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是J市最差的高中，入學當天的軍訓臥談會，大家談的是城郊嫖娼的經驗，我的初中也是J市最差的初中，軍訓當天的臥談會，大家談的是哪一天能開始去城郊嫖娼。這座城市有一百六十多萬青少年，我想，我是他們之中活得最為齷齪腌臢的百分之五。
從二〇〇六年開始，我在北京考學，要考取一個跟電影有關的學校。電影專業的考試需要先拿到學校的專業合格證，然後參加高考，兩邊通過後可以上學。父母滿懷希望地鼓勵我，為我準備了一個結構複雜的行李包，並塞了一大沓錢在羽絨服的暗兜裡，囑咐我小心火車上攜帶刀片的人。但攜帶刀片怎麼看得出來呢。
第一年，我拿到全國最好的藝術大學考試合格證，整個人意氣風發，身上有微光，見誰都是面若桃李，嘴角含笑。只需達到本省本一分數線的百分之八十，我就將去那所如同傳說一般的學校讀書。我將離開百分之五的骯髒青少年，回到大隊伍的前列。
然後在夏季，高考分數下來，全省參加高考的人數前所未有地達到了六十四萬，本一線水漲船高，於是我被刷了下來。
但沒關係，我有才華，還年輕，身強體壯，還可以再考一年。這樣告知父母之後，我輕車熟路地開始了第二次考學。
我開始籌備第二年的考試，每日閲覽盜版DVD。家裡住在一樓，父親會在下午去院子裡鏟狗屎。在重重壓力下，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少年都需要毛片，我卻在閲覽時被窗戶後面鏟狗屎的父親看到，於是他給我學電影下了一個定義，就是閒散在家裡以看電影的名義看毛片，他從此不再支持我，每次我從房間出來都含義複雜地看著我。
但母親仍鼓勵我。秋天，我再次去北京準備考試。母親在大衣的暗兜裡給我塞了厚厚一沓錢，囑咐我小心火車上攜帶刀片的人，我說現在京廣線已經不是綠皮火車了，沒有帶刀片的人了。我帶著一個空蕩蕩的結構複雜的行李包來到北京的地下室。那一年考試中我認識了趙乃夫，他身高一米九，臂展如大猩猩。
二〇一〇年，本省的高考人數再創新高，我重新回到了谷底。
四年裡我一次次計算著自己的位置，本一線四萬八千人，是八十萬的百分之五點一，本二線十三萬九千人則是百分之十四點九。落榜，則再次回到高三，二〇〇七年與我一同高考的人，如今大多已步入社會，開始計算自己的工資收入在社會人口中的百分比，少數人讀研，一部分人生子。
第五年，父親已經與我徹底決裂，母親在與他終日的吵架中為我奪來最後一次機會。如果這次落榜，父親就用他的路數送我去環衛站開車，在我看來，若此事發生，我將終生成為那最後的百分之五。
我將身著制服，坐在環衛車上，在破敗不堪的馬路上，大口向外吐痰。
這圖景衝擊太大，以至我在考試期間竟開始脫髮和失眠。佝僂著背，頂著一頭稀疏的亂毛，我考出了這幾年來最差的成績。
在父親「早知如此」的眼神裡，我看到幾年前他在後院鏟狗屎的那個下午，他只是失落地看著窗戶。而母親自一年前就鮮少說話，在我窮途末路時，她拿來一本小冊子，讓我去讀上面宣傳的野雞大學。
我看也不看，說自己寧可去環衛站開車。
她就背對著我，我看到她顫抖的雙肩和鬢間白髮，就接過了冊子。
「即使在那樣的學校中，我也會直搗黃龍的！」離家之前，我背起自二〇〇六年考學就一直在使用的行李包，對母親說。
說罷，二〇〇六年至今，我第一次哭了起來。那所學校的名字以黑體豎直排列在宣傳冊封面左側，竭力顯得不那麼捉襟見肘。
就這樣，父親一腳踹翻家裡自九十年代就擺在客廳的大理石桌子，助我一臂之力，我去了山化傳播學院。
在城區郊外，沿著筆直的高速公路，是一片荒郊野嶺，秋天之後，土地為一片殘暴的焦黃色。二〇一一年以前，這所荒郊野嶺裡的學校叫廣播學院，之後，校園擴建，改名為山化傳播學院，就是我最後要去的學校。如果調查學校前身，也就是廣播學院的背景，會發現在二〇〇四年的「師生二十人毆打學校領導」，以及「從化工廠改造的教學樓引起家長的不滿，要求退還學費」這兩條新聞。在全國三百一十六所專科院校裡，它想必也是最後的百分之五。而我以二十三歲高齡，成了山化傳媒學院編導專業的大一新生。
