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是在地獄。
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我被綁住、全身一絲不掛。身上痛苦難以忍受。某種利刃正撕裂我的手臂和雙腿。全身每個毛細孔都被侵入。喉嚨被東西卡住，說不出話。尖器插進我的陰莖和直腸，整個人好像四分五裂。我汗如雨下。然後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在我職業生涯中被我送進牢裡的殺人犯、強暴犯、兒童猥褻犯正打算把我折磨至死。這時候受害人變成我，而我卻無法反擊。
我清楚這些傢伙怎麼作案，我看過不知道多少次了。他們都有操縱、支配受害人的需求。他們希望能夠決定受害人的生死或是如何死法。他們會折磨我到承受不住為止，我若昏過去或奄奄一息，他們會再把我弄醒，總之就是竭盡所能讓我痛不欲生。這種人中有些可以樂此不疲好幾天。
他們要讓我知道他們完全處於上風，我則是任憑宰割。我越是大叫、越是哀求手下留情，越是助長他們邪惡的幻想。我若是求他們饒了我、讓步或是呼爹叫娘，他們更是變本加厲。
這就是我六年來追捕萬惡不赦之人的回報。
我的心跳加速、筋疲力盡。他們把尖器插入我的陰莖深處，我感到痛徹心肺的一刺。整個人痛苦得痙攣起來。
上帝，求求你，我若沒死，請讓我快點死吧。我若已死，就快點讓我離開這苦難地獄。
接著，我看到一道光，就像聽人說的垂死者會看到的白色強光。我以為會看到耶穌、天使或是魔鬼，這種說法我也聽過。不過我只看到明亮的白光。
然而我確實聽到聲音，一種令人寬慰、讓恐懼消失的聲音。這是我聽過最祥和的聲音。
「約翰，別擔心。我們會盡力救你的。」
這是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
「約翰，你聽得見我說話嗎？別擔心。別緊張。你已經在醫院了。你傷勢很重，我們會盡力救你。」這是當時護士對我說的話。她不知道我能不能聽得見，但是以安慰的口氣再三重複著。
當時我在西雅圖的「瑞典醫院」，沒有意識，只靠生命維持系統撐著。我的雙臂和雙腿被繫住，身上插滿管子、靜脈內線。沒有人認為我還能活下去。當時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三十八歲。
故事要從三星期以前說起，當時我在美國另一頭的紐約，正對紐約警署、捷運交通警察、長島納薩蘇佛克郡（Nassau and Suffolk）警察部門共約三百五十名人員演講犯罪個性剖繪（profile）（譯註：從犯罪現場、犯罪形態以及被害人特性等方面蒐集、歸納出兇手特徵或人格特性之犯罪調查技巧）。這主題我已講了幾百次，都能倒背如流。
突然我開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還在演講，但卻全身冒冷汗，我自言自語：我到底要怎麼處理這些案件？當時我剛辦完亞特蘭大韋恩．威廉（Wayne Williams）殺害小孩案以及水牛城「點二二口徑手槍」種族謀殺案。在此之前我還參與了舊金山「林徑殺手案」（Trailside Killer）的調查工作。我曾擔任英國倫敦警察廳（Scotland Yard）的顧問，與英國警方共商「約克夏開膛手」（Yorkshire Ripper）案的偵查事宜。我也為羅伯特．漢森（Robert Hansen）案件往返阿拉斯加。羅伯特．漢森是安克拉治（Anchorage）的麵包師父，專挑妓女下手，將妓女載往荒野，再加以殺害。我也辦過連續縱火犯的案件，這位仁兄專挑康乃狄克州哈特弗德（Hartford）一地的猶太教會堂下手。隔週我又必須飛往西雅圖，為「綠河小組」（The Green River Task Force）提供意見。這小組正在調查可能是美國史上犯罪情節最重的連續殺人案，兇手專挑西雅圖至塔科瑪（Tacoma）一帶的妓女和路過人士下手。
