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七月間，西雅圖市外的綠河（Green River）中發現一具十六歲少女的屍體，當時沒有人多加注意。這條連結雷尼爾山和普吉灣的河流中，常有人非法傾倒廢棄物，死者又是一個年輕的妓女。這具屍體的意義起初並不明顯，直到同一年夏末八月十二日，河中又發現一具女性屍體，三天後又發現三具女屍。這些死者年齡、種族各異，但全都是窒息而死。有些身上還綁著重物，顯然是要使她們不被人發現。死者皆未著衣物，其中兩人的陰道內還發現有小石子。
這些兇案的連續性質已經勢所難免，並使人想起西雅圖上一次的連續殺人案。那是發生在一九七四年的案子，一個僅知名為「泰德」的兇嫌，連續綁架並殺害至少八名女性。那些案子懸而未決，直到四年後，一個名叫席奧多．羅柏．邦帝的英俊而健談的青年因為佛羅里達州一連串殘暴的姐妹會會館兇案被捕之後，才算偵破。到那時為止，他一路在國內犯罪，至少殺害了二十三名年輕女性，也把自己置於世人心目中恐怖殿堂之頂位。
負責案件調查工作的是金恩郡犯罪調查處的里查．克拉斯克（Richard Kraske），為了實際運用他所知道的資料，於是他向聯邦調查局求助，要我們推衍出這個「綠河殺手」的心理剖繪。雖然在由多個轄區新組織的特別小組中的調查人員對於這些案件到底是不是真有關連，彼此意見分歧，但是這些案子卻有一個明顯的共同因素：死者全是在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附近的太平洋海岸公路一帶謀生的妓女。而現在，又有更多的年輕女性失蹤了。
九月間，西雅圖的主管探員艾倫．惠泰克（Allen Whitaker）來到匡提科接受在職訓練，並帶給我們五件案子的詳細資料。以往當我想要脫離人員和電話打擾，而專注於某件事時，我就會躲到圖書室頂樓。這次也一樣，我在那裡獨自一人憑窗遠眺（對於在地下室工作的人來說，這永遠是一件讓人愉快的新鮮事），讓自己進入兇手和被害人的思想中。我用了大約一天的時間翻閱資料──犯罪現場的報告和照片、解剖報告、被害人描述。雖然在年齡、種族和犯罪手法上有差異，這些案件的相似處卻強烈到可以指出，所有兇殺案是由同一兇嫌所為。
我推斷出一個詳細的剖繪，此人是個體格強壯、有不適感的男性白人，屈就其工作，在河邊會感到自在，對自己所作的毫無悔意。相反的，他自認負有使命，因為他曾有和女性在一起受到羞辱的經驗，所以現在要去懲罰他認為最低等的女性，而且越多越好。但同時我也警告警方說，因為這些案件和受害者的性質，會有很多人符合這個剖繪。比方說，這人和艾德．肯培就不同，他不是超級聰明那一型。這些案子並不夠深思熟慮，而且也具高風險。因此我們必須強調防制技巧，誘使不明行兇者和警方進行某種類型的接觸。惠泰克離開匡提科時一併帶回了剖繪。
同一個月，另一個年輕女性遭嚴重凌虐的屍體被人在機場附近廢棄房屋中發現。死者未著寸縷，頸部被一雙黑色男襪綑住。法醫估計她的遇害時間約和河邊的死者同時。也許兇手聽說警方要監視河邊之後改變了他的作案手法。
正如《搜尋綠河殺手》──由卡頓．史密斯（Carlton Smith）和湯瑪士．基倫（Thomas Guillen）經仔細研究所寫成的報導──中所詳述，最強壯的嫌犯是個四十四歲的計程車司機，他幾乎在各方面都符合剖繪。他很早就自願參與案件的調查，會打電話告訴警方該如何去找兇手，並勸他們要注意其他的計程車司機。他常和機場附近海岸公路一帶的妓女和遊民混在一起，畫伏夜出，無法克制的四處開車亂逛，喝酒吸菸的情況一如剖繪所提到一般，並聲稱對妓女的安全十分關切。他有過五次失敗的婚姻，從小在河邊長大，和鰥居的父親住在一起，開著一輛老舊的保守式樣的車，沒有保養得很好；又密切注意報章對案件的報導。
