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秋，格蕾塔第二次去見波爾克教授。她帶著一個螺旋筆記本，寫了一連串的問題。現在這個季節，巴黎很灰暗，路邊的樹在風中抖落一身的樹葉。女人走上街的時候，都忙著戴手套。男人們冷得肩膀都聳到了耳朵邊。
他們在聖安東尼街上的一家咖啡館見面。選了靠窗的桌子，格蕾塔能看到在地鐵附近來來往往的男人女人。因為天氣的關係，大家臉上都是一副沮喪的表情。波爾克教授早早等在那兒，那杯濃縮咖啡已經喝完了。他好像對她的遲到很不滿。格蕾塔解釋說，之前在畫一幅畫，得畫完；臨出門又接了個電話。而波爾克教授一動不動地坐著，面無表情，拿著一把不鏽鋼小刀，修著指甲。
格蕾塔覺得這位教授挺英俊的。一張長臉，下巴有點下陷，像一枚蘋果的底部。因為腿太長，膝蓋沒法放到桌子下面。桌面是圓的，有一點污跡，大理石已經有了劃痕，邊緣的一圈黃銅也生了鏽，很粗糙。格蕾塔覺得斜身和波爾克教授說話很不舒服，因為有些脫落的黃銅片會戳到她的胳膊下面。
「我能幫助你丈夫。」波爾克教授說。他腳邊的包上有金色的搭扣和半圓形的提手。格蕾塔心想，會不會一切很簡單，波爾克教授拿著這個黑包，去到家裡，和埃納爾待上幾個小時，就完事了。她告訴自己，肯定不可能這樣，但又從內心裡希望可以這樣。就像她有時候希望卡萊爾多往壞腿上搽一點精油，就會痊癒了；就像她從前希望泰迪·克羅斯長時間待在陽光下，就能讓所有的病痛都從骨髓裡蒸發掉。
「但我做完以後，他就不是你丈夫了。」波爾克教授邊說邊打開那個包。他拿出一本封面是綠色大理石紋紙的書，皮質的書脊已經破損，就像一把舊閱讀椅的椅面。
波爾克教授找到正確的頁碼，抬起頭。格蕾塔與他四目相對，那一瞬間她心中彷彿有隻鳥兒掙脫了牢籠，翅膀一陣撲棱。書頁上是男人身體的圖示，骨架和器官都一目瞭然。還有各種繁複的線條，有的平行，有的相交，讓格蕾塔想起卡萊爾剛來時看的那本《巴黎及周邊地區》上的地圖。波爾克教授解釋說，這個男性軀體代表著大多數成年男子。畫面上的人雙臂伸展，生殖器像串葡萄似的懸掛著。這一頁專門折了個角，到處都是鉛筆做的標記。
「你看，」波爾克教授說，「男性的骨盆是個空腔。性器官都是掛在外面的。骨盆裡都是腸子，打亂重排都沒問題。」
格蕾塔又點了一杯咖啡，而且突然很想點一盤橘子來吃，那是能讓她想起帕薩迪納的食物。
「我很好奇，想看看你丈夫的骨盆。」波爾克教授說。格蕾塔感覺這麼說真是太奇怪了。不過她挺喜歡波爾克教授這個人的，一開始好像冷冰冰的，越談越覺得親切。他求學於維也納和柏林。在柏林的夏裡特醫院，有為數不多的醫生發展了外科學和心理學的雙重專業，而他就是其中之一。戰時，他是個很年輕的外科醫生，身體還在發育，變聲期都還沒結束，就做了五百場截肢手術。當然這要算上他割下來的那些手指。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那雙手因為提前爆炸的手榴彈已經幾乎沒救了，為了保手和保命，必須把手指割了。戰場上波爾克的手術都是在帳篷裡做的。門口的布簾隨著炸彈爆炸而猛烈顫抖。他在微弱的燭光下鎮定自若，為士兵們截肢保命。救護隊員們抬著木板做成的擔架來來往往，上面躺著的幾乎都是已經被槍炮開膛破肚的士兵。半死的傷員不斷被抬到波爾克教授的手術台上，上面還浸著前面那個人的鮮血。波爾克第一次接收這樣的傷員。那個士兵的腹部已經被炸開了，內臟血肉模糊。那時候波爾克完全不知所措。但這個男人就在他眼前垂死掙扎，眼珠子翻來翻去，無聲地請求波爾克救他一命。氣罐已經空了，沒法完全麻醉他。於是波爾克拿起一塊紗布蓋住這個年輕士兵的臉，開始手術。
