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異，獨居。名叫梅麗莎。見鬼，等一下。」拉雷多警探翻開檔案，粗手指滑過一行行資料。「啊，」他說，「艾麗莎，首字母A，艾麗莎·伊蘭。」他皺眉說：「這名兒起得有意思。」
我本可以當場指正他，畢竟一天前我才在便箋上寫過這個名字。但從技術上講，在他告訴我以前我都不該知道這事兒，所以我沒吭聲。況且根據我對拉雷多的瞭解，這傢伙可不樂於聽從別人的指正，尤其是法醫部技術員的指正。但現在他負責小髒屋女性碎屍案，而且議會部門的政策規定，兇殺案需在24小時內著手調查。於是大家聚到一起，聽從他差遣。鑒於我是其中一員，因此我也在。
當然，大概不管怎樣，我都會找理由待在這兒。我太渴望線索，急著弄清究竟是誰幹出這等可怕之事。我比全警局任何人——比全球執法界任何人——都更想找到殺害艾麗莎的兇手，將其繩之以法。不通過邁阿密陳舊遲緩、技術落後、老態龍鍾的法律制度，而是自己找到他，再親手把他拖下去，拖向德克斯特黑暗的神廟與最終審判。我不安地坐在那兒，聽拉雷多敘述一遍大家均已知道的信息。結果是半點兒用沒有。
除了幾個新百倫跑鞋留下的腳印，他們沒找到任何切實的法醫證據。那些腳印的型號與尺寸還都十分常見。沒有指紋，沒有纖維，沒有任何線索，除了我那雙舊鞋——恐怕拉雷多以後還得僱一名非常優秀的潛水員才能找到它們。
我貢獻的那點兒飛濺的血液提供的線索同樣沒用。耐心等待許久之後，總算有人問道：「離異，是嗎？」拉雷多點點頭。
「沒錯，我派人找過她前夫，那傢伙名叫伯納德·伊蘭。」他說。我頓時精神一振，不禁向前傾身。然而拉雷多聳聳肩，說：「不走運。那傢伙兩年前就死了。」
之後他或許又說了些別的，可我沒聽進去。我悄無聲息地沉浸在震驚之下——艾麗莎的前夫兩年前就死了。我全身心地希望那是真的，但我十分清楚他離死還遠著呢，而且正試圖置我於死地。不過拉雷多是個相當優秀的警察，他要是說誰死了，肯定有個很好的理由認為那千真萬確。
我屏蔽掉警察們嗡嗡作響的沉悶討論，琢磨著那意味著什麼，然後想到兩種可能。要麼目擊者不是艾麗莎·伊蘭的前夫——要麼他設法偽造了自己的死亡。
他沒理由編造一整套虛假生活，還花幾個月的時間抱怨「A」與離婚的事兒。他曾清楚地看見我在她家院子裡看那輛本田車——當時房子裡的喊聲想必就是他在和艾麗莎吵架，我還看見他回屋的背影。因此我不得不相信事實擺在眼前：他確實是艾麗莎的前夫，也確實殺了她。
這表示他騙過了警察，讓他們認為他已經死了。
偽造自身死亡最難的地方在於如何偽造屍體：你必須提供一個現實場景，一個逼真的犯罪現場，還有一具令人信服的屍體。做到萬無一失很難，成功的更是鳳毛麟角。
但是：
一旦搞定最初裝死的部分，被哀悼、下葬之後，事情就簡單多了。事實上，偽造死亡前的兩年，伯納德已專職從事文書工作。而在21世紀，文書工作自然意味著電腦工作。你需要破解幾個基礎信息庫，植入自己的假信息——其中一兩個很難破解，但我不想解釋我為什麼知道。不過一旦突破網絡防禦，你只需寫入一兩行新信息或者替換一些……有可能做得到，雖然很難。但我想我應該做得到，只是有些棘手。想到目擊者與他的電腦能力提升了幾個等級，我可不覺得開心。
散會時，我依然鬱鬱寡歡。我帶著渺茫的希望而來，以為能找到一粒線索的碎屑，再順勢查出目擊者這塊大麵包。可如今渺茫的希望也徹底破滅，我再次徒勞而返。懷抱希望向來不是什麼好主意。
好在我還有個極小的優勢。我匆忙趕回到電腦前，查看檢索進度如何。我先深入檢索一遍伯納德·伊蘭，之後又查了伯尼·伊蘭。官方記錄大多已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已故」二字。無論他現在叫自己什麼名，這一步確實做得乾淨俐落。
但我依然找到幾篇提及伯尼·伊蘭的報導。他曾在小聯盟棒球俱樂部「雪城酋長」隊擔當三壘手。這傢伙顯然是個力量型擊球手，可惜從未打中過弧線球，也沒能進入職業總會。一個半賽季後，他離開了球隊。我甚至還找到一張他的照片。照片上一個身穿棒球制服的人在朝投手揮棒。照片很模糊，有點兒失焦。我雖然看得出他確實有張臉，可幾乎說不清他長什麼樣，連他有幾個鼻子都看不清。而別的網站都沒有伯尼的照片。