在此之前六年，我一直在研究新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為科學組」（Behavioral Science Unit）唯一的專職辦案人員。小組其他人員多是講師。當時我手邊有一百五十多件未破案件要獨力處理，一年有一百二十五天在外奔波，沒有待在維吉尼亞州匡提科（Quantico）「聯邦調查局學院」的辦公室。我感受到來自地方警察的龐大壓力，這些警察自己也承受社區、受害者家屬要求破案的龐大壓力，我非常能體會這些受害家屬的感受。我一直想要分出工作的輕重緩急，但是每天都有新案件不斷湧入。匡提科的助手常說我像男妓，因為無法拒絕客戶。
在紐約演講時，我不斷談到犯罪個性類型，但思緒卻飄移到西雅圖。我知道這小組中有些人並不服我，這也是預料中之事。一如每次發生重大案件，我常奉命提供大部分警察和許多聯邦調查局官員認為與巫術無異的新型辦案方式，這回我知道我必須又要自我「推銷」。我必須具說服力，同時又不能顯得過於自滿或自大。我必須讓他們知道我認為他們的調查已經相當完整、專業，同時我也要使心存疑慮的人士相信聯邦調查局的確能幫上忙。不過令人相當沮喪的是，不像傳統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只要鎖住事實就行了，我的工作還牽涉到處理意見。我非常清楚，只要我出了差錯，調查方向可能就差之千里，導致更多人遇害。更慘的是，這會讓我努力要付諸實行的罪犯剖繪和犯罪分析的新計劃泡湯。
還有四處奔波的問題。我去過阿拉斯加幾次，經過四個時區，再搭飛機貼近水面低飛，險象環生，好不容易在一片漆黑中降落，卻幾乎是一下機和當地警察碰面後立刻又飛回西雅圖。
這種無緣無故的焦慮持續大概一分鐘。我一直對自己說：嘿！道格拉斯，振作點。控制一下自己。情形才好些。我想屋內沒有人知道情況有些不對勁，可是我就是揮不去悲劇即將發生的感覺。
這種不祥的預感始終不去，回到匡提科後，我到人事室拿出保障殘廢的附加壽險和收入保險。我說不出個中原因，就是有種模糊但深刻的恐懼感。我疲乏不堪，消耗太多體力；為了消除壓力，酒也喝過量了。我很難入睡，真睡著了也常被尋求緊急援助的電話吵醒。再回去睡以後，常會逼自己去做與案件相關的夢，期待能找出蛛絲馬跡。現在回想起來，不難看出我後來會發生什麼事，但當時就是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前往機場前，我去了一趟我太太潘蜜（Pam）任教的小學，她教導有學習障礙的學生閱讀。我告訴她有關額外險的事。
「你為什麼告訴我這些？」她擔心地問我。我頭部右側疼得非常厲害，她說我雙眼滿佈血絲、表情怪異。
「我只是想在離開前把每件事都告訴妳。」我這樣回答她。當時我們有兩個女兒：愛麗卡（Erika）八歲，羅蘭（Lauren）三歲。
此趟西雅圖之行，我帶了布雷恩．麥韋恩（Blaine McIlwain）和隆．沃克（Ron Walker）這兩名新來的特別探員參與偵辦案件。當天晚上到達西雅圖後，我們住進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整理行李時我發現黑皮鞋只有一隻。要不是少帶了一隻黑鞋，就是在途中掉了一隻。隔天早上我將在國王郡（King County）警局演講，沒有黑鞋肯定不行。我一向很注重外表，因此即使感到疲憊和壓力，仍然一心惦記著要有黑鞋搭配西裝，於是到市中心到處找，最後終於找到一家仍在營業的鞋店，買了一雙黑鞋疲憊不堪地回到飯店。