當時正值隆冬，冰雹不斷猛擊著帳篷，火把快要燃盡了，屍體像柴火一樣堆積著。波爾克檢查了一下年輕士兵的狀況，事實上肝臟和腎都沒問題，只要能把腸子理清楚，應該還有活下去的希望，儘管可能排便會受到永久性的影響。鮮血浸透了波爾克的袖子，整整一個小時，他都沒把士兵臉上那塊紗布揭開。因為，就算他已經暈過去了，感受不到痛苦，波爾克自己卻無法忍受他顫動的眼瞼顯示的那種痛苦和絕望。他很認真地進行手術，全程沒有看士兵的臉。小時候，波爾克給豬剝過皮，士兵的內臟看上去和豬沒什麼區別：溫暖、光滑、黏稠。彷彿手伸進了一鍋冬日燉菜裡。
夜逐漸深了，內臟處理好了。然而刺骨的寒雨無情地越下越大。波爾克開始拉扯士兵殘破的皮膚，進行傷口縫合。接著來了一個護士，沙佩爾小姐，圍裙上全是血。她照顧的病人剛剛把內臟全部吐在她身上，隨即就死去了。她用了半分鐘時間，擦了把臉，緊接著就來協助波爾克。他們一起拉扯士兵的皮膚，從胸骨那裡一直生生拉到骨盆上面。沙佩爾小姐把皮肉擠在一起，波爾克醫生用一根比鞋帶還要粗的繩子，穿刺著士兵的身體。皮膚被拉得很緊，緊得好像帳篷裡那些凳子的帆布凳面。那些凳子現在已經東倒西歪了，而在他們匆匆忙忙吃飯的地方，火爐的煙囪也已經熄滅了。
年輕人活了下來。至少活到了被抬上救護車。救護車上堆了好多抬病人的架子，這些架子讓波爾克想起過去常在憲兵廣場轉來轉去的麵包車，售賣著每天新鮮出爐的麵包。那就是他每天的晚飯。那時候波爾克還是個窮醫學生，立志成為全德國都敬仰的醫生。
「五百次截肢，五百條命。」在聖安東尼街的咖啡館，波爾克醫生對格蕾塔說，「他們說我救了五百條命，但我不太確定。」
窗外，落葉停在地鐵入口的最上一級台階上。匆忙趕來的人一不注意就會滑一跤，不過幾乎都及時抓住了旁邊綠色的銅欄杆。但格蕾塔還是有所期待地看著，等著看某人摔倒，擦破手上的皮，或者受更嚴重的傷。她當然不是希望發生這樣的事，但心裡知道必定會有那麼一兩個倒霉蛋。
「我什麼時候能見你丈夫？」波爾克教授問道。
格蕾塔想起皇家藝術學院台階上的埃納爾。天哪，那麼年輕的他，已經是名教授了。那時候的他，看上去就像個快要進入青春期的男孩子。彷彿台階上四目相對的兩人都知道某天早晨他洗澡時，抬起胳膊，會發現腋下長出了第一縷金棕色的毛髮。格蕾塔知道，他的身體一直是「不對」的。但現在她又想，這個問題也許不重要了。她一邊擺弄著咖啡杯裡的勺子，一邊出神地想著，也許她應該告訴波爾克教授，回德勒斯登去吧。她突然在想，自己到底愛誰多一點，埃納爾還是泰迪·克羅斯？她立刻在心裡自言自語，這不重要。但完全說服不了自己。她真希望馬上就拿出個令自己滿意的定論，但根本是一團亂麻。接著她想到了莉莉，她背脊上端那塊美麗的骨頭；她雙手舉在心口，那麼優雅，彷彿下一秒就要落到鋼琴琴鍵上；她吐氣如蘭，輕言細語，彷彿拂過冬日裡遍佈帕薩迪納花圃的冰島虞美人的一陣微風；她的雙腳安靜地交叉著，露出白淨的腳踝。我到底更愛誰呢，格蕾塔問自己。接著，波爾克教授清了清嗓子，喉結提了起來，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那麼，我就在德勒斯登等著你和莉莉了。」
