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我到艾普鎮的藥店買牙膏和防曬油，不過是兩樣簡單的小東西，而且百分百健康，但是我回到家把東西從袋子裡掏出來之後，才發現接待我的藥房小姐另外附送了一件很有教育意義卻讓人困惑的禮物──一本印刷精美的彩色小冊子。封面上畫著一隻蝸牛坐在馬桶上，看上去有點鬱悶，一副在馬桶上坐了很久，卻沒有任何結果的樣子，牠的觸角下垂，目光暗淡。這幅傷感的圖片上方赫然有兩個大字：便秘。
天哪！我到底做了什麼，她要給我這個？我看上去像個便秘的人嗎？還是我買牙膏和防曬油這件事在藥劑專家看來多少有點不同尋常，暗示著我有些消化不良？也許這位小姐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於是我讀了下去。
小冊子上寫著，「便秘實屬平常事。」作者說，每五個法國人當中就有一個患有腹漲和腸胃毛病。但是，對於一個像我這麼不善觀察的人來說，實在看不出那些走在大街上、坐在酒吧咖啡館甚至餐廳裡的人有什麼異樣，按照作者的說法，有二十%的法國人儘管遭受著腹漲的折磨，每天還是會在飯館裡放開肚子盡情吃下兩頓豐盛的大餐，在這股逆境面前，這是何等的強韌啊！
我一直以為普羅旺斯是世上最健康的地方之一，空氣清新，氣候舒爽，到處是新鮮的水果蔬菜，做菜用橄欖油，在普羅旺斯似乎根本不存在壓力二字，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這樣得天獨厚的地方了，這裡的每一個人看起來也非常的健康。但是如果在這些臉色紅潤胃口上佳的人中，實際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掩飾因為腸胃不暢引起的病痛，那麼他們還可能掩飾了別的什麼呢？於是，我決定特別留心普羅旺斯人在抱怨什麼，治什麼病，漸漸地，我發現這裡確實存在著一種疾病，而且在我看來甚至已經蔓延到全國了，那就是抑鬱症。
法國人從不覺得身體不適，只會擔心健康狀況出現危機，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肝臟危機」。想想他們平日裡灌下的茴香酒，吞下的多達五道菜的大餐，還有從車展開幕到村裡政黨年會等大小萬事不可或缺的白蘭地和「榮譽」葡萄酒，肝臟不堪重負，作亂反抗也在情理之中。其實對付這種危機，簡單的療法就是遠離酒精，多喝礦泉水，但是還有一個更令人安心的方法，就是到藥房走一遭，由櫃檯後面富有同情心的白衣小姐來診斷一番。說它讓人安心是因為這充分表明你是得病了，而不是自我放縱所致。
我以前總是想不明白為什麼大多數藥房都把椅子安在外科手術托架和吸脂手術工具箱中間，現在我知道了，這是為了讓病人可以更舒服地等待，等待前面的某某先生一邊不停按摩腫脹的咽喉、嬌弱的腎臟、不暢通的腸子以及所有折磨他的部位，一邊耳語般地詳細解釋他是如何落到這副痛苦不堪的地步的。而久經耐心和醫務訓練的藥劑師就仔細地聽著，問幾個問題，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辦法，接著藥包、藥罐、針劑就一個個登場，再深入討論一會兒，最後下個結論，然後某某先生就小心翼翼地把這些性命攸關的紙片疊起來，憑著這些紙片，他才能從社會保險申請返還大部分的醫藥費。又是十五或者二十分鐘以後，後面的人才能向前挪動一個座位。
事實上，只有那些身體還算健壯的病人才會自己到藥房看病，對於重症病人或者是自認為病得不輕的人，大部分地方，甚至連像我們這樣相對偏遠的鄉下都有一個急救專家網路，這往往讓來自都市的遊客又是驚奇又是羨慕，因為在大城市裡，只有百萬富翁才可以連生病都如此舒服。而在這裡，所有的城鎮、鄉村都配有全天二十四小時待命的救護車。專業護士會上門來，醫生也是如此，我聽說這種服務在倫敦已近絕跡。
去年初夏，我們曾小小體驗了一下法國的醫療制度，印象著實深刻。實驗用的小白鼠是個年輕的美國觀光客，名叫本森，生平第一次到歐洲旅行。我到阿維尼翁火車站接他的時候，他嘶啞著嗓子跟我打了個招呼，手帕捂在嘴上，咳個不停。我問他怎麼了。
他指著自己的喉嚨，喘息著發出了一些噪音，「摩那！」