警方安排讓他在九月接受約談，並且打電話要我告訴他們該用什麼策略。當時我正馬不停蹄地在國內四處奔波，幾乎每個星期都要追蹤我手裡的案件。警方打電話來的時候，我人在外埠，他們對我的小組組長羅傑．戴普說起這事，組長說我再幾天就會回來，他極力勸警方等和我談過以後再進行約談。到目前為止，嫌犯還很合作，也沒有打算離開當地。
但是警方還是進行了約談。約談持續了一整天，最後變成了對立的情況。我以事後的正常眼光來看，不免覺得情況本可以改觀的。測謊結果曖昧不明，而且即使警方對他展開大規模監視，並且繼續蒐集間接證據，也仍然無法將案子確立。
由於我沒有親身介入這一部分的調查工作，不能說此人是不是嫌犯，但是這樣的欠缺協調和焦點，卻阻礙了早期的調查工作，而通常嫌犯在這個時期最容易抓到。因為他會關切，令他提心吊膽的因素也最明顯。隨著時間過去，不明行兇者明白自己可以逃掉以後，他就會變得更自在，於是他也就平靜無事，可以對作案手法再做修正。
這件案子開始之時，當地警方甚至還沒有電腦。隨著調查工作的增長，以警方處理線索的速度而言，要適當評估警方擁有的線索，要花上五十年的時間。若是「綠河」類型的調查工作在今天展開，我希望、也相信初期的組織工作會更有效率，所用的策略也會更清楚界定。不過這項工作仍然會很可觀。這些妓女過的是遊牧般的生活。如果她們的男友或皮條客向警方報案說她們失蹤，時常是她們故意失蹤，或者只是沿著海岸南北移動，換個地區營生。她們又有許多人是用化名，而使屍體的指認和案件的追蹤猶如惡夢一場。因此難以用醫療紀錄或牙齒的紀錄去找出及鑑定。而且警方和娼妓業之間的關係和合作，一向並不怎麼樣，頂多也不過是疏遠。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名年輕妓女被人發現著衣死在一個經過仔細安排的現場：喉部橫擺著一條魚，左胸前是另一條魚，雙腿間放著一個酒瓶。她是被人用一條細繩或細線勒死的。警方將她的遇害歸到「綠河殺手」頭上。但是我認為，雖然上一個在陸地上發現的死者和他有關，這名死者讓我覺得比較是因個人因素遇害，不是被任意挑上的。因為這個案件中有太多的恨意；兇手和被害人很熟。
接近一九八三年年底的時候，遇害的人數已經增加到十二人，而且還有七名失蹤人口的報案。遇害的婦女當中，還有一個是有八個月身孕的孕婦。該案的特別小組請我去給予他們現場建議。但是我說過，我當時正在處理亞特蘭大韋恩．威廉案、水牛城「點二二口徑殺手」案、舊金山「林徑殺手」案、安克拉治羅伯特．漢森案、哈特福反猶連續縱火案的不同階段，以及另外一百多件案子。使我能夠對付得了這全部的唯一方法，是強迫我自己在晚上做夢時夢到它們。我知道我已疲於奔命，只是不知道有多麼疲累。而當綠河小組說他們需要我時，我知道必須把這件案子也塞進我的夢裡。
我自信我的剖繪會符合兇手的特徵，但是我也知道它也會符合許多人的特徵，而到目前為止可能不只一個人涉案。現狀持續越久，更多殺手涉案的機會也越大，不論這些殺手是模倣第一個兇手犯案，或只是因地緣及被害人的關係犯案。機場附近海岸公路一帶很容易被殺手挑上，如果你想殺人，你就會去這種地方。妓女也是隨處找得到的，又由於她們許多人都在從溫哥華一路到聖地牙哥的這條西海岸走廊之間來回，所以當有女孩失蹤時，不會有什麼人特別思念。
我認為防制技巧要比以往更為重要。這些技巧包括在鄉間學校舉行關於兇案的會議，發下簽名單並且記下參加者的車牌；利用媒體將一位調查員塑造成「超級警察」，以引誘兇手和他接觸；或刊登遇害孕婦的故事，引發兇手的悔意或鼓勵他重返現場；對未公布的棄屍地點進行監視；用警員作誘餌，以及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我帶著布雷恩．麥韋恩和隆．沃克兩位新的剖繪員於十二月間前往西雅圖，認為這是個可以讓他們有現場經驗的大好案件。幸好我帶了他們，好像上帝或是天意早已安排好了。他們倆人救了我一命。
當他們撞開我旅館房間上鎖上拴還上了鏈條的房門，發現我倒在地上昏迷而抽搐著的時候。我正因為發燒的熱度襲擊腦部而幾乎沒命。