但格蕾塔不能帶埃納爾去德勒斯登，至少現在還不行。原因很多，比如她最近要開新作品個展。所有的畫作裡，莉莉都躺在一張桌子上，雙手交疊放在腹部，雙眼緊閉，彷彿已經死去。這些畫尺寸很小，只有一般的字典那麼大。現在掛在一個伯爵夫人鑲了木地板的門廳裡，離這裡不遠，就是巴黎最好的畫室，還有最好的藥劑師。那位藥劑師深諳美容之道，經常如數家珍地說起礦物泥面膜和酸橙汁潔面什麼的。格蕾塔會給他一些帕薩迪納純精油，交換一些化妝品，因為莉莉的需求越來越大了。
一天下午，全部的八幅畫都賣出去了。買主都是坐豪車來的，司機們在沿街的一排豪車裡敞著車門等待他們，胡桃木的嵌板反射著早秋的陽光。畫展是漢斯安排的，他告訴很多報紙編輯，說這是一次不容錯過的畫展。畫展當天他的西裝翻領上別了一個蛋白石的領夾。每當有人從伯爵夫人家的牆上拿下一幅畫，他就握緊格蕾塔的手。這面牆整個也鑲了一個大畫框，是老古董，上面沾著整整一個世紀的顏料。格蕾塔在巴黎藝術圈已經算是聲名鵲起，且風頭正勁。但看著支票簿的皮封面翻開，買主刷刷刷寫下一個數字時，她的目光卻是呆滯的。
她不能馬上帶埃納爾去德勒斯登，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卡萊爾，他正盤算著整個聖誕節都待在巴黎。有一件事情格蕾塔是很清楚的，卡萊爾和她至少有一點相似之處：他會很衝動地開始一件事，然後必須要得出個結果。格蕾塔沒有畫過任何一幅未完成的畫。這是真的。儘管她現在可以承認，在丹麥時的那些早期畫作，很多都不怎麼樣。唉，她真想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回到哥本哈根，潛入那些大街小巷的辦公室，把牆上那些毫無生氣的肖像全都扯下來。哦，那時候的她是多麼年輕，對自己的畫作是多麼沒有把握啊，根本想不到後來的事業會如此輝煌！她想起自己給格魯科斯塔德先生畫的肖像，他是東亞公司和「哥本哈根自由港口」背後的金主。畫他那一頭銀髮時，她竟然只用了銀色的顏料，簡單畫了些直線；而他那握著鋼筆的右手，也只不過就是一塊模糊的方形，塗了肉色的顏料。
格蕾塔知道，卡萊爾和他一樣，需要一直工作，一直有事做。在他們幾乎高矮胖瘦一樣的身體裡，都有種對成就的渴望。一天，卡萊爾回到家裡，拋出一連串的新聞，格蕾塔不得不暫停作畫，把畫筆放在松節油杯子裡，坐在長椅上。
「我帶埃納爾去見了幾個醫生。」卡萊爾開口道。開著敞篷車四處跑讓卡萊爾活力倍增，格蕾塔看著他，覺得他更英俊了些。她閉上眼睛，聽著雙胞胎弟弟平緩而篤定的聲音，幾乎以為是在聽自己的錄音。
卡萊爾一五一十地說起每次看診的經歷，每次「竹籃打水一場空」的失望，每次埃納爾經受的侮辱。「他比大多數男人更能忍。」卡萊爾說。格蕾塔心想，是啊，我早就知道。
「但有個醫生，」卡萊爾繼續道，「布森醫生。他覺得能幫到他。他以前治過一樣的病。那些病人以為……」卡萊爾的聲音突然有些慌亂，格蕾塔可從來不會這樣，「以為自己不只是一個人。」
卡萊爾解釋了額葉切除術，說起布森醫生放在手推車上的那些鋒利的小鑽頭。他這麼說起來，好像打蒼蠅一樣輕而易舉。