隔天──也就是星期三──的上午，我向警察和一個小組演講，這小組包括西雅圖港的代表和兩名參與協助調查的當地心理醫師。對於我對兇手的剖繪、兇手是否不只一個，以及兇手可能是什麼樣人的說明，他們都很感興趣。我努力要讓他們知道的一點是，在這一類的案件中，剖繪並非那麼重要。我相當肯定兇手會是哪種人，當然也知道隨便就會有一堆人符合我的描述。
在這不斷的謀殺案環節中，我告訴他們。最重要的事是要能夠防制（proactive），結合警方的努力和媒體的影響力來引兇手入網。例如我建議警方可以舉辦一系列的社區座談來「討論」犯罪。我有把握兇手會出現在座談會中。我也認為這有助於找出有幾位兇手。另一種我要警方嘗試的策略，是對媒體宣布有人目睹其中一樁綁架案。我想這會促使兇手採取他的「防制策略」，現身去了解為何他會在附近被撞見。我非常確定的一件事是，不管兇手是誰，謀殺事件將不會停止。
接著我告訴小組如何偵訊可能涉案的兇嫌，包括警方逮捕的人或一些重大案件免不了會引來自稱是兇手的怪人。演講完後，麥韋恩、沃克和我看了多處棄屍地點。當天晚上我們回到旅館時，已經筋疲力盡。
我們在旅館的酒吧喝酒鬆弛一下，我告訴布雷恩和隆身體不大舒服。我的頭依舊很痛，可能是感冒了。我要他們隔天替我代勞。我想如果第二天在床上休息一整天，可能會覺得好些，於是互道晚安後我掛上「請勿打擾」的牌子，告訴這兩個同事星期五早晨再與他們會合。
現在我只記得當時覺得很不舒服，坐在床邊開始寬衣。兩位探員同事星期四回國王郡政府大樓，接著敘述我前天所提的綱要。他們應我的要求，讓我好好休息了一天。
不過星期五早上我並沒有去吃早餐，他們開始擔心了；他們打電話到我房間，沒人接聽電話。他們來到房前敲門，沒有反應。
他們緊張了，於是去櫃台向服務人員要鑰匙，回到樓上開了門，卻發現上了反鎖鍊。但他們聽到屋內傳來微弱的呻吟聲。
他們踢開門衝進去，發現我像青蛙般的趴在地上，衣衫不整，看得出想要接近電話。我身體左半邊正痙攣著，布雷恩說當時我「全身滾燙」。
旅館打電話給「瑞典醫院」，醫院隨即派來一輛救護車。同時布雷恩和隆守在電話旁與急診室聯絡，告訴他們我的生命跡象。我的體溫是四一點六度，脈搏二二○，左半邊身體癱瘓；在救護車上不斷抽搐。醫學報告上形容我是「娃娃眼」──睜大、呆滯、茫然。
一到醫院，院方馬上替我冰敷、靜脈注射大量的鎮靜劑「苯巴比妥魯米那」（phenobarbital），期望能控制我的抽搐。醫生告訴布雷恩和隆，他替我注射的鎮靜劑量足以讓整個西雅圖居民入眠。
醫生也告訴他們說，大家都很努力救我，但我可能還是活不了。斷層掃描顯示我的右腦因發高燒而破裂、出血。
「用外行人的話來說，」醫生告訴他們：「他的腦已經炸成脆片。」
當時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日。我的新保險正巧在前一天開始生效。
我的小組組長羅傑．戴普（Roger Depue）到潘蜜的學校當面告訴她這項消息。然後潘蜜和我父親傑克飛到西雅圖來陪我，兩個女兒則留給我母親朵樂絲（Dolores）照顧。聯邦調查局西雅圖調查站的兩名探員利克．馬瑟思（Rick Mathers）和約翰．拜納（John Biner）到機場接他們，直接來醫院。此時他們才知道情形有多嚴重。醫生要潘蜜有心理準備，我可能活不了，即使不死也可能失明或變成植物人。信仰天主教的潘蜜請來神父為我行臨終聖禮，但是神父發現我是長老派教徒，不願替我施行儀式。布雷恩和隆透過他找到另一位沒有這些顧慮的神父來為我禱告。
