怪的！」老婆說，「他們要往我們這兒來了，不，不，他們已經停在郵筒邊上了。」後來我出門取信的時候，發現郵筒裡有一本用塑膠袋包著的書，上面註明「請簽名後放在水井頂上，用石頭壓住」。第二天，書不見了。但願是被那善解人意、不願打擾我們的書迷拿走了。
夏天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已經不是唯一受到公眾關注的人物了。我們的鄰居福斯坦也曾被人索取簽名，他至今都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說他又不是作家。我告訴他在英國有很多人都曾在書上讀到過他，他不由地脫下帽子，理理頭髮，連說了兩遍「真的嗎？」，聽上去頗為興奮。
廚師莫里斯也給人簽過名，他說他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英國人光顧他的餐廳，有些人甚至還為真有他這號人物而感到很詫異，他們以為是我編出來的。還有些人帶著書來餐廳，照著書裡寫的從頭到尾點上一路菜，直到最後的白蘭地。
另外，還有水管名匠曼尼古西先生。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到我家來，對政治、野蘑菇、不正常的天氣、法國橄欖球隊的前途、莫札特的天賦以及衛浴設備這個行業裡任何讓人激動的發展發表高論。
我送了他一本我寫的書，把寫到他的那一段指給他看，還告訴他，來拜訪我的書迷中，有人想見見他。
他正了正他的羊毛帽子，整了整他的舊格子襯衫的領子。「真的嗎？」
「當然！」我答道。他的名字甚至出現在《週日泰晤士報》上，也許我該給他安排一次簽名活動。
「哦，彼得先生，您真會開玩笑。」不過看得出來，他不反對這個主意。離開的時候，他小心翼翼地捧著書，彷彿捧著一個易碎的天價浴盆。
※※※
電話那頭遠遠傳來的聲音彷彿來自雪梨，愉悅而帶著鼻音。
「早安，我是坎城英倫書店的華利．斯托爾。我們這裡有很多英國人，你的書賣得很好。你能不能在坎城電影節期間抽空來一天，給你的書搞個簽名活動？」
我一向很懷疑電影圈內人對書的品位，有位在好萊塢工作的老朋友曾經承認他六年裡只讀過一本書，而他還被認為是圈裡少見的知識分子。你跟他們說詩人蘭波，他們會以為你說的是史泰龍。我倒不指望作者的手指簽到抽筋，書就能大賣，倒覺得可能會很好玩。而且說不定還能看到明星，或者在十字大道（THE CROISETTE）看到上空秀，或者在卡爾登酒店的露臺上，欣賞到鎮上最少見的景象，面帶微笑的侍者。於是，我對華利先生說很樂意參加。
那天陽光燦爛，天氣炎熱，對書店來說，這可不是什麼好天氣，我很快加入了像蝸牛般蠕動進城的車流。電線杆上貼著顏色亮麗的新告示，宣布坎城和比佛利山結為姐妹市。可以想像市長們會用無數的藉口來相互拜訪，用促進兩市友好關係的名義趁機免費度假。
似乎全坎城的警察都聚集在了電影節會場外面，配著槍，拿著無線對講機，戴著太陽墨鏡，忙著一邊製造一系列的交通堵塞，一邊確保克林．伊斯威特不被綁架。他們以多年執勤累積下來的實戰經驗，指揮車輛形成一個個打不開的結，然後對它們猛吹哨子，接著引著車輛進入另一個充滿憤怒人頭的死結中。我花了十分鐘，只前進了五十碼左右。好不容易到達巨大的地下停車場時，我看到這場混亂之中早先的犧牲者在牆上寫下：「坎城是個值得觀光的勝地，但我不想一整天都待在停車場裡！」
我到海濱大道上的咖啡館吃早餐，順便看看明星。旁邊的每一個人都抱著和我一樣的想法。從來不曾有這麼多陌生人彼此這麼仔細地互相觀察。每個女孩都噘著嘴，做出一副無聊狀。每個男人手裡都捧著當天的電影節目單，在空白處寫下重點。一兩支的無線電話被不經意地擺在牛角麵包旁的醒目位置，每個人身上都戴著塑膠的與會代表胸章，手中提著大會發的電影節袋子，上面印著「法國電影節／坎城九十」的字樣，沒有提到英國或美國電影節。不過我想這就是主辦這種活動的好處之一，你有權決定袋子上印什麼。
海濱大道幾乎成了海報的森林，上面印著演員、導演、製作人以及就我所知的美髮師的名字。海報直接貼在大飯店對面，好讓每一張海報上的主角能在每天早上享用傳統的坎城火腿早餐和自尊心前，從臥室窗戶望見自己的名字。空氣中彌漫著大筆買賣和大把鈔票的躁動不安的情緒。活躍在大道上的票販子和坐在皇宮飯店人行道上、破帽子裡只有一枚可憐巴巴的二十生丁硬幣的老乞丐，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我把這裡留給了那些大人物，沿著狹小的畢佛亞克．拿破崙路來到了英倫書店，準備體驗坐在書店櫥窗裡等人請我簽字的古怪經歷。以前我也曾參加過一兩次的簽名活動，但都是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進行，人們從安全距離以外注視著我，而不敢貿然靠近。他們大概以為我會咬人，根本沒想到假如有位勇敢者上前，作者會多麼欣然地鬆口氣。只要一個人孤零零地坐上幾分鐘後，任何東西──書、照片、過期的《尼斯晨報》（NICE─MATIN）、甚至支票，都能成為救命稻草，他會毫不猶豫地在上面簽下大名。
幸好華利．斯托爾夫婦已預見到了作者會有的恐懼，早已請來了朋友和顧客塞滿了整個書店。不知他們設了什麼樣的獎勵，能將這些人從海灘上抓到這裡來。但我很感謝他們讓我一直忙著，甚至開始想該讓水管工曼尼古西先生和我一塊來的。我發現定居在這裡的英國人普遍都對法國的排水系統感到好奇，為什麼它是這樣運作、聞起來是這個味兒？這個問題曼尼古西先生一定能回答得比我內行多了。還有，法國的尖端科技十分成熟，如高速火車、電子電話系統和協和飛機，但為什麼法國人的浴室卻還停留在十八世紀？就在第二天，一位老太太告訴我，有一次她沖馬桶時，竟然沖出一塊什錦沙拉的殘渣。「真是太糟糕了，這種事永遠不會在英國發生，哪怕是車頓咸（CHELTENHAM）這樣的小鎮也不會。」
簽名活動結束後，大夥兒一起到街角處的酒吧。美國人和英國人比本地人還多。不過坎城當地人本來就少，聽說這裡就連很多警察也是從科西嘉（CORSICA）進口的。
我離去時，警察還在海濱大道附近巡邏，拿交通當消遣，眼睛瞄著在周圍閒逛、衣著暴露程度不等的姑娘們。老乞丐仍在皇宮飯店前面的老地方，帽子裡還是只有一枚二十生丁的硬幣。我丟了幾個小錢到他的帽子裡，他用英文祝福我有個美好的一天。我想，他是不是在為迎接比佛利山的觀光客而練習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