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末期，科學界掀起了開發一項科學技術的熱潮，其涉及層面之廣泛，令人震驚。人們不顧一切，同時急不可耐地使遺傳工程商業化。這個行業的發展如此迅速——外界對它的評論也很罕見——以致人們幾乎完全難以認清其廣度、深度及所包含的意義。
生物技術意味著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革命。到90年代末，它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會遠遠超過原子能和電腦。一名觀察家說：「生物技術將改變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包括我們的醫療保健、我們的食品、我們的健康、我們的娛樂，甚至我們的身體本身。一切再也不是原來的模樣，它將實實在在地改變我們這個星球的面貌。」
但是，生物技術革命在三個重要方面卻不同於以往的科學變革。
首先，它有廣泛的基礎。美國進入原子時代靠的是洛斯阿拉莫斯鎮的一個科研機構，美國能進入電腦時代，全靠大約十來家公司的努力。但是如今，光在美國就有2000多個實驗室在進行生物技術研究，其中500家公司每年在這項技術上就要花費50億美元。
其次，這些研究工作許多都是輕率的、毫無意義的舉動。比如努力設計色澤較淺的鮭魚，以提高它們在溪流中的能見度；設計方形的樹木，使其更便於砍伐；設計可以注射的香味細胞，這樣你就可以隨時聞到你所喜愛的氣味。這些聽起來似乎是兒戲，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生物技術能應用於傳統的和與時代潮流息息相關的工業中，比如化妝品工業和針對休閒活動的工業。確實，這種情況使人們更加希望別出心裁地應用這項威力巨大的新技術。
第三，這項工作不受任何約束，無人進行監督，沒有任何聯邦法律能對它加以控制。不論在美國，還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明確的政府政策來加以管制。而且，由於生物技術產品的範圍從藥品、農產品，一直到人造雪，要制定一項明智的政策也十分困難。
然而，最使人感到擔憂的是，在科學家中找不到監督人員。有一點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幾乎所有從事遺傳學研究的科學家，都在進行有關生物技術的商業活動。沒有超脫的旁觀者，每個人都與商業利害息息相關。
分子生物學的商業化在科學史上是最令人目瞪口呆的道德事件，而且其發展速度令人震驚。自伽利略時代到今天的400年中，科學始終是通過對大自然進行自由而公開的探索來向前發展的。科學家無視國界的限制，以為自己超越了暫時的政治利害關係，甚至超越了戰爭。科學家總是竭力反對在科學研究中互相保密，甚至對那些把自己的發現視為專利的人嗤之以鼻，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為全人類謀福利。而許多年以來，科學家的發現也確實帶有一種獨特且無私的性質。
1953年，當兩名英國的科學家詹姆斯·沃森和弗蘭西斯·克里克破解了DNA的結構時，他們的成果為世人所頌揚，被看作人類精神的勝利，是幾個世紀以來尋求用科學方法去理解宇宙的偉大成就。人們滿懷信心期待著他們的發現將毫無保留地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福利。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30年後，幾乎所有沃森和克里克的科學界同行都在從事一種迥然不同的事業。分子遺傳的研究變成了一種規模宏大、投資幾十億美元的商業活動，不過這種現象的開端，應追溯到1976年4月，而不是1953年。
當時曾舉行過一次現今已廣為人知的會議。會議中，投機商羅伯特·斯旺遜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生物化學家赫伯特·伯耶接洽，兩個人決定合夥成立一家商業公司來運用伯耶的基因剪接技術。他們的新公司——基因泰克公司，很快便在最早創立的遺傳工程公司中成為規模最大、經營最成功的一家。
突然間，似乎每個人都在謀求財運亨通。每個星期都有新公司宣告成立，科學家一窩蜂地運用遺傳學的研究成果。到了1986年，至少有362位科學家——包括64位科學院院士——在生物技術公司的顧問委員會中掛名。而持有生物技術公司股票或從事諮詢工作的人數更是幾倍於此。
在這裡有必要強調一下，這種觀念的轉變具有重大的意義。過去，理論科學家抱持一種看法，認定商業都是俗不可耐的。他們把追逐金錢視為智力上極無趣的事情，且認為那樣的行為只適合商店老闆。而為工業界從事研究，即使是在享有很高信譽的貝爾公司或IBM公司的實驗室裡工作，也只是那些在大學裡無法謀得職位的人所做的事情。因此，理論科學家對應用科學基本上抱持批評的態度，對工業的印象也是一樣。他們長期保持的對立情緒使大學裡的科學家免於遭受工業界的利益左右，無論何時在技術問題上發生了爭論，都會有一些不牽涉利害關係的科學家在最高層客觀地商討這些問題。
但是今非昔比。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一個分子生物學家，也幾乎沒有一個科研機構，是與商業無關的。過去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遺傳學研究仍在繼續，而且其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迅速，但這項工作是秘密倉促地進行著的，而且唯利是圖。
在這一片商業氛圍中，出現個像帕洛阿爾托國際遺傳技術公司那樣野心勃勃的商業公司也許是必然的。同樣，它所製造的一場遺傳危機沒有給予報導，這自然也不是什麼令人奇怪的事情。畢竟，國際遺傳技術公司的研究工作是在暗中進行的，而這個真實事件又發生在中美洲最偏僻的地區，整個事件的目擊者也還不到20人。當然，只有幾人倖免於難。
甚至到最後，在1989年10月5日，國際遺傳技術公司在舊金山高等法院申請通過破產保護時，其過程仍然沒有引起新聞界重視。這似乎已是稀鬆平常的事了。國際遺傳技術公司是當年破產的第三家小型美國生物工程公司；從1986年起，這是第七家倒閉的生物工程公司。法院的文件幾乎都沒有公之於世，因為其債權人是在日本從事投資的國際財團，例如蛤（Hamaguri）和伝阪（Densaka）這些財團，向來都避免公開拋頭露面。為了防止消息不必要的洩露，高雲-斯旺-羅斯律師事務所的丹尼爾·羅斯——國際遺傳技術公司的顧問——也出面代表日本投資人。哥斯達黎加的副領事也秘密地發出異乎尋常的請求。於是，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國際遺傳技術公司的糾紛能悄悄地偃旗息鼓，這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達成和解的雙方包括著名的顧問委員會成員，他們簽署了一項禁止洩密的協議，對所發生的事件守口如瓶。但是國際遺傳技術公司中還有許多重要人物並非協議簽署人，他們都很樂意討論這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因為這些事件導致了1989年8月在哥斯達黎加西海岸一個偏僻小島上那兩天中所發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