就這些，無別處可循。我知道目擊者打過棒球，擅長電腦，可以幫我將範圍縮至百萬人以下。
隨後幾天我一直汗涔涔的，不光因為夏天到了，氣溫升了一級，還因為德克斯特始終戰戰兢兢，全天候、「全明星」、全身心地處在恐慌之中。我終日神經兮兮、心煩意亂，一心覺得未知的傢伙正朝我撲來，企圖打我個措手不及，繼而無法專心做事兒。我不得不保持警惕，做好萬全準備——可我該怎麼做？做什麼？危險在何時何地？既然我不知道何時、為什麼、針對誰，我又如何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可我不得不準備好，無時無刻，無論醒著還是睡著。這任務讓我無法忍受，讓我心靈的車輪瘋狂旋轉，去不了別處，只能進一步深入恐懼。在我瘋狂的妄想之下，耳邊每一聲腳步都成了他。他手持路易斯維爾球棒，悄然溜到我身後圖謀不軌。
就連文斯·增岡都注意到我的異常。事實上他很難注意不到，因為每次他一咳嗽，我都會像只被燙到的貓一樣跳起來。「小夥子，」他坐在實驗室另一端的筆記本後面對我說，「你實在太緊張了。」
「工作太投入。」我回道。
他搖搖頭：「那你需要再多參加些聚會。」
「我結婚了，還有三個孩子和一份高要求的工作，」我說，「我不參加聚會。」
「聽聽前輩的智慧，」他模仿陳查理[註]的語氣說，「人生苦短，難得一醉，坦誠相會。」
[註]陳查理（Charlie Chan）：厄爾·德爾·比格斯筆下的小說人物。
「賢者的忠告，大師，」我說，「或許我今晚可以試試，在童子軍聚會上。」
他嚴肅地點點頭。「好極了，教教那些年輕人，他們將會受益匪淺。」他說。
其實今晚我真的要去參加每週一次的童子軍聚會。這個活動科迪已經參加了一年，雖然他一直不喜歡。但我和麗塔都覺得這對他有好處，說不定能幫他克服靦腆。儘管我知道帶他克服靦腆的唯一方法無疑是給他一把刀和一些用於試驗的活物，但我覺得我最好避免和他媽媽談論這個話題，參加童子軍是最好的替代品。況且我確實覺得這對他有好處，可以幫他學習如何表現得像個真正的人類男孩兒。
所以晚上下班回到家，我匆匆吃掉前一天剩下的熱帶風味雞肉，趁麗塔還在廚房忙碌，便給科迪套上他的藍色童子軍軍裝，把他推上車。每次穿這身衣服，他的眼中都帶著幾乎難以抑制的怨恨。在他看來，穿著下身是短褲的制服不僅是一種可怕的時尚，還是對被迫穿衣者的羞辱。但我勸他說參加童子軍可以有效學習如何融入集體，並試圖讓他明白這種訓練與學習如何放置屍體殘骸同樣重要。如今這活動他已經參加了一年，從未有過任何公然的實際抗拒。
今晚規定在小學集合，我們到達時離開始還有幾分鐘，於是我們靜靜坐在車裡等待。科迪喜歡直到聚會馬上開始才進去，大概對他而言融入人群依然是種不太愉快的任務。因此大多時候我們都會一起坐著，偶爾交流一兩句。他從不多說話，但每句都值得一聽，雖然一句只有兩三個字。我一向不喜歡陳詞濫調，但我得說我們之間有某種緣分。儘管今晚我正忙著尋找潛伏在暗影中的危險，但假如科迪要背誦全本的《愛經》給我聽，我也不會不聽的。
幸運的是，他似乎不想說話，只是注視著其他走下車的男孩兒，看著他們走進學校。有些孩子是和父母一起來的，有些則是自己來的。是的，我也在認真觀察他們。
「史蒂夫·賓德。」科迪突然說了一句，我下意識地一激靈。科迪饒有興趣地看著我，然後指了指一個一字眉的大塊頭男孩兒。那孩子昂首闊步走過車旁，進入學校。我看向科迪，揚起一邊眉毛；他聳聳肩，說：「仗勢欺人。」
「他挑中你了？」我問，他又聳聳肩。然而不等我得到什麼切實的回答，我忽然感到後頸傳來一陣詭異的瘙癢，同時覺得內心深處哪裡有些不對勁兒。我回頭看向身後，幾輛車駛進停車場，在附近幾個車位停下，看不出有任何凶險，也沒有任何觸動黑夜行者的異常跡象。不過是幾輛小型車和一輛車齡至少15年的老凱迪拉克。
一瞬間，我懷疑會不會其中哪一個是他，我的幽靈，他已經逼近我——因為潛意識在隱隱刺痛，通知我的思維。不可能——可我依然看得很仔細，看著那些車一輛輛停下。大多是城郊通用車，每週都會看見。只有那輛凱迪拉克與眾不同。我看著它停下，看見一個矮胖的男人走下車，隨後下來一個胖小子。再尋常不過的畫面，完全符合你的期待。不存在任何異常與威脅。他們走進學校，沒扔手榴彈，也沒到處放火。我目送他們走進校門，那個矮胖的男人根本沒看我，只是單手扶著男孩兒肩膀，讓他安心，帶他進去。