「我覺得這是埃納爾想要的。」卡萊爾說。
「哦，真不巧，我也找到了一個醫生。」格蕾塔打斷了他。她用燒開的水沖了咖啡。結果走過去一看，廚房裡沒有奶油了。她心中突然湧起一股強烈的情緒，彷彿變回了帕薩迪納別墅裡的那個小女孩，而日本女傭沒能按照說好的那樣端來蜜棗。她費了很大力氣才壓抑住狠狠跺腳的衝動。格蕾塔很討厭小心眼的自己，但有時候她也沒法控制。
「他覺得他能幫埃納爾改變。」她說。然後道歉說沒有奶油了。她本來想說，「雖然我很想做好，但是家務和事業，我都做不好。」但接著又覺得這話聽起來太不真誠，或者說不知感恩，或者還帶點其他什麼情緒。唉，她也不知道。現在，穿著長裙和袖子很緊的襯衫，她覺得有點熱了。她為什麼要和弟弟討論自己的丈夫呢？卡萊爾有什麼發言權？
但她控制住了自己。
「但布森醫生也覺得他能幫埃納爾改變。」卡萊爾說，「你那個醫生說的也是這個？他說了要在額頭上鑿洞沒？」
「波爾克教授覺得他可以把埃納爾變成一個女人，」格蕾塔說，「不是心理上，而是生理上的。」
「怎麼變？」
「做手術，」格蕾塔說，「這個教授想做三個手術。」
「我沒聽懂。」
「相信我。」
「我當然相信你了。但到底什麼手術啊？」
「變性手術。」
「你跟埃納爾說了嗎？」卡萊爾問道。
「還沒。」她說。
「聽起來風險很大。」
「和你說的手術也差不多吧。」
卡萊爾的腳放在天鵝絨腳凳上。格蕾塔挺喜歡他待在這兒的。莉莉早上起得晚，起來了也會出去一上午，買東西或者游泳，卡萊爾待在家裡，總算讓格蕾塔聽到一點響動。她覺得，也許自己已經通過某種無聲的方式向他求助。「我不會讓他去布森那兒的，」她說，「說不定那個手術一做，他就變成個小孩了，說不定連個嬰兒都不如。」
「必須要讓埃納爾來決定，」卡萊爾說，「他是個成年人了。必須要讓他決定。」她的弟弟總是比較理性的那個。有時候，格蕾塔覺得他太實際了。
格蕾塔抿了一口咖啡。啊，清咖啡實在太苦了，她真不愛喝！她說：「這是埃納爾的事，」頓了頓又說，「當然要他來決定。」
所以，這是格蕾塔還不能帶埃納爾去德勒斯登的第二個原因。她必須要找合適的一天，她有空，埃納爾也高興，因為莉莉才來過，而且過得很開心，一點也不痛苦：要麼就是在安娜公寓後面的草坪上打羽毛球打贏了，或者在高蒙電影宮看了場電影；一定要等這樣的一天，格蕾塔才能向埃納爾解釋他和莉莉接下來面臨的選擇。這可不容易。格蕾塔想像著卡萊爾費盡口舌地說服埃納爾，說布森醫生醫術過人，額葉切除術非常可靠。而她個人覺得這手術聽起來實在殘酷，令人毛骨悚然。她絕不會讓埃納爾經歷這樣的「酷刑」。但卡萊爾說對了一點：埃納爾必須自己作出決定。格蕾塔必須要讓他像自己一樣相信，波爾克能夠解決他們的難題。這個難題既定義了他們的婚姻，也毀掉了他們的婚姻。其殺傷力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別的」男人都要強勁。波爾克已經回德勒斯登去了，所以她必須自己去說服埃納爾：握住他的手，把頭髮壓在耳後，向他解釋，德勒斯登那裡有希望，閃閃發光的希望。
不過，格蕾塔猶豫要不要帶埃納爾去德勒斯登，還有第三個原因。
1918年三月，冬日的霏霏淫雨終於停了。帕薩迪納一片蔥蘢，綠得如同華德家別墅三樓，亞紀子保存在自己房間裡的那塊玉佛。格蕾塔和泰迪把他們取名「卡萊爾」的死嬰埋在貝克斯菲爾德的草莓田裡，重新回到帕薩迪納。夫妻倆悲傷難過，同時還有些恐懼。華德夫人完全看得出來，每每焦慮地把玩著手上的戒指。