一九八四年五月，我終於痊癒，回到工作崗位。這時候，「綠河殺手」仍然逍遙法外；十多年後的今天，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警方也仍然沒有抓到他。我繼續擔任小組的顧問，這支小組已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有組織的搜捕隊伍之一。由於屍體數目繼續增加，調查工作也進行越久，我也越來越相信是有好幾個兇手在犯案，他們有一些相似的特微，但是各人犯各人的案，互不相干。史波肯和波特蘭的警方給我看成堆遇害妓女和失蹤妓女的資料，但是我找不出和西雅圖附近兇案有明顯的關係。聖地牙哥警方也認為他們市內另一批這類案件或許有關連。總計「綠河小組」調查了五十多名死者。一千二百以上的嫌犯已經被縮小範圍到約八十名。從遇害女性的男友及皮條客到波特蘭一個嫖客──一名妓女在他恐嚇要對她施苦刑之後逃離──到一個在西雅圖一帶工作的捕獸者。有些時候，連警方小組的成員都被認為是可能的嫌犯，然而這些無一足以結案。發展到這種程度，我相信兇手至少有三人，可能還更多。
最近一次重要的防制出擊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間展開：在全國播出一個兩小時的現場電視節目。節目名稱是「捕人……現場」（Manhunt…Live），由電視影集《朱門恩怨》的影星派崔克．杜菲（Patrick Duffy）主持。節目提出追尋兇手的背景介紹，以及一些免付費電話號碼，讓觀眾提供線索。我飛到西雅圖參加該節目，並且訓練警員如何過濾電話，提出確切的問題。
節目播出後的那一週，電話公司估計有十萬多人想打電話，但是只有不到一萬的人打通。過了三週後，維持防制犯罪熱線的財力和義工都已不足，到最後，情況已變得很能象徵「綠河案」的其他方面：許多人一心一意，耗費巨大努力，但終究是不足，終究是太遲了。
葛雷格．麥奎利的辦公室布告板上多年來都釘著一幅漫畫。畫中一隻噴火龍兇惡地站在一個倒臥地上的騎士前面，上面簡簡單單寫道：「有時候魔龍會戰勝。」
這是無人能逃避的現實。我們無法逮捕所有的壞人，又因為我們所逮捕的人都已經殺害、強暴、施虐或是炸毀、燒傷或殘害了他人，所以他們無一是早早被捕的。這是今日的實情，正如同一百多年前第一個連續殺人犯「開膛手傑克」案子的情形。
說來極為諷刺，雖然「捕人」節目並未解決「綠河」兇案，同一年我又上了一個全國電視節目，在節目裡經由側寫辨認那有史以來最惡名昭彰的連續殺人犯的可能身分。選定那個時間，是因為那正是「開膛手傑克」犯下「白教堂」兇案的一百週年，也就是說我的側寫只遲了一個世紀左右。
這些殘暴的殺害妓女兇案發生在一八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到十一月九日之間，地點是維多利亞時代雜亂而人潮洶湧的倫敦東區煤氣燈下的街巷。在那段時間中，這些兇案和死後屍體肢解手法的惡毒逐漸升高。九月三十日清晨，他在一兩個鐘頭之內殺害了兩名女性，這是一件前所未聞的事。警方收到幾封嘲諷的信，後來信件內容刊登在報上，於是這些事件的恐怖轟動社會。雖然蘇格蘭警場奮力偵察，「開膛手」卻始終未能逮到，自此以後他的真實身分也始終不斷被人臆測。就像莎士比亞的「真實」身分，對嫌犯的選擇認定不見得可以讓人知道這個謎團，反而更能讓人認識作此臆測的人。
在這些年裡，世人最喜歡猜測的可疑嫌犯是克拉倫斯公爵愛伯特．維多王子（Prince Albert Victor），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孫，也是僅次於其父威爾斯王子愛德華（一九○一年維多利亞女王逝世，他便成為愛德華七世）的王位繼承人。克拉倫斯公爵應該是死於一八九二年大規模的流行性感冒，不過許多「開膛手」理論家卻認為他是死於梅毒，或者可能是被一個御醫為了去除王室之恥而毒死。這確實是一種很吸引人的可能性。
