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其實也不過大約二十年前，我住在一座學生寄宿院裡。我十八歲，剛上大學。對東京還一無所知，獨自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這裡給我找了間宿舍。這裡一來管飯，二來生活設施也一應俱全。於是父母覺得即使一個未通世故的十八歲少年，也可在此生活下去。當然也有費用方面的考慮。同一般單身生活開支相比，學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因為，只要有了被褥和檯燈，便無須添置什麼。就我本人來說，本打算租間公寓，一個人落得逍遙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學的入學費以及每月的生活費，也就不好意思開口了。況且，住處對我原本也只是個棲身地方而已，並不需要太講究。
寄宿院建在東京都內風景不錯的高地上，佔地很大，四周圍有高高的混凝土牆。進得大門，迎面矗立一棵巨大的樺樹。樹齡聽說至少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樹下抬頭仰望，只見天空被綠葉遮掩得密密實實。
一條水泥甬道繞著這棵樹迂迴轉過，然後再次呈直線穿過中庭。中庭兩側平行坐落著兩棟三層高的鋼筋混凝土樓房。這是開有玻璃窗口的大型建築，給人的印象似乎是由公寓改造成的監獄或由監獄改造成的公寓。但絕無不潔之感，也不覺得陰暗。大敞四開的窗口傳出收音機的聲音。每個窗口的窗簾一律是奶黃色，屬於最耐曬的顏色。
沿甬道徑直前行，正面便是雙層主樓。一樓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樓是禮堂和幾個會議室。另外不知何用，居然還有貴賓室。主樓旁邊便是三棟宿舍樓，同是三層。院子很大，綠色草坪的正中有個噴水龍頭，旋轉不止，反射著陽光。主樓後面是棒球和足球兩用的運動場和六個網球場，應有盡有。
寄宿院唯一的問題，在於它根本上的莫名其妙。它是由以某一個極右人物為中心的一家性質不明的財團法人所經營的。其經營方針──當然是以我的眼光看──是相當奇特的。這點只消看一下那本寄宿指南的小冊子和寄宿生守則，便可知道十之八九。「就教育之根本，在於培育於國有用之材。」此乃寄宿樓的創辦精神，贊同這一精神的諸多財界人士慨然解囊──這是對外的招牌，而其內幕，便以慣用伎倆含糊其詞。明確地來說，沒有任何人曉得實情，稱其無非是作為逃稅對策者有之，謂其沽名釣譽者有之，說其以建寄宿舍之名而採取形同欺騙的巧妙手腕騙取這塊一等地產者有之。甚至有人說其中包藏著非同小可的老謀深算。照這種說法，創辦者的目的在於通過這裡做過寄宿生的人在財政界建立一個地下財閥。確實，寄宿院內，有個清一色由寄宿生中的優秀份子組成的特權俱樂部，詳情我自然不清楚。據說一個月總要召開幾次邀請創辦者參加的什麼研究會。只要加入這俱樂部，將來就職便萬無一失。至於這些說法中孰對孰錯，我便無從判斷了。但所有這些說法有一點卻是共通的，即「反正莫名其妙」。
不管怎樣，一九六八年春到一九七○春這兩年時間裡，我是在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內度過的。如果有人問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待了兩年之久，我也無法回答。就日常生活這點來說，右翼也罷、左翼也罷、偽善也罷、罪惡也罷、並無多大區別。
寄宿院內的一天是從莊嚴的升旗儀式開始的，當然也播放國歌。如同體育新聞中離不開進行曲一樣，升國旗也少不得放國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從任何一棟寄宿樓的窗口都可看見。