整個星期我一直昏迷不醒，徘徊於生死一線間。加護病房規定只有家人可以探望，因此我匡提科的同事、利克．馬瑟思、西雅圖調查站的人員突然都成為我的親戚。「你的家人還真多。」有位護士這樣向潘蜜開玩笑。
「大家庭」並非全然是玩笑。在匡提科，「行為科學小組」的比爾．哈格瑪伊爾（Bill Hagmaier）以及「國家學院」（the National Academy）的湯姆．哥倫貝爾（Tom Columbell）和許多同事發起募捐活動，籌錢讓潘蜜和父親能留在西雅圖陪我，不久他們便收到全美各地警察的捐款。另一方面他們也安排將我運回維吉尼亞州，以便安葬於匡提科的軍人公墓。
事發一週後，潘蜜、我父親、探員們和神父在我床邊圍成圈、手牽手、握住我的手為我禱告。當天深夜我恢復清醒。
我記得當時很驚訝看到潘蜜和父親，也搞不清楚自己在什麼地方。剛開始我無法言語，左臉扭曲，身體左半邊嚴重癱瘓。語言能力恢復後，起初說的話也是含糊不清。過了一陣子，腿才能動，能做的動作漸漸多起來。我的喉嚨因為插入生命維持管而疼痛無比。控制抽搐的藥也從「苯巴比妥魯米那」換成「大崙丁」（Dilantin）。經過一連串的測試、掃描、脊椎穿刺，醫生終於作出臨床診斷：因壓力和日益衰弱的體力所導致或併發的病毒性腦炎。很幸運地，我保住了一條命。
但是復原情況很痛苦，進展緩慢。我必須重新學習走路，記憶也有問題。為了幫助我記住主治醫師的名字「西格爾」（Siegal），潘蜜拿來一個立在軟木基座、用貝殼做成的海鷗小雕像（譯註：因「海鷗」的英文發音與「西格爾」相同）。後來醫師來測試我的心智，問我是否知道他的名字，我含糊不清的說：「當然知道，『海鷗』（Seagull）醫師。」
儘管周遭眾人熱誠支持，我對於復健的進展卻是相當沮喪。在此之前我從來不能忍受坐著沒事幹或做事慢吞吞。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打電話來為我打氣。我告訴他說自己大概從此無法拿槍射擊了。
「約翰，別擔心，」局長安慰我，「我們要的是你的頭腦。」我沒說的是，怕的是心智也所剩無幾了。
終於我出院了，聖誕節前兩天我回到家中。出院前我送給急診室和加護中心醫護人員匾額，表示我對他們救命之恩的感激。
羅傑．戴普到杜勒斯機場（Dulles Airport）接我們，開車載我們回到弗雷德立克堡（Fredericksburg）的家，門前飄著一面美國國旗和「歡迎約翰回家」的牌子。我的體重由八十九公斤降到七十二公斤。我的模樣和必須靠輪椅行動的事實，讓愛麗卡和羅蘭兩個孩子非常難過，後來好長一段時間，每次我要出門，他們都會非常害怕。
這一年的聖誕節非常淒涼。除了隆．沃克、布雷恩．麥韋恩、比爾．哈格瑪伊爾和匡提科探員吉姆．霍恩（Jim Horn）之外，我沒看到多少朋友。我已經可以不靠輪椅，但四處走動依舊不易。此外，跟人交談也有困難。我發現自己動不動就哭，記憶力也不可靠。每回潘蜜或父親開車載我繞弗雷德立克堡，我會注意到某棟建築物，但不知道那是否是新蓋的。我覺得自己像是中風病人，不知道還能否工作。
我對聯邦調查局讓我落得這般下場也深感憤憤不平。在前一年二月，我同副局長吉姆．麥肯基（Jim McKenzie）說過。我告訴他自己進度落後，問他是否能加派人手。
麥肯基雖然同情我卻也很現實。「這個機構你也知道，」他對我這樣說：「在別人肯定你的工作前，你就得一直做，做到倒下為止。」