其他的可能人選還包括：一名男校老師蒙太古．約翰．杜依特，他符合目擊證人的描述；主治御醫威廉．葛爾醫生；一個波蘭窮移民亞隆．柯斯閔斯基，他經常進出當地精神病院；一名喜歡施魔弄法的新聞界人士羅斯林．董史丹博士。
由於開膛的兇案突然中止，使人猜測可能是兇手自殺、克拉倫斯公爵被派出遊、其他嫌犯之一死亡。從我們目前所知來看，我覺得他很可能是因為其他較輕的罪名被抓起來，才停止殺人的。另一個問題是「開膛」本身。眾人的臆測集中在有醫學訓練的人身上，理由之一是後來遇害者被開膛剖肚的程度。
一九八八年十月間在全國播出的「開膛手傑克的祕密身分」節目的目的，是要呈現此案中所有獲得的證據，請受過不同訓練的專家們提出分析，說明真正的傑克是誰，以「一勞永逸地」解出這一世紀之久的謎團。我和洛伊．哈茲伍德應邀參加了這個節目。聯邦調查局認為這是個大好機會，可以展示我們的工作內容，而不會危害到我們正在進行中的任何調查或審判。這兩小時的現場節目是由英國演員、作家兼導演彼得．尤斯汀諾夫（Peter Ustinov）主持，他並且隨著戲劇的發展置身在謎團當中。
這類演練和目前調查有同樣的規則和可非議之處，那就是我們的證據和資料有多少，我們的成果就有多少。一百年前的法庭調查以現代標準而言非常原始。但是我認為，根據我對開膛手兇案的瞭解，如果這件案子在今天送到我們手中，很可能是偵破得了的，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對它進行調查。當你從事我們這一行的工作，而一件事就算弄砸了也不過是在全國性電視節目裡出洋相，而不必教另一個無辜者遇害，那這工作還算輕鬆的呢！
節目播出之前，我像是對付現代案件般地逐步推衍出剖繪，連標題都用同樣風格：
不明行兇者，傑克開膛手
連續殺人案
英國倫教
一八八八年
NCAVC──殺人（犯罪調查分析）
末行的NCAVC代表「全國暴力犯罪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Violent Crime），這是一九八五年成立於匡提科的總體計劃，包括「行為科學與調查支援組」、VICPA──暴力犯緝捕計劃電腦資料庫──以及其他迅速反應隊伍和單位。
就像在真實的顧問工作中一樣，一旦我推衍出剖繪，警方就會給我們一些可能嫌犯名單。雖然從戲劇觀點來看，克拉倫斯公爵是兇手的說法頗能吸引人，但是在分析所有可得證據後，我和洛伊分別得出亞隆．柯斯閔斯基是最可能人選的結論。
就像在九十年後的「約克郡開膛手案」一樣，我們相信寫給警方的那些嘲諷信是一個騙子寫的，此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傑克。犯案的那一類型人不會有敢向警方公然挑戰的個性。將屍體開膛剖肚，暗示此人心理上有困擾，性方面不如意，對女性有一種普遍的恨意。在每件案子中閃電式的攻擊也告訴我們，他是個本身和在社會上都不適應的人。這不是個言辭上不讓步的人。罪案的實際狀況也告訴我們，兇手能夠融入四周環境，也不會引起妓女的疑慮或恐懼。他應該是個安安靜靜、獨來獨往的人，不是個大力士型的屠夫，他會每晚在街上閒蕩，也會重返犯罪現場。毫無疑問，警方在調查時也偵訊過他。在我們所面對的所有可能性中，柯斯閔斯基比任何人都要符合剖繪。至於所謂必須具備醫學知識才做得出那些將死者肢解、切割的事，其實那些手法不過是基本的屠宰術。而且我們也早已知道，連續殺人者要對屍體施暴，所需要的只是意志而已。隨便舉幾個例子，愛德華．蓋因、艾德．肯培、傑弗瑞．達摩、理察．馬奎特等人可沒有因為本身沒有受過醫學訓練就不去殺人了。