但至少雨停了，綠意重回帕薩迪納。種滿黑麥草的草坪如同厚厚的毛毯，大片的金魚草開著粉色與白色的小花，在風中輕輕搖曳著，冰島虞美人身姿輕盈，好像飄浮在土地之上。橘林中，白色小花讓人誤以為又下了一場小雪。格蕾塔眼裡的橘子樹根好像一個個手肘，想要推開潮濕的土壤，它們的顏色也是那種暗沉的膚色，粗細和男人的手臂一樣。雨水把土地變得鬆軟，蚯蚓鑽來鑽去好不愜意。看著這些小蟲子灰藍色的表皮，格蕾塔想起自己的孩子卡萊爾出生時的情景。她永遠也忘不了那蟲子一般的臍帶，螺旋形地緊緊纏繞著，也忘不了孩子眼睛上糊的那層淺藍色的黏液，和包裹在他身上的母親體液的幽光。那死去的孩子彷彿還被包裹在一層薄薄的保護層中，是她那特立獨行的身體自行設計出來的。
那個夏天，父親不在，她打理著橘園的事務，腦子裡總是想著這些。她敞著車篷開過泥地，查看著這一大片土地。她要監管那些幹活的，大多數都是從特卡特和圖森來的十幾歲的小夥子，幫著幹點農活。有棵樹的果子還沒成熟就掉下來了，格蕾塔在樹下看到一窩蟲子緩緩爬過一個土塊。她不由自主地擔心起泰迪日益嚴重的咳嗽。將近一年來，他總是不斷從肺裡咳出黏乎乎的痰。晚上，他的汗水會浸透床單和被子，那汗是冰涼的，格蕾塔一開始還以為他在床上打翻了一杯冰水。他第一次咳嗽的時候，那聲音就像打破了玻璃，充滿了不祥，她馬上就建議去看醫生。他咳嗽著，她拿起電話聽筒，打給理查德森醫生，一個敦實的北卡羅來納男人。但泰迪會抗議：「我沒事。我不會去看醫生的。」
格蕾塔會把聽筒放回去，只說一句「好吧」。她要等他出了屋子再去打電話。他有塊手帕，她總是洗乾淨，熨好再交給他。每次他一咳嗽，就把那塊手帕拿來摀住嘴。每當此時，格蕾塔就會用眼角的餘光看看他有沒有咳出什麼東西。有時候手帕上乾乾淨淨的，她會默默舒一口氣。但有時候伴隨著劇烈的咳嗽，會有黏黏的痰液和泥一樣的白色物質跑到手帕上。接著，他開始咳血。格蕾塔不讓亞紀子動手，她都是親自給泰迪洗衣服，包括他的手帕，所以他咳血有多嚴重，她心裡一清二楚。她每天晚上都得換床單被罩，還要把他的手帕，有時還有襯衫，浸在一缸漂白劑中。苦澀的氯味兒直衝她的鼻腔，熏得她眼睛刺痛。血跡不好洗，她會伸出指尖使勁搓洗，這讓她想起在丹麥畫畫時掛在畫架上隨時取用的罩布。而現在在帕薩迪納這個宅子裡，她完全不再畫畫了。然而，只要格蕾塔一拿起電話，泰迪就會說：「我不要看醫生。因為我沒病。上帝作證。」
有幾次她還是把理查德森醫生叫到家裡來了。泰迪會站在陽光房裡跟他打招呼，頭髮垂下來遮住了眼睛。「你知道，做妻子的就是小題大做，」泰迪說，「總是杞人憂天。說真的，醫生，我沒病。」
「那你咳嗽是怎麼回事？」格蕾塔打斷他。
「就是農民的常見病，沒什麼大不了的。要是你在田地裡長大，也會咳嗽的。」他微笑，繼而大笑，搞得理查德森和格蕾塔也笑起來，雖然格蕾塔完全沒覺得他的言行有什麼好笑。
「可能是沒什麼大事，」理查德森說，「但你不介意我檢查一下吧？」
「說實在的，我挺介意的。」陽光房的地板鋪著瓷磚，是泰迪在工作室裡做出來的，琥珀色的，中間用黑色水泥勾縫。冬天，瓷磚很冷，穿著襪子也沒法站。
「那要是嚴重了，再給我電話吧。」理查德森醫生合上包，準備離開。