摩那？我沒聽懂，但是我知道美國人有一些病比我們的要深奧多了，比如淤血他們叫做血腫，頭疼呢就叫偏頭疼，還有什麼鼻後滴漏啦。所以我嘀咕了幾句類似於新鮮空氣很快就會讓他沒事之類的話，把他扶上了車。回家路上，我才弄清楚原來摩那是「單核白血球增多症」的昵稱，那是一種因病毒感染引起的喉嚨發炎。「喉嚨就像吞了碎玻璃一樣疼，」本森蜷縮在墨鏡和手帕後面說，「我們一定要打電話給我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哥哥，他是醫生。」
回到家，我們發現電話壞了，那時正好是節日加週末的長假開始，就是說我們得有整整三天用不了電話。要在平時，這簡直就是老天保佑，但是現在，我們還得打電話到布魯克林。本森說，有一種最新研製出的特效抗生素可以治療已知的所有類型的「單核白血球增多症」。我趕到波美特鎮的公用電話亭，電話那頭布魯克林醫院滿世界找本森的哥哥時，我就在這一頭不停地給電話機餵五法郎的硬幣。最後本森的哥哥終於給了我那種特效藥的名字。後來我又打電話給一名醫生，問他能不能到我家來一趟。
一小時不到醫生就趕來了，本森戴著墨鏡在漆黑的房間裡休息，醫生就開始檢查病人。
「先生……」醫生剛開口，本森就打斷了他。
「摩那！」他指著喉嚨說。
「什麼？」
「摩那！先生，單核白血球增多症。」
「哦，單核白血球增多症，有可能，有可能。」
醫生看了看本森紅通通的喉嚨，拿出一支棉籤，看樣子是要取樣做病毒測試。「現在，這位先生能不能脫下褲子呢？」本森一邊慢慢地把卡爾文．克雷恩（CALVIN KLEIN）牛仔褲褪到一半，一邊疑惑地從肩膀上回頭望去，看到醫生拿出一支注射器。
「跟他說我對大多數抗生素都過敏，他應該打電話給我在布魯克林的哥哥。」
「什麼？」
我解釋了一下問題所在。醫生的藥箱裡會不會碰巧有這種特效藥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互相看看，本森的光屁股就在旁邊，伴隨著他痛苦的咳嗽而發出陣陣痙攣。醫生說必須給本森打針來減輕炎症，還說這種針劑極少極少會產生副作用，我把這些都跟本森說了。
「那……好吧！」本森趴下來，醫生像鬥牛士般地揮舞了一下手臂，誇張地把針筒插了進去。「好了！」
本森在一旁等待過敏反應發作讓他頭暈的時候，醫生說他會派個護士過來一天打兩次針，檢驗報告星期六出來，只要一有結果，馬上就開處方。他還祝我們有個美好的夜晚。本森捂著手帕發出噪音表示回應。我覺得一個美好的夜晚是不可能了。
護士來了又去了，檢驗結果也出來了，醫生在週六傍晚如約現身。我們的年輕人說得沒錯，確實是「單核白血球增多症」，但是我們也可以用法國藥來制服它。醫生像個文思迸發的詩人，筆走龍蛇，處方一張張地從他筆下泉湧而出，看上去似乎沒有放過任何微小的可用資源都被派上了用場。他最後遞過來一疊寫滿天書的紙，並祝我們週末愉快。但這也不太可能。
節日加週末的星期天，想在法國鄉下找一家開門營業的藥房可不容易，而方圓幾里內唯一的藥房是位於卡維隆郊區的「保衛藥房」。我在八點半趕到那兒，遇見一個和我一樣手中握著一疊厚厚處方的老兄，我們一起望著貼在玻璃門上的告示，上面寫著：「十點鐘開始營業」。
那人嘆了一口氣，上下打量我。
「急診嗎？」
「不是我，是我一位朋友。」
他點點頭。這位老兄得了肩周炎，腳上長黴菌，不打算在太陽下乾等一個半小時。他在大門邊的走道上坐下來，開始研究起手中那一大疊藥方的第一張。我決定先去吃早餐。
「記得十點以前回來，今天會有很多人的。」他說。
他怎知道的？難道說星期天上午去藥房是法國人午餐前的習慣嗎？我向他道謝，但是對他的勸告卻決定不予理睬，在一家咖啡館用一份過期的《普羅旺斯日報》打發了這段等待的時間。
我趕在十點前回了藥房，天哪，似乎全卡維隆的人都聚集在這裡了。許多人捏著一厚疊一厚疊的處方站在那裡，互相交流病情，那勁頭彷彿釣魚客正描述他那得了獎的大魚。這位喉嚨發炎的先生吹噓他那腫痛的喉嚨；那位得了靜脈曲張的太太就從頭細數她的靜脈是如何開始腫脹曲張的；瘸了腿的和殘廢了的愉快地聊著天，一會看看時間，然後再往仍然緊鎖著的藥房大門擠一擠。終於，在一片「總算開門了」和「她來了」的咕噥中，一位小姐從藥房後面出來打開門後，聰明地讓在一邊，以便蜂擁而入的人群能順利通過。再一次，我體會到盎格魯─撒克遜人排隊的習慣在法國是行不通的。
我足足等了半個小時，才逮到一個空檔，把我的處方交給了藥劑師。她拿出一個塑膠購物袋，往裡面裝了滿滿一堆盒子啦，瓶子啦，每處理完一張就敲上一個章，然後自己留一份副本，另一份給我。袋子都快被撐爆了的時候，還剩一張方子。藥劑師失蹤五分鐘後再度出現，說缺貨，要我到別家看看。儘管如此，情況也不算太遭，畢竟重要的藥都已經在袋子裡了。在我看來，這些藥已經足夠讓整整一個軍團起死回生。