提出這樣的分析之後，我現在要收回起先的聲明，並附帶說明一下，即使從一百年後的現在這有利的觀點看來，我還是不能肯定亞隆．柯斯閔斯基就是那個「開膛手」。他只是我們所擁有的嫌犯之一。不過我可以有相當信心說的是，開膛手傑克是個很像柯斯閔斯基的人。若是這種犯罪調查分析是在今天進行，我們的加入就會協助警方和蘇格蘭警場縮小他們的焦點，而找出不明行兇者的身分。我之所以說以現代標準而言，這個案子很可能是破解得了的，原因也就在此。
在有些案件中，我們的方法會指向某一種類型的嫌犯，但是我們卻沒有足夠的證據進行逮捕或起訴。例如一九七○年代中期發生在堪薩斯州威其塔市的「BTK 勒頸者」案。
該案開始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最先是歐泰羅一家的兇殺案。三十八歲的約瑟夫．歐泰羅和妻子茱莉被人用百葉窗繩捆綁並勒死。他們九歲大的兒子約瑟夫二世在臥室中被捆綁著，頭上套著一個塑膠袋。十一歲的女兒約瑟芬則被吊死在地下室天花板的管子上，身上只穿著一件汗衫和襪子。所有的證據都顯示這不是一時衝動所犯下的行為。電話線已經被切斷，並且也帶到犯案現場。
十個月之後，一家當地報紙的編輯接到一通匿名電話，要他到公共圖書館找一本書。書中有一張不明行兇者的字條，聲稱歐泰羅家命案係他所為，並說還會犯下更多命案，還解釋說「我的代碼是：綁住他們、折磨他們、殺害他們。」
其後三年中，又有多名年輕女性被殺害。接著，有一封信寄往當地一家電視台，披露不少這名不明行兇者的心理狀況，他在信中還小心翼翼地為自己取了綽號：「我還必須殺多少人才能讓我的名字見報或是引起全國注意？」
兇手在他一封刊出的信件中，將他的工作比為「開膛手傑克」、「山姆之子」以及「山間勒人者」（Hillside Strangler）──這些人原本都是沒名沒姓的失敗者，卻都因為他們所犯的罪成為媒體名人。他將自己的行徑歸諸一個「惡魔」和「因素Ｘ」，引起報章對他人格進行廣泛的心理學上討論。
但是他在信裡也附了一些裸體女人的圖畫，畫出她們被捆縛、強暴、折磨的不同姿勢。這些駭人的圖片並未刊出，不過卻讓我看清楚我們尋找的是什麼樣的人。從這一點出發，問題就只在於縮小嫌犯範圍了。
和他的英雄人物「開膛手傑克」一樣，BTK的兇案也是突然停止的。不過在這個案子中，我相信警方約談過他，他知道警方要對他收網了，於是他聰明且夠識相地叫停，以免被蒐集到足夠的證據。我希望我們至少使他不再具有威脅，但是有時候魔龍還是會勝利。
有時候在我們自己的生活裡，魔龍也會勝利。當兇手殺了一個人，他還會拖許多被害人下水。我不是我們單位裡唯一因為和壓力相關的問題而丟了工作的人，差得遠呢。家庭問題和婚姻紛爭的例子多得數也數不清，令人無法不為之擔心。
一九九三年，我和潘蜜的二十五年婚姻結束。對於發生在我倆之間的事，我們或許會有不同的觀點，不過有些事是無法否認的。在我們的女兒愛麗卡和羅蘭成長的階段，我經常不在家，即使我沒有到外地的時候，我仍然把心力用在手邊的事上面，使得潘蜜常覺得像個單親家長。她必須管理家務、付帳單、送孩子們上學、見老師、督促孩子作作業，同時還要顧及自己的教書事業。在我們兒子傑德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出生時，我已經有其他的剖繪員共事，不用花太多時間到外地奔波了。但是我必須承認，我有三個聰明可愛又乖巧的孩子，可是在我從局裡退休以前，我實在並不清楚他們。這些年裡，我花了那麼多時間研究喪命孩童的種種，使我沒能瞭解自己活活潑潑的孩子。
有許多次潘蜜來跟我說起孩子們當中的哪一個出了些小問題，比方說從自行車上摔下來而割傷或擦傷。以當時我所承受的壓力情況，至今我倆仍能記得我多麼經常會破口大罵，對她描述我見到的那些同樣年紀而被肢解的兒童屍體，並說難道她不知道從腳踏車上摔下來是很正常而且不會被起訴的事嗎？