不是他，他就像看上去那樣，不存在別的可能，就是一個帶孩子參加童子軍的人。我竟然會覺得幽靈知道我今晚在這兒，還為了接近我臨時找了個男孩兒。太愚蠢了。我深吸一口氣，試著甩開愚蠢。無論出什麼事兒，都不可能在這裡，在今晚。
我毅然決然推開眼前飄動的警示旗，轉身看向科迪——確認他是不是在看我。
「怎麼了？」他問。
「沒什麼。」我說。確定沒什麼，不過是雷達瞬間故障，或者感知到某人因好車位被占而爆發怒火。
然而科迪不這麼認為，他和我一樣轉頭注視停車場四周。「有事兒。」他肯定地說道。我饒有興趣地看著他。
「『影子傢伙』？」我問他。他給自己的小黑夜行者起了這個名字。科迪的生父，就是現在坐牢的那位，曾反覆虐待他。持續的精神創傷在科迪心裡埋下種子，最終收穫了「影子傢伙」。倘若科迪與「影子傢伙」都聽見微弱的警報聲，情況可就值得注意了。
然而科迪只是聳聳肩。「不確定。」他說。這和我的感受差不多。我們環視停車場，轉頭的動作幾乎同步，可誰都沒看見任何異常。接著熱情的童子軍領隊弗蘭克探頭招呼大家聚會即將開始。於是我和科迪下車，同其他才趕過來的人一起走進學校。我最後回頭掃了一眼，發現科迪的反應與我一模一樣。一種情愫湧上心頭，極似父親才有的自豪。依然沒有任何值得戒備的地方，只有一群身穿藍制服的男孩兒。我沒再理會這事兒，和科迪一起走進學校。
今晚的聚會一如既往：平淡無奇，甚至有些乏味。唯一不同尋常的是新來了一位領隊助理，就是之前那個開凱迪拉克的矮胖男人，他名叫道格·克勞利。我仔細打量他一番，在停車場覺察到的假警報仍在傳播微弱的不安。可他根本談不上有趣，更別提威脅。克勞利大約35歲，為人溫和、熱心、遲鈍。他帶來的胖小子名叫菲德爾，10歲，多明尼加人，不是他的孩子。克勞利是兄弟會項目志願者，負責協助弗蘭克。弗蘭克歡迎他，感謝他，然後開始討論過段時間去濕地野營的事兒。兩個男孩兒做了一份當地生態學報告，準備參加該主題的徽章活動，接著弗蘭克又談了談野營時該如何預防火災。討論過程冗長乏味，科迪耐著性子聽完了，結束時，也沒有立刻衝出大門。之後我們開車回家，那個不夠大的家，那個桌上擺滿麗塔的文件而不是飯菜的家。路上除了一輛引擎轟鳴的亮黃色悍馬，我們再沒遇到其他更具威脅的東西。
第二天的工作依舊漫長無期。我一直在靜候災難降臨，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第三天，第四天，依然如此。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陰險的陌生人從暗處冒出來，沒有殘忍的陷阱出現在我腳下。辦公桌抽屜裡沒藏匿致命的毒蛇，路過的車裡也沒飛出長矛刺向我的脖子，什麼都沒有。就連德博拉與她兇猛的拳頭都放了假。我看見她，還和她說了話，一直沒挨打。她的手臂依然裹著石膏，我本以為她會頻繁打電話向我求助，可她沒有。顯然是杜瓦蒂接下了這個任務，而黛比似乎很滿足生活在「低劑量德克斯特」的環境中。
日子似乎又回到平淡的尋常節奏中，生活慢慢走向無聊，不存在威脅，不存在變化，不存在任何變化的徵兆，無論在家還是在警局。事情大同小異。我一度認為災難終會到來，可它沒來，日子一天天過去，事情彷彿再不可能發生一般。我知道這麼想很蠢，可我內心的人性部分——我可以這麼說嗎？——就是這樣。沒人能無時無刻、日復一日、永無止境地保持高度警惕，哪怕是時刻警戒的「暗黑偵查員德克斯特」，更何況合成的尋常生活是那麼誘人。
就這樣我放鬆了，而且從未如此放鬆。正常生活之所以舒適正因為它無趣且無意義，能讓所有人慢慢平靜地進入清醒的睡眠狀態，能讓我們專注於無聊的蠢事，例如牙膏沒了或者鞋帶斷了，好像那無比重要似的——同時忽視真正重要的問題，任由其磨利獠牙，潛伏到我們身後。偶爾一兩個瞬間，我們會忽然洞察人生，意識到毫不相干的瑣事正催眠我們的大腦，於是開始期待一些與眾不同、令人興奮的事情出現，好幫我們專注意識，將愚蠢細碎的瑣事逐出腦海。因為沒人能時刻保持警惕，即使是我也一樣。越無事發生，越會覺得不可能發生，最後我竟然期待起來，總之不管是什麼，早來早結束。
誠然，西方思想最偉大的一條真理：慎重許願，因為願望可能成真。
而我的願望，成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