本森照著藥方又吸又漱地一樣樣下來，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經從死亡的陰影中脫身，恢復得可以和我們一起到梅納村的藥房找沒配到的藥了。
我們到那兒的時候，有位老先生正坐在凳子上，等藥劑師往他的藥袋裡裝滿靈丹妙藥。也許是好奇地想看看外國人會得什麼怪病，藥劑師給我們配藥的時候，他就一直坐著，等到我們的藥都裝齊了放在櫃檯上時，他就湊過來一探究竟。
藥劑師打開袋子，拿出一個錫箔包裝的東西，差不多和厚的我可舒適錠〔註：拜耳德國廠製，一種感冒藥片。〕一樣大小。
「一天兩次。」她向本森示意。
本森搖了搖頭，摸著喉嚨說，「太大了，我可吞不下這麼大的玩意。」
我們翻譯給藥劑師聽，她還沒來得及回答，那位老先生就爆發出一陣大笑，身子在凳子上危險地前仰後合，還用樹根般皺巴巴的手背擦眼睛。
藥劑師也笑了，優雅地把錫紙包著的藥向上示意，「這是栓劑。」
本森看上去有點不知所措。老先生一邊還在大笑，一邊從凳子上跳下來，把栓劑從藥劑師手上拿了過去。
「看這兒，」他對本森說，「要這麼用。」
他從櫃檯前移開，彎下腰，把栓劑舉過頭，手臂忽然猛地向後伸，把藥用力地塞進了褲子後襠臀部的地方。他看著本森，「明白了？」
「塞在屁股裡？」本森又搖了搖頭，「老天，這實在太怪了。」他戴上墨鏡，往後退了幾步。「在我們那兒不用這個。」
我們試著向他解釋，這是讓藥進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不相信。甚至後來我們說這也不會引起喉嚨發炎，他都不覺得好笑。我常常想，回到布魯克林後，不知道他會對他的醫生哥哥說些什麼。
不久以後，我在樹林裡遇到鄰居馬索，告訴他我們是如何上了栓劑這一課，他覺得滑稽。可是對一個到醫院割盲腸、醒來後卻發現自己左腿不見了的病人來說，這麼離譜的事情可就一點都不好笑了。
我覺得這肯定是假的，但馬索堅持說是真的。
「要是我得了病的話，寧可去看獸醫。獸醫至少還清醒些，我不相信醫生。」
幸好，馬索對法國醫療業的看法並不足以反映現實情況。在普羅旺斯也許確實有些醫生對截肢有特殊愛好，但是我們從不曾遇見。事實上，除了這次「單核細胞增多症」的接觸以外，我們只看過一次醫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義。
那一次是為了取得我們的外國人口居留證，我們前前後後經歷了幾個月的文件大戰，最後終於進入了高潮。我們跑遍了市政廳、警察局、稅務局，然後又回到市政廳。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被告知還需要填其他表格，當然了，這些表格要到別處去拿。最後，我們終於確信手上已經有了一整套證書、證明、聲明、照片和重要數據，我們高高興興地去了市政廳，以為這已經是通向勝利的最後一關了。
我們的檔案被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順利。我們既無犯罪記錄，又不打算搶法國人的飯碗，應該不會成為這個國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檢查完畢，我們終於可以合法地住下來了。
市政廳祕書友善地微笑著，又遞給我們兩份表格，她說還得做個全身檢查來證明我們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費諾倫醫生會很樂意效勞，於是我們又上路直奔奔牛村。
費諾倫醫生很迷人，也很活潑，他幫我照X光，然後做了個簡短的問卷調查。
有沒有神經病？沒有。
有沒有癲癇症？沒有。
吸毒嗎？酗酒嗎？容易昏倒嗎？
我倒以為還會問問我們的排便習慣以防增加法國的便秘人口，不過對移民局而言，這似乎不重要。我們在表格上簽了字，費諾倫醫生也簽了字。然後他打開抽屜，拿出另外兩張表格。
他很抱歉地說：「當然！你們沒有任何問題，只是……」他聳聳肩說，在發給健康證明書前，我們必須拿著表格到卡維隆做血液測試。
「還要做什麼樣的特殊測試呢？」
「是……」他看起來歉意更濃，「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