你想不要對所看到的可怕事物變得遲鈍，但你卻發現自己正在建立對非可怕事物的免疫力。有一次我跟孩子們在吃飯，潘蜜在廚房打開一個包裹。刀子一滑，她割到自己，傷得不輕。她大叫起來，我們全都衝了過去。但是在我看到傷勢不至於威脅到生命或是四肢同時，我卻發現那些血跡圖樣十分有趣，於是在心裡就把這些血跡圖樣和我在兇案現場看到的血跡圖樣聯想在一起。於是我開起玩笑，想沖淡緊張的氣氛。於是我指給她和孩子們看每次她的手在動都會產生什麼樣的血跡圖樣的變化，又說這是我們判斷攻擊者和被害人之間發生什麼事的方法之一。但是我想其他人可不像我那麼能不把它當一回事。
你努力想發展出一種防衛機制，以應付你在工作中的所見所聞，但是卻會很容易變成一個冷酷無情的混帳傢伙。如果你的家人完好無恙、婚姻堅實穩固，你可以忍受在工作上所見到的事務。但是如果你在家中有任何不順遂，那麼不同的壓力就會把每件事物擴大，就像我們追捕的人所面對的一樣。
我和潘蜜到後來交往的都是不同的朋友。我無法在她的朋友圈中談論我的工作，所以我需要自己這一類的朋友。而當我們與調查局或執法單位以外的人交際時，我時常會發現自己對別人討論的平常事物感到厭煩。雖然這話聽起來很無情，但是當你成天只想知道那些兇手們腦中想的是什麼事時，鄰居把垃圾桶放在什麼地方，或是他把籬笆漆成什麼顏色，實在沒有什麼刺激的地方。
不過我很高興的說，經過一段我倆都感到痛苦煩惱的時間之後，我和潘蜜已成為好朋友。孩子們現在和我住在一起（愛麗卡離家去唸大學），不過我和潘蜜經常在一起，擔任等量等質的父母親角色。我很慶幸羅蘭和傑德還很小，讓我可以享受他們的成長歲月。
從一九八○年代初期只有我一個人擔任全職的聯邦調查局剖繪員──洛伊．哈茲伍德、比爾．哈格瑪伊爾及其他人若時間允許也會協助我──我們小組成長到十人以上的規模。這仍然不足以處理交到我們手裡的案件數量，但是或許這已是仍能維持我們彼此以及我們與當地警方個人接觸的最大程度了，而這是我們自己辦事手法的特點。找上我們小組的警長和探員中，有許多是最初曾和我們一起上過國家學院課程的人。吉姆．麥茲與我聯絡，要我協助找出殺害夏麗．史密斯和黛博拉．海米克的兇手；藍德．強生（Lynde Johnson）打電話給葛雷格．麥奎利，請他幫忙決定在羅徹斯特殺害妓女的是誰，因為他們都是國家學院的畢業生。
一九八○年代中期，「行為科學」已分成兩個小組：「行為科學教學研究組」及我擔任犯罪犯剖繪計劃負責人的「行為科學調查支援組」。在調查支援組裡除我以外的兩個重要分組是VICAP和工程部，前者由吉姆．瑞特自羅伯．芮斯勒手中接掌。羅傑．戴普是教學研究組組長，艾倫．布吉斯（Alan 「Smokey」Burgess）是調查支援組組長。（他和安．布吉斯無親戚關係，不過她先生艾倫．布吉斯是我們《犯罪分類手冊》的共同作者之一。懂了吧？）
雖然我的工作在許多方面都是很辛苦且具挑戰性，但是我還是為自己開創了成功且令人滿意的事業。幸好我一直都能避開幾乎每個想在機構中爬到高位的人所必須作的事──行政工作。但是在一九九○年春天，這一點也變了。我們小組正在開會的時候，布吉斯宣佈他這個組長要退休。後來，曾在密爾瓦基擔任我的小組督導、也曾和我在特勤小組同事過的新任副局長大衛．柯爾要我到他的辦公室，問我的意向。
我告訴他說，我已經氣力耗盡，也受夠了這一切，打算在暴力犯罪部門作內勤工作，以這種方式結束我的職業生涯。
「你不會想那樣做的。」柯爾對我說。「你在那裡會迷失掉自己。你來作組長會有更大的貢獻。」
「我不知道我想不想當組長。」我告訴他。其實我已經做了很多組長的工作，也成為組織的老人，因為我待得太久了。但是在我職業生涯的這個階段，我可不願意被行政工作纏得不可分身。布吉斯是個絕佳的行政管理人員，善於處理干擾情況，使我們為他做事的時候更有效率。
「我要你作組長。」柯爾宣佈道。他是個活力充沛、衝勁十足的人，非常積極。
我說我希望能繼續辦案、提供審判策略、出庭作證、公開演說。我認為自己擅長這些事。柯爾向我保證說我將可勝任，於是提名我擔任這個職位。