我不只覺得不受支持，同時也覺得自己的努力別人並不領情，相反的還吃力不討好。在此前一年，我辦完亞特蘭大的「殺害兒童案」後，卻遭到局裡正式申誡，理由是因為韋恩．威廉被逮捕後維吉尼亞州《新港報》（Newport News）刊登的一篇報導。記者問我對威廉涉案程度的看法，我回答說他看起來很可能涉案，如果兇手真是他，那他可能涉及好幾件案子。
當時是聯邦調查局叫我去接受訪問的，但他們卻說我對未破案件發表不當言論，又說在我接受《時人》（People）雜誌訪問前幾個月已經警告過我。這是典型的官僚作風。結果我被送交華盛頓總部的「專業職責處」（the 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究辦。經過六個月官僚作業後，我收到一份申誡書。後來我又因這案件拿到一張表揚獎狀。這是局裡肯定我協助偵破這媒體稱為「世紀罪行」的努力。
執法人員的辛酸也難與人說，甚至無法同配偶討論。當你看了一整天的屍體和截肢，如何能把這話題帶回家？尤其當死者是小孩時更是不堪。你無法在吃飯時說：「我今天辦了一件強暴謀殺案。我把案件情節說給你們聽聽。」這也是為何警察常會娶護士或護士常會嫁給警察的原因，這樣他們才能體會彼此的工作。
我時常會到公園或林子裡，有時是帶女兒散步，這時我看到什麼景物就會想：這裡很像我們找到那個八歲孩子的被害現場。不過，雖然我擔心孩子們的安危，但對小孩的擦撞傷卻不會看得很嚴重。有時回到家，潘蜜告訴我女兒從腳踏車上摔下縫了多少針，我馬上會想到那個同年齡孩子的屍體被解剖的情形，以及法醫縫補死者傷口以便下葬的畫面。
潘蜜的朋友多半熱中地方政治，對此我一點也不感興趣。由於我常在外奔波，照顧小孩、家計、持家的責任最後就由她一肩挑。這是我們婚姻的諸多問題之一，我也知道至少大女兒愛麗卡感覺出這層緊張關係。
我為自己的際遇一直怨恨聯邦調查局。回家一個月後，有一天我在後院燒樹葉，一陣衝動下，進門拿出家中所有的檔案資料和我寫的文章，全都丟進火裡。解決掉這些東西以後，我感到發洩的舒暢。
過了幾週，我能開車了，便到匡提科的國家公墓去看原本是我的墓地。墓位是按照死亡日期排列，假若我真死於十二月一日或二日的話，我排到的墓位可真不好。我注意到墓位恰巧與一位小女孩的墓為鄰，她在離我家不遠的車道被人刺死。這案子我辦過，兇手至今依舊逍遙法外。站在那裡沉思之際，我回想到有好多次建議警方監視兇手可能會去的墓地，假若現在警方正在附近監視，會不會把我當嫌疑犯抓起來？想到這裡不禁覺得諷刺。
在西雅圖發病四個月後，我依舊還在病假中，雙腿和肺因為併發症和經常臥病在床而出現血塊，每天都過得很痛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再工作，就算能再上班，是否還有信心。這一段期間，「行為科學小組」教學部的洛伊．哈茲伍德（Roy Hazelwood）工作量加倍，我手邊的案件全由他接手。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首次重返匡提科，向調查局各調查站五十多名在職剖繪員演講。我踏進教室──因為血塊使雙腳依舊浮腫，我只能穿拖鞋出門──這些來自全美的探員起立為我鼓掌。這個反應是自發而又真誠的，因為他們最能了解我的工作和我努力想在局裡進行什麼樣的創舉。好幾個月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受到珍惜、感激，彷彿回到家一樣。
一個月後我又回到工作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