而格蕾塔，懷著要做一個好妻子的堅定信念，不希望丈夫跑去跟哥們兒抱怨說她佔有慾強、總是鬼鬼祟祟地控制丈夫。於是她把頭髮壓在耳朵後面，說：「那好吧。要是你不讓理查德森檢查，那就最好照顧好自己。」
在格蕾塔看來，1918年的春天是她記憶中最綠意盎然的春天。原因是後來泰迪進了療養院，而他病房的窗外能看到阿羅約塞科峽谷和聖蓋博山脈。泰迪睡覺的時候，她就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出神地看著眼前這片綠色。療養院棕褐色的外牆抹著灰泥，有一座鐘樓，就懸在阿羅約峽谷某座懸崖的邊上。建築周圍有條小路，兩旁都是玫瑰叢。病房都是鑽石形狀的，窗戶可以用手搖上去，南北都能看到風景。泰迪的病床是白鐵的，每天早上會有個護士過來，把他扶到搖椅上，接著捲起藍色條紋的床墊，露出下面的彈簧。床墊放在床腳，好像一塊巨大的太妃糖。
之前的大半個冬天，泰迪都待在療養院，但身體絲毫未見好轉，反而每況愈下。他的雙頰深深凹陷下去，眼睛上糊著壞牛奶一樣的東西。格蕾塔每天上午都來，第一件事就是抬起裙角，幫他把眼睛擦乾淨。接著她會幫泰迪梳頭，那頭髮已經很稀疏了，就那麼褪色的幾縷，勉強掛在頭上。有的時候，他會發高燒，前額全是汗。但他虛弱得都沒法抬起手來擦一擦。她不止一次地推門進來，發現他躺在搖椅上，坐在手搖窗前，沐浴在陽光中，全身燒得通紅。護士幫他穿上了法蘭絨浴袍，在腰間繫了一個結。格蕾塔看著他扭曲的臉，知道他想使勁抬起胳膊，用法蘭絨袖子擦擦前額。豆大的汗滴從下巴淌下來，他好像剛剛淋了場傾盆大雨。但已經三月了，冬日的寒雨早已無影無蹤。整個帕薩迪納都是一片碧綠 爛純淨的陽光並未驅散泰迪肺部和骨髓深處的結核，只是讓泰迪全身火燒火燎，在十點他每兩天喝一杯的橘子汁到來之前，他就會因為過度發熱而暈厥過去。
到四月份，泰迪昏睡的時間越來越多。格蕾塔坐在搖椅上，扶手椅上白色的罩布已經有些撕裂了。而泰迪就躺在旁邊的床上。有時他在睡夢中會微微翻個身，彈簧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在格蕾塔聽來，那是他的骨頭在呻吟。而那副軀體中充滿了結核，彷彿灌滿奶油的泡芙。泰迪的醫生海塔爾經常到房間裡來，白大褂敞開著，露出廉價的棕色西裝。泰迪一直拒絕理查德森醫生的治療。要知道，理查德森在帕薩迪納赫赫有名，不僅是華德一家的指定醫生，也是亨麗埃塔、瑪格麗特和多蒂·安妮等大家族的家庭醫生。「對我來說，海塔爾醫生就夠了，」泰迪這麼說，「我不需要上等人的醫生。」
「『上等人的醫生』到底是什麼鬼話？」格蕾塔總這麼回一句，但話一出口還是後悔自己怎麼能跟泰迪嚷嚷。她不想違逆他的意思，更不想傷害泰迪，說自己比他懂得更多。這就是她內心的真實想法。所以她禮貌地默許了海塔爾醫生每日的來訪。這位醫生總是一副急匆匆的樣子，而且應該帶的病例或者文件經常不帶，連個像樣的文件夾都沒有。他瘦高個子，有一頭金髮，酷似挪威人，喜歡很淡很淡的咖啡。他是從芝加哥移居到這裡的。不知為什麼，他的鼻子尖、耳朵尖和粗大的手指尖，全都看起來像凍傷似的。
「你今天感覺如何？」海塔爾醫生總是這麼問。
