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跳槽之後不久就當了領班，每個月工資加上小費也有兩千多塊錢，但客人不好應付，尤其是喝醉後的客人。剛來「花雨城」時，她那個包廂裡的客人喝醉了，埋單時猝不及防，一雙手伸過來摸她胸部，制服是改良的短旗袍，長僅及膝，她來不及反應，又有一隻潮乎乎的手在擰她大腿，只隔著一層絲襪，那種猥瑣的感覺令人作嘔。她本能地尖叫了一聲，幸虧水電工小張正巧路過，給她解了圍，但最後經理還是將她和小張兩個人叫去狠狠訓了一頓。
經理還不到三十歲，濃妝艷抹也掩不住身上那憔悴的蒼白，據說她曾是小有名氣的花幟，但她們這行吃的是青春飯，她早早抽身出來算是從良，可是再也離不開這個風塵圈子。經理唇上是CD的唇彩，極艷的桑子紅，燈光一照近乎紫青色，她冷冷地扔出一句話來：「被客人摸一下又不會少塊肉，既然吃這碗飯，就得讓客人滿意。」
她低著頭。小張說：「經理，長安一個女孩子被人這樣欺負，換作是你妹妹遇上這事，你會說『得讓客人滿意』這樣的話嗎？」
經理氣得指著他大罵：「我還沒教訓你，你倒教訓起我來。你一個水電工跑到前麵包廂裡得罪了客人，我還沒跟你算賬呢！」
最後還是長安求了半天的情，才沒有將小張炒魷魚。
長安學著周旋，笑嘻嘻地擋著客人的明槍暗箭，沒過幾個月，她就升了領班。有同事酸溜溜地說：「靚女啊。」
她出落得越來越美，常常有客人的目光盯著她滴溜溜地轉，這美麗現在成了負擔，她是懷璧其罪。這句文縐縐的話是一位常老闆說的，據說常老闆當年也是有學問的人，八十年代中期從高校出來下海，如今身家不菲——雖說到「花雨城」來的老闆們都身家不菲，但常老闆氣質特別，在一幫酒色財氣的客人中，一眼就能讓人留意到他的文質彬彬。
打烊後人就像散了架，什麼話也懶得講，整晚上都在敷衍客人，口乾舌燥，笑得臉都僵了，長安想，每天晚上總是要擺出副笑臉，這樣子下去她肯定容易老，會生皺紋。她明年才二十歲，老……已經這樣恐懼。
其實生得越美，總是越怕老，因為美麗越是價值連城，貶值得就越快。
她換好衣服後，小張照例在後門口等她。小張每天送她下班，因為知道她膽子小，不敢一個人走路。
輪休時小張請她去玩，他與旁人合租兩居室的房子，室友早就扯故迴避了。屋子特意地收拾過，為著她來，還買了一把薑花插在一隻花瓶裡。這個城市裡這種花最尋常，許多主婦常常從菜市帶回一把去。長安一眼認出那只花瓶其實是酒瓶，小張很高興，挽起袖子去炒菜，小小一隻煤氣灶，他花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才弄出四個菜來。
屋子中間放著一張小方桌，因為不穩，她幫他找報紙疊著墊上。小張拿筷子撬開啤酒瓶的蓋子，由於往杯子裡斟得太快，啤酒的泡沫都溢了出來。她笑著說：「夠了！夠了！」
菜都炒得很鹹，但她吃得很飽。起身添飯時小張搶著去幫她，他的手觸到她的手，臉上微微一紅，整個人像是僵了。他離她這樣近，她聞得到他身上微酸的汗味，天氣這樣熱，小小的屋子裡只有一台電風扇，呼呼地吹過去，呼呼地又吹過來，搖頭晃腦，像個煞有介事的老人。
她身子微微向後一傾，他就本能一樣吻上來，滾燙的嘴唇。她耳裡只聽到那台電扇呼呼的風聲，呼呼呼的，就像人急促的呼吸聲。
小張是安徽人，過年時她跟他回了一趟老家，是最尋常的那種農村人家，青磚大瓦房建在半山，屋後種著樹與竹子，四面都是田。一個村裡全是同姓，人人都是親戚，女眷們笑嘻嘻地來串門子，其實都是來看她。她明知道，大大方方地讓人看，反正她又不醜。過年時沒有事，家家戶戶打麻將，她被人拉去學著打，輸了幾十塊錢，可是還是有一種單調的快樂。
小張在回來的火車上對她說：「家裡人都說我好福氣。」
因為她美嘛，她被人誇慣了。車窗外閃過沃野千里，平疇漠漠，但她哪有心思看，春運時的火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四周都是汗臭腳臭……她無聲地皺起眉來。
小張跳了槽，去一家酒店做事，那裡薪水高些，他們打算攢錢結婚。
曾經在電子廠一起同事過的老鄉來看她，聊天時提到說遲華強去年已經結婚了，前兩天剛生了個兒子，長安「哦」了一聲，卻怎麼也記不起遲華強的面孔。她唯一清晰記得的只有車間前的花壇裡開著的那孤零零單薄的紅花，沒有香氣的花朵。桌上一束薑花，幽幽一點暗香，一種家常的馨軟。
那位常老闆來得更頻繁，長安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和其他老闆不同，既不動手動腳，也不藉故跟她搭訕，似乎只要看她一眼就足夠，長安也不好說什麼。