這所改造的學院沒有建好，在化工廠的焦黃色還沒有完全遮掩住的校園裡，孤立著幾棟樓。報到的那天，是學生唯一一次湊全的時候，所有人抱著五顏六色的塑膠臉盆和棉被，站在荒郊野嶺中只有幾棵樹苗的小廣場上，所有人面對著食堂，食堂看起來簡陋而草率。這種臉盆像紙漿做的，所有人都知道很薄脆，棉被裡的填充物基本上是以草為主，所有人也都知道睡起來會乾巴巴。來到這裡的學生不外乎兩種，一種高考成績過低，低到跟理想的學校相去甚遠，除了這裡無處可去，一種是沒有參加過高考，不來這裡只能去城市務工，基本上也是無處可去。
我清晰記得那個抱著一堆雜草的下午，胳膊裡夾著塑膠臉盆，不知所措地站在一小片廣場中。很多人回憶起那天覺得當時的陽光很灰暗，太陽看不到形狀，因為空氣污染嚴重。但其實那天根本沒有太陽，天色陰沉，雲層厚重地壓在這片無邊無際的荒郊野嶺。校園裡的每一處都生長著奇形怪狀的植物，這些生命混亂無序。所有人目光呆滯，大家不敢觀察四周，只是渙散地看向面前臃腫油膩的食堂大門。然後在恍惚中明白了什麼，一切都完蛋了。
後來大家紛紛散去，步態緩慢，像一堆軟體動物。可以看到宿舍樓二樓，老廣播學院的學生趴在窗戶上，扒著香蕉看著這群新生，深深的敵意目光穿透過來，令人脊背著了涼風。他們就像埋伏在路邊的劫匪，或者在潮濕小巷裡雙手插在口袋裏的黑人，他們在等待著什麼。
其實他們沒有等待什麼。
沒有人等待著什麼，他們只是覺得新生侵犯了他們的空間。
從二樓那股危機感中脫離之後，我在走道裡遇到了復讀學校認識的郭仲翰。我本以為他去了上海，吃了一驚。在他遇見我的時候，他可能也覺得自己應該已經到達上海。
郭仲翰高大粗壯，但卻有一張娃娃臉，膚質嬌嫩，聲線陰濕，所以他留起了鬍子，只是鬍子也生不長，像一層霉。我驚奇地發現，我們竟抱著顏色相同的臉盆。
我跟著郭仲翰來到他的宿舍，把臉盆放在地上，我給自己的臉盆做了記號。郭仲翰掏出一張揉爛了的紙，看了號碼，走到宿舍最裡面的一張床邊。他的床對面上鋪有個爸爸在給一個小胖子整理床鋪，這個小胖子是劉慶慶。他的爸爸正俯身套枕套，劉慶慶平躺著，把腦袋一側，他膚色較黑，腦袋圓得像瓶蓋。劉慶慶的爸爸非常枯瘦，穿著深顏色條紋襯衫，衣服扎進褲子裡，有一種離著兩三米就能聞到他身上汗味的感覺。
劉慶慶非常嚴肅地跟我們打了聲招呼。他爸爸哼唧了一聲。我不明白那聲哼唧是什麼意思。然後劉慶慶的爸爸要去食堂吃飯，兩人笨手笨腳地下了床，劉慶慶看向我們，還沒等我們反應過來，他爸爸又哼唧了一聲，拉著他就往門外走了。劉慶慶爸爸的不友好讓我有種他很正確的感覺，他做得對。
我後來得知，劉慶慶幼年時父母離婚，母親去了徐州。他的父親在話劇團管道具，酗酒。喝醉之後回家，喜歡讓劉慶慶給他洗腳，劉慶慶從十歲一直洗到二十歲。後來劉慶慶的父親找了一個後媽，後媽很討厭劉慶慶，因為他畏畏縮縮又有點胖。光棍數年的劉慶爸對後媽寵愛至極，家裡時常是劉慶慶給父親洗完腳，父親再去給後媽洗腳。劉慶慶本該進話劇團工作，但後媽嫌劉慶慶礙手礙腳，於是他父親就找到了山傳。而後媽跟他父親一直沒有結婚。
然後郭仲翰搬了張椅子，反坐著，雙手交叉環抱，好像在復讀學校時一樣。
「你知道嗎，我高考發揮失常了。」他說。
「我知道。」我說。
「我女朋友已經在上海了，本來我也應該在上海，知道嗎？」
「知道。」
「我就差了五分！五分。你看，這是她發我的彩信，這是虹橋，你看。這是火車站，看。」
我瞄了一眼，也不知道他是亢奮還是傷心。
在我復讀第三年所待的夜校裡，郭仲翰喜歡把頭抵在課桌上，雙手交叉著往腿上一放，然後睡覺。額頭會被課桌邊角壓出一條深紫色的印痕，長此以往，這條痕跡已經固定在上面。以郭仲翰的睡姿來看，他高考必然是要差幾十分的，現在差個五分已經很便宜他了。在復讀學校，我們兩個成年人是同桌。有一次他在睡夢中醒來，對我說：「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什麼？」