「好一些了，」泰迪會這樣回答，聲音很真誠，好像真的相信，或者不知道還有其他的答案。海塔爾醫生會點點頭，在文件上某個地方劃個鉤。格蕾塔會道個歉，離開房間，說要給林子裡的值班室打個電話，因為隨時會從特卡特來一群收橘子的人。她會把護士站電話的聽筒緊緊貼在耳朵上，再打一個電話給理查德森醫生，只簡單說一句：「他情況更糟糕了。」
她母親偶爾會來探視，一般是在下午，泰迪會有那麼一個小時狀況稍微好些。格蕾塔和泰迪安靜地坐著，聽華德夫人嘮叨德爾馬海濱別墅的開放，或者是格蕾塔父親發來的電報，比各大報紙還要語氣激動地說戰爭就要結束了。格蕾塔沉默不語，心裡強烈地希望母親能做些只有她才能幹得出來的事情，把窗簾一把拉開，把泰迪強行拉下床，讓他洗個熱乎乎的溫泉浴，送一杯加了波旁酒的茶到他嘴邊。「好啦，我們來給你治病！」華德夫人會這麼說，摩拳擦掌，把鬆散的一縷頭髮撥到耳後。「說什麼亂七八糟的結核病啊！」格蕾塔真心希望母親能這麼說，這麼做。但華德夫人沒能實現她的心願。她嘮叨一番後就離開了，把泰迪留給格蕾塔。探視結束的時候，她戴上手套，隔著手術口罩親吻泰迪的額頭，只說了一句：「希望下次我來的時候，你能坐起來。」接著她會斜眼看看格蕾塔。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上，華德夫人會取下口罩，說：「你要確保他得到最好的治療，格蕾塔。」
「他不接受理查德森。」
「他必須要接受。」
接著格蕾塔就會再次致電理查德森，給他講泰迪的最新情況。
「是啊，我知道了。」理查德森醫生說，「我已經問過海塔爾醫生了。跟你說句實話，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了。」
卡萊爾從斯坦福開車來探視，把格蕾塔拉到一邊，說：「我不喜歡這個海塔爾。他從哪兒來的？」她解釋說，這是療養院配的醫生，但卡萊爾打斷了她：「也許理查德森該插手了。」
「我試過了。」
「我能幫上什麼忙嗎？」
她想了想。屋裡又傳來泰迪的咳嗽聲。整個床的彈簧都在顫抖。病人深吸一口氣，努力呼吸著。「我要考慮一下。肯定能幫上忙的。是的。我就是需要想想。」
「你知道情況有多嚴重，是吧？」卡萊爾握住她的手。
「但泰迪很堅強。」她說。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卡萊爾走了，太陽滑落到山腳，紫紅色的雲影如同毯子一般逐漸覆蓋帕薩迪納的峽谷。格蕾塔握住泰迪冰冷的手。他手腕上的脈搏很微弱，一開始她根本沒有感覺到。但逐漸還是傳來了輕微而緩慢的跳動。「泰迪，」她說，「泰迪，能聽見我說話嗎？」
「能。」他說。
「痛嗎？」
「痛。」
「你今天感覺好些了嗎？」
「不，」他說，「我恐怕是更糟糕了，比以往都要糟糕。」
「但你會好起來的。泰迪，幫我個忙好嗎？我給理查德森打電話了。他明天上午就會來。請讓他給你看看吧，我就這麼一個要求。他是個好醫生。我小的時候出水痘就是他治好的。當時我發了高燒，包括卡萊爾在內，人人都以為我活不下去了。結果我好了，活到現在，很健康。除了留了一小塊疤，沒有任何後遺症。」
「格蕾塔，親愛的，」泰迪喉嚨裡的筋腱在跳動著，「我要死了，親愛的。你也知道，是不是？我不會好起來了。」