擔任組長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正如我說了很多次的，就是把我們單位名稱中的「行為科學」幾個字去掉，只稱「調查支援組」。我希望能帶給各地警局和聯邦調查局其他人明確的訊息，明白我們單位從何而來。
在人事主管蘿柏塔．畢鐸（Roberta Beadle）的協助和無止盡的支持下，我將VICAP的人數由四人增加到十六人。組裡的其他部門也有成長，很快我們就達到約四十人的編制。為減低我們新規模所產生的行政負擔，我制定一項區域性的管理計劃，讓每個探員負責國內某一區。
我認為這些人全都值得獲得GS─14的職等，但是總部卻只願意給我們四或五個十四職等。所以我要大夥同意，只要接受過兩年的專門計劃後，就可以晉階為專家級，成為督導特別探員，享有該種職等和薪俸。計劃包括旁聽所有的國家學院行為科學組教授的課程、修習兩門三軍病理學院課程、在維吉尼亞大學研習精神病學與法律（帕克．狄亞茲當時也在那裡）、在紐約市警局兇殺組見習，以及在各區域負責人指導下寫剖繪。
我們也較以往做更多的國際性工作。譬如在葛雷格．麥奎利退休前一年，他就在加拿大和奧地利兩地偵辦過重大的連續殺人案。
在功能上，我們組的運作十分順利；而在行政上，我比較像是在管理一艘紀律鬆散的船隻，也就是說，這艘船的運作不過是我個性發揮出的表現。當我看到有誰眼看要耗盡心力了，我就會暫時避開那些規章和規定，簽單子要他休息一段時間。最後他們都會比我照規矩要他們工作的更有效率。當你有一流人才為你做事，而你卻不能在金錢上給予報酬時，你必須用其他方式去幫助他們。
我也一向和支援的成員相處融洽，在我退休時，他們似乎頗為依依不捨。這可能要歸因於我在空軍的服役期間。我們局裡許多首長都曾經是軍人，而且有許多人都還是得過勳章的戰爭英雄，例如我前一任的主管探員，羅賓．蒙哥馬利（Robin Montgomery），因此他們會從軍官的角度去看待問題。這並沒有什麼不對，如果大型機構裡大部分的行政人員都像我一樣。它的運作就不會那麼順利。不過我是被徵募的人員，所以在情感上比較和支援人員認同，因此我比其他一些首長更容易獲得需要的幫助。
許多人把聯邦調查局想成和他們印象中的IBM一樣：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裡面是穿著白襯衫黑西裝的男男女女，個個聰明幹練，面貌相似，但是沒有幽默感。不過我很幸運，是一個由真正獨特的個人所組成的小團體的一部分，團體中的每個成員都很傑出。行為科學的角色在執法部門與時俱增，我們自然都發展出各自的興趣和專精。
從我們的研究初期開始，羅伯．芮斯勒就從事研究工作，而我較專注在操作實務方面。洛伊．哈茲伍德是強暴與色慾殺人案的專家。肯．藍寧是以兒童為對象的犯罪案件權威。吉姆．瑞斯起初在做剖繪的工作，後來他的最大貢獻卻是在壓力，以及警員與聯邦探員的壓力管理。他在這個領域中獲得博士學位，並有廣泛的著述，執法圈常借重他的輔導能力。吉姆．瑞特加入我們組裡以後，不但負責訓練新進剖繪人員，也成為「跟蹤案」（stalking）的權威，「跟蹤案」是成長迅速的重大非個人犯罪之一。而我們每個人都和調查站、警局、警長辦公室及各地政府單位發展出許許多多的個人關係，因此當有人打電話求援時，他會知道自己是在和誰說話，他也會信任對方。
有時候，新進到組裡的人想要融入那麼多的「明星」當中，是一件嚇人的事，尤其當電影《沉默的羔羊》推出之後，全國民眾的興趣都集中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上之時。不過我們都向他們保證說，他們之所以被選上，是因為他們具有我們隊伍成員的條件。他們都具有很強的調查背景，一旦加入我們以後，我們還要讓他們接受整整兩年的在職訓練。除此之外，還要加上他們的才智、直覺、勤奮、正直及自信。以及傾聽並評估他人見解的同等能力。依我之見，聯邦調查局學院能成為世上同類機構之首，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是由個人組成，而每人都為一個共同目標去追尋各自的興趣和才能。而這些個人又都能鼓勵他人發揮出相同的特性。我希望當我們這批第一代的人退休之後，我們在組裡建立起來的互相支援制度能夠留存，我也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