「有不好預感的時候，就會有好事發生。」
「不是這樣的。」
「上週五我身上只有五塊錢，我哪也去不了，我就去彩票站買了一注，中了二十，然後我就在網吧通了個宵，還吃上了一頓飯。」他興沖沖地說。
「你是個孤兒嗎？」我胡扯道。
「我媽禮拜五就出差了，她只給我留了飯。」
「那你爸呢？」
「離婚了。」他說。
我就不知道該說什麼。
郭仲翰忽然哈哈大笑：「媽的，說起來算半個孤兒。」
也許是因為同為離異家庭的孩子，雖然郭仲翰看不起畏畏縮縮的劉慶慶，但劉慶慶還是喜歡跟著他。
郭仲翰問我怎麼會來到山傳。
我看著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郭仲翰就點了點頭，這個頭點得讓人非常不高興。
然後我們身後不知不覺地多了一個人，這個人生得濃眉大眼，唇紅齒白，有種九十年代漫畫裡的帥氣，眉毛象是塗上去的，並且碩大的眼睛裡還有著莫名的閃光。他穿了一條緊身的牛仔褲，頎長筆直，方格子襯衫整齊有序，沒有一絲褶皺。他帶著陽光的口吻說：「你好，我叫丁煒陽。」
他說話的時候，沒人能預見鐵棍落在他肩胛骨時的悶響，房間裡彷彿頓時多了幾束陽光，連灰暗的窗簾都生機起來。這個人與這裡太格格不入了，這個學校的人都應該生著死魚眼，眉如雜草，穿著耷拉的褲子，褲腳還要沾點土。
丁煒陽家裡養羊。兩個姐姐隨後出現，讓他非常不高興。她們抱著兩個裝蘋果的軟塌塌的箱子，裡面不知道放了什麼，兩個姐姐臉色紅潤，操著方言，丁煒陽不想讓兩個姐姐說話，一直眉毛緊皺。他幾乎是轟走自己的兩個姐姐。郭仲翰看不下去就跟丁煒陽的大姐打岔，說丁煒陽人看起來很好，善良，一看就是教育有方等等自以為是的片湯話。郭仲翰說話時丁煒陽氣得滿臉通紅。我悄聲對郭仲翰說：「你就是個傻逼。」郭仲翰搖頭晃腦不明所以。所有人都不高興。丁煒陽的兩個姐姐很尷尬，那個蘋果箱子丁煒陽也命令她們抱走。但箱子的塑料繩斷了，大姐說就放這裡吧，裡面是棉鞋和吃的，現在不用就放著吧。丁煒陽就從紙箱裡取出棉鞋，把鞋帶抽出來捆在箱子上。她們就提著箱子走了。丁煒陽站在椅子旁往廣場上看去，校園廣袤，兩個姐姐的背影朝學校大門走去。
丁煒陽放下行李箱，觀察了一下自己床鋪下的桌子，他課桌的牆上寫著「哥走了」，有人在「哥」字的下面寫了個「欠」字旁，加「欠」字旁的人本來可能想做點別的，但最後沒想出來，就這麼沒意思地隨便寫了些。丁煒陽看著牆上的字不明所以。其實我的鐵衣櫃上也寫著字，是前人用一種想要寫得認真好看其實很幼稚的字體寫著：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下面還添了一行字：所以我要操死她。
丁煒陽撅起屁股拉開行李箱的拉鏈。郭仲翰和我打算去食堂吃飯，在路過丁煒陽的時候，他忍不住摸了一把丁煒陽的屁股。丁煒陽回頭粲然一笑，還笑出了聲。
於是我也上前摸了一把丁煒陽的屁股，他又粲然一笑。我也笑了笑。
看到他笑了，已經走出門的郭仲翰又轉身過來，再次摸了一把丁煒陽的屁股，這次丁煒陽覺出不對勁了，他說：「幹什麼？」
門口走來郭仲翰的另一個室友，他生著死魚眼，眉如雜草，穿著耷拉的褲子，褲腳還沾著土。他說：「你好。」沒有人理他，連丁煒陽也沒有理他。
後來我在食堂裡吃飯的時候，看到劉慶慶的爸爸怏怏地低著頭，劉慶慶悲傷地看著桌子，那上面什麼也沒有。我打量了一下整個食堂，所有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吃飯。有個女孩端著盤子離開櫥窗朝一個飯桌走去，也許是地上有油，她摔倒了，清脆的一聲，盤子甩出去一米。女孩渾身被魚香茄子蓋著，坐在地上，困惑地看著遠處。
有人抬起頭，困惑地看著她。所有人都不知道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