說實話，她不知道，至少那個時候不知道。但他的確要死了。比起康復，他死掉的可能性更大。他瘦骨嶙峋的手臂上掛著鬆鬆的皮，越來越蠟黃；眼睛裡彷彿病毒感染一般充滿了血絲；肺像一塊海綿，浸滿了血和痰液，扔到太平洋上大概一下子就會沉到海底。最令人目不忍睹的是他的骨頭，他的骨頭都被浸透了，彷彿有熊熊的火焰在啃噬著。她想著從未抱怨過隻言片語的丈夫承受的巨大痛苦，悲痛欲絕。「對不起。」泰迪說。
「為什麼說對不起？」
「要離開你了。」
「但你不會離開我的。」
「還有，對不起，要你幫我做件事。」他說。
「做什麼？你在說什麼？」她感覺背脊上掠過一陣恐慌的涼意。房間裡很熱，瀰漫著一股疾病的臭味。她心想，應該趕快去把窗戶打開，讓可憐的泰迪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你會幫我嗎？」
「幫什麼？」她不明白他說的話。她想趕快給理查德森打電話，說泰迪已經開始說胡話了。這真不是個好兆頭，她知道理查德森會這麼說，他慢吞吞的聲音聽上去會相當沉重。
「拿那個枕頭……就是那個橡膠做的。罩住我的臉，就一下子。不會很久的。」
她停住了。她聽明白了。這是丈夫最後的請求，而丈夫是她在世界上最想取悅的人。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想讓他帶著和自己的愛離開人世，希望兩人的感情是他最後的記憶。搖椅上有個橡膠枕頭。泰迪正努力抬手想指給她看。
「就壓在我頭上，一兩分鐘。」他說，「這樣一切都好些。」
「哦，泰迪，」她說，「我不能這樣做。明天上午理查德森醫生就來了。等到那時候吧，讓他給你看看。說不定他能給出下一步的治療方案。堅持到那時候吧，求你別說那個枕頭了，求你別再指著那個枕頭了。」她背上大汗淋漓，胸前的襯衫也逐漸被浸透。好像她也發了高燒，額頭上汗珠直冒，一顆汗珠從耳朵邊滑了下去。
她搖起房間的窗戶，感受到清新凜冽的空氣。那個枕頭是黑色的，邊緣厚厚的，聞起來像個輪胎。泰迪還在指著。「就那個，」他說，「拿過來。」她碰了碰枕頭，皮厚得像熱水瓶。有點漏氣了，只有一半的氣了。「格蕾塔，我親愛的……最後一件事。就壓在我臉上。我受不了了。」
她拿起枕頭，抱在自己胸前。橡膠味瀰漫了她的全身。她做不到。這樣的死法太糟糕了。悶在這麼個臭臭的舊物件下面，橡膠味成為生命中最後一種味道。她一邊摸著枕頭充滿彈性的邊緣一邊告訴自己，這實在比最後要奪取他性命的疾病更糟糕，比她能想像到的任何東西都要更糟糕。不，她下不去手。於是她把枕頭扔到窗外，黑色的枕頭一路墜落，如同一隻受傷的烏鴉，墜入深深的阿羅約塞科峽谷。
泰迪張了張嘴唇，露出舌頭。他想說什麼，但費了很大勁也沒說出來，緊接著他就睡著了。
格蕾塔走到他身邊，用手摀住他的嘴。他的呼吸如此微弱，好像一隻蝴蝶輕輕搧動翅膀。四下裡夜幕降臨，療養院的大廳寂靜無聲。冠藍鴉在泰迪窗外的黃松上做了今日最後一次振翅。格蕾塔握著丈夫被汗水浸濕的冰冷的手。她無法再看著他了，只好把頭轉向窗口，看著阿羅約塞科慢慢陷入一片漆黑。而聖蓋博山脈則變成黑暗中的輪廓，好像巨大的鬼影，黢黑的，沒有臉，籠罩在華德一家居住的山谷上空，籠罩著峽谷，籠罩著橘林。格蕾塔屏住呼吸，直到感覺自己快要暈過去。等她終於開口呼吸，用袖口擦去淚水時，她放下泰迪的手。接著她又伸手到他鼻子底下去試探。夜色中，她終於知曉，出於個人意願，泰迪·克羅斯已經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