這天上午她正睡著覺，房東砰砰地敲著門喊：「徐長安電話！」她被突然驚醒，背心裡猛地沁出來一身的冷汗，抓起衣服穿上就去樓下接電話。電話是家鄉的鄰居打來的，說她養父前幾天被條野狗咬了一口，當時沒有當回事，誰知道現在發作了，鎮上衛生所說是狂犬病，沒得救了。
她心急如焚，掛上電話就給小張打電話，但他們同事不肯幫忙叫一聲，因為工作時間不允許接私人電話。她著了忙，抓了錢包就跑到火車站去，最早的火車票是晚上9點，她也顧不得了，先買了兩張，然後又坐車去小張工作的那間酒店。
大太陽底下，連空氣都是毒辣辣的，她從公汽站一口氣跑過來這樣遠，再也跑不動了，一雙皮涼鞋像是要化在地上一樣，走一步都是黏黏的，她口鼻裡都像是在往外冒著火——熱，除了熱還是熱。剛到酒店的噴泉前，有輛車子從酒店裡出來，突然緩緩減了速度，最後在她身側停下來降了車窗，有人叫了聲：「長安。」她頭暈眼花，耳裡嗡嗡直響，以為是自己聽錯了，後來又聽到一聲「長安」，這才轉過頭去。
是常老闆，他問：「你臉色真難看，是不是中了暑？快到車上來坐。」車窗裡沁出陣陣的冷氣，夾著幽幽一縷古龍水味道。這樣熱的天氣，他身上也只有古龍水一點淡薄的香氣，很清爽好聞的氣味。他已經幫她打開車門，她身子發軟，再沒有半分力氣。坐在車上，她一五一十地將事情對他講了，常老闆二話沒說，打了一個電話，她神色恍惚，也沒聽他講了些什麼。最後他對她說：「12點10分有班飛機，我送你去機場。」她沒聽清楚，他又說了一遍，她這才聽懂了。車窗上貼著反光紙，車內冷氣幾乎寂靜無聲，真皮的椅座有一股淡淡的皮膻香氣，她有些發愣地看著胡桃木的儀表板。小張就在不遠處那幢建築裡，可是她在這輛小小的汽車裡，就像另一個世界。
腳下米白色的毯已經被她的鞋踩出烏跡，她知道這種車用地毯很貴，有次同事形容老闆的寶馬車，說：「裡面小小一張毯，進口的，價錢可以鋪尋常人家整間房的地板了。」米白色，這樣奢侈的顏色，也只有闊綽才能踐踏。
他把車開得飛快，長安蜷在後座，一句話沒講，最後登機時才知道他電話裡訂了兩張票。他說：「你不要怕，我陪你去。」
她一直忍到見了養父才放聲大哭。養父被關在衛生所一間小屋子裡，外面都是防疫站的人，她隔著窗上的鐵柵遠遠看了一眼。養父嗬嗬地叫著，拿頭往牆上碰，拿牙齒咬著牆，她全身劇烈地發著抖，常老闆伸出手來攬住她，她大聲地哭出來。
她辦完養父的喪事才給小張掛了個電話，小張問要不要他趕過來，她淡淡地說：「不用了。」
有錢這樣好辦事。養父的身後事十分熱鬧，常老闆請教了當地人，一切按最高的規矩來，請了班子吹了三天三夜的嗩吶，熱熱鬧鬧的十六人抬摃，送養父上山。最後，在鎮上的餐館裡請了幫忙辦喪的左鄰右舍吃飯。她自從趕回來後，整個人就像木偶一樣，只是任人擺佈，披麻戴孝，哭靈守夜。一切的瑣事，全是常老闆替她打點，他一個外鄉人，只是大把大把地把錢花出去，喪事竟然辦得妥妥當當，十分有排場。
臨走前隔壁的翁婆婆來陪她說話，翁婆婆打小喜歡她，說她乖巧聽話。兩個人坐在天井裡，院子裡本來有一株香椿，叫蟲蛀得朽了，今年只發了幾枝，孤零零的幾片葉子似乎數得清。有只麻雀站在樹上梳理著翅羽，捋過去又捋過來，長安目光還是呆的，只望著那隻鳥。翁婆婆感嘆了幾聲，說：「你從小命苦，現在也算熬出頭了。這個人不錯，心腸好，看得出來，雖然年紀大了一點，但年紀大知道疼人啊。」
天上有雲慢慢流過，她想起小時候打了豬草回來，進院子裡就叫：「媽！」雖然養母聽不見，但桌子上一定有養母給她涼著的一大缸涼茶。嚓嚓嚓，嚓嚓嚓，養父在灶前切豬菜，花白的頭髮一撅一撅……她定了定神，那嚓嚓聲更響了，原來是後面豬圈裡的豬餓了，在那裡拱著門。
在飛機上她取出張泛黃的紅紙給常老闆看，慢慢地將身世講給他聽，紙上被蠹蟲蛀了無數的小眼，朽得抖一抖就會爛似的。上面用很工整的鋼筆字寫著：「1979年7月25日」。這是生身父母留給她唯一的東西，最後由翁婆婆轉交給她，說：「當年是我從鎮上的老李手裡，將你抱回來給你爸爸媽媽的，這就是當時你身上裹著的，現在你爸爸媽媽都過背了，叫你知道也不妨了。」
直到現在她才知道，原來自己真正的生日是7月25日。
常老闆憐憫愛惜地看著她，像看著一個小小的無助的孩子。她覺得累極了，向他身上倚著睡去了。夢裡還是她小時候，田地裡開著大片的紫雲英花，留著春上耕了做水田的肥，她一個人在田裡站著，像是在找什麼最最要緊的東西，可是四面都沒有人。她心裡只是一種莫名的慌張，遠處隱約傳來嬰兒的啼哭聲，她喃喃叫了聲：「媽媽。」
常老闆名叫常志堅，有妻有子，她跟了他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