一九九五年六月在匡提科舉行的我的退休晚宴上，承蒙許多人給我溢美之詞，使我覺得愧不敢當，又深受感動。說實話，我本已準備要接受一場鬥爭大會，讓組裡所有同事利用這最後一次正式的機會把始終隱忍的話全都宣洩出來。宴會後，我在男廁遇到傑德．雷，他就已經表達他忍住沒說的遺憾了。不過他們這次是自己放棄機會的，於是輪到我來說了。因為我沒有必要抑制自己，所以我把原先預備要回敬他們的話全盤托出。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智慧或重大的勸戒要在當晚提出，作為贈言，我只希望能夠以我極力想立下的榜樣使眾人能心領神會。
常常有人問我，對於我們駭人的暴力犯罪統計數字該怎麼辦。雖然我們可以、也應該做一些很實際的事，但是我相信解決犯罪問題的唯一機會，在於是不是有足夠多的有心人。更多警察、更多法院、更多監獄、更佳的調查技巧誠然不錯，但是要減少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要問我們全部人是不是都能夠不再接受、容忍發生在我們家庭、朋友、同僚身上的犯罪。這是得自犯罪數比我們國家低許多的他國的教訓。以我之見，只有這種根本的解決之道才有效。犯罪是一個道德問題，只有從道德層面才能夠解決。
在我對暴力犯罪者的研究和打交道的多年當中，我從沒看過一個犯罪者是出身於良好背景、功能正常、給予支持的家庭單位。我相信暴力犯罪者的絕大多數都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他們做了選擇，因此應該面對他們的行為後果。要說一個人才十四或十五歲，不知道自己行為的嚴重性，簡直荒謬到家。我的兒子傑德才八歲，但是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他已經早知道許多年了。
但是二十五年的觀察也告訴我一件事，就是罪犯多是後天形成，而不是先天生成的，也就是說，在罪犯的成長過程中，給予他深切的負面影響的人，其實是可以給他深切的正面影響的。因此我真正相信的是，除了更多金錢、更多警力和更多監獄以外，我們最需要的是愛。這不是過度簡化問題，它正是問題的核心。
不算太久以前，我應邀到「美國神祕小說作家協會」紐約分會演說。演說的反應不錯，接待懇切。這些以描寫謀殺和重傷害故事為生的男男女女對於辦過上千件真實案件的人說的話非常有興趣。事實上，自從湯瑪斯．哈里斯和《沉默的羔羊》之後，作家、記者和電影製片就常來找我們提供「真實故事」。
但是我很快就發現，當我在敘述一些比較有趣、比較生動的案子時，許多聽眾卻分心於別的事，或者根本不理會。他們聽到我和同事每天看到的事，就已經讓他們倒盡胃口，厭惡至極。我看得出他們沒興趣細聽詳情，而同時他們一定也漸漸明白：他們不會願意寫出真正的案情。這倒也公平。我們有不同的顧客群。
魔龍不會永遠打勝，而我們所作的，就是盡力使它打勝的次數愈來愈少。但是它代表的邪惡，也就是終我事業全部我始終在對抗的，卻不會消失。必須有人要說出實情，這正是我在本書中想要做的，也是我此生所經歷的。
《破案神探：FBI首位犯罪剖繪專家緝兇檔案／Mindhunter：Inside The FBI’s Elite Serial Crime Unit》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