升國旗是東樓（我所住的）樓長的任務。這是個大約六十歲的老年男子，高個頭，目光敏銳，略微摻白的頭髮顯得十分堅挺，曬黑的脖頸上有條長長的傷疤。據說此人出身於陸軍中野學校，這也是真假莫辨。他身旁侍立一個學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勢。這學生的事別人也不甚知曉。光腦袋，經常一身學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誰，也不知其房間號碼。在食堂或浴池裡也從未打過照面。甚至弄不清楚他是否真是學生。不過，既然身著學生服，恐怕還得是學生才對──只能如此判斷。而且此君同中野學校的那位卻是截然相反：五短身材，面皮白嫩，不瘦偏肥。就是這一對令人不快至極的搭檔在院子裡升那太陽旗。
住進之初，出於好奇，每天我特意在六點鐘就爬起身來觀看這愛國儀式。清晨六時，兩人幾乎與收音機的報時笛同步在院子中亮相。學生服固然是學生服加黑皮鞋，中野學校則一身夾克，腳穿白運動鞋。學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學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攜式磁帶錄音機。中野學校把錄音機放在升旗台下，學生服打開桐木箱。箱裡整齊地疊放著國旗。學生服畢恭畢敬地把那旗拿給中野學校。中野學校隨即給旗穿上繩索，學生服順便按一下錄音機開關。
國歌《君之代》
旗一躥一躥地向上爬去。
「沙礫成巖兮」──唱到這裡時，旗升到旗桿中間，「遍覆青苔」音剛落，國旗便爬到了頂尖。兩人隨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勢，目光直視國旗。假若晴空萬里，又趕上陣風吹來，那光景便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其儀式也大同小異，只是順序與早上相反，旗一溜煙滑下，收進桐木箱中即可。晚間國旗卻是不隨風翻捲的。
何以晚間非降旗不可，其緣由我無從得知。其實，縱然夜裡，國家也照樣存在，做工的人也照樣不少。巡路工、出租車司機、酒吧女侍、值夜班的消防隊、大樓警衛等──這些晚間工作的人們居然享受不到國家的庇護，我覺得委實有欠公道。不過，這也許並不足為怪，誰也不至於對此耿耿於懷。介意的大概捨我並無他人。況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從來就沒打算尋根問底。
房間的分配，原則上是一、二年級兩人一房，三、四年級每人一間。兩人一個的房間，有六張墊席大小，略顯狹長，盡頭牆上開有鋁合金框窗口。窗前，背對背放著用來學習的兩套桌椅，門內左側放一架雙層鐵床。每件傢俱，其結構簡單得出奇，且結實得可以。除了桌椅鐵床，還有兩個衣櫃、一張小咖啡桌，以及直接安在牆壁上的擱物架。無論怎麼愛屋及烏，都難以恭維是富有詩意的空間。差不多所有房間的擱物架上，都擺一些日用品。有收音機、吹風機、電暖瓶、電熱器和速溶咖啡、袋裝茶、方糖、速食麵的鍋和簡單的餐具。石灰牆上貼著《平凡週刊》上的美人照，以及從報刊上剪下的色情電影廣告畫。其中也有開玩笑貼的豬交尾照片，但這是例外中的例外。一般房間貼的都是裸體照，或年輕歌手照和女演員照。桌上的小書架裡排列著教科書、辭典、小說之類的。
房間裡因都是男人，大多髒得一塌糊塗。垃圾簍底沾著已經發霉生毛的桔子皮，代替菸灰缸用的空罐裡菸頭積了十幾公分厚，裡面一冒煙，便用咖啡啤酒什麼的隨手倒進澆滅，發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兒。碟碗則沒有一個不黑糊糊的，裡外沾滿無名髒物。地板上散亂地扔著速食麵包袋、空啤酒瓶什麼以及什麼器皿的封蓋之類。沒有一個人想起過用掃帚把它們掃在一起或用垃圾鏟鏟倒垃圾簍裡。風一吹來，灰塵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個房間都充斥一股難聞的氣味。雖然氣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都是毫無二致：汗、體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東西塞到床下。沒有一個人定期晾曬被褥，於是那被褥算是徹底吸足了汗水，釋放出不可救藥的氣味。我現在還感到不可思議：在那般混濁狀態中居然沒有發生致命的傳染病。
不過相比之下，我的房間卻乾淨的如同太平間，地板上纖塵不染，窗玻璃光可鑒人，臥具每週晾曬一次，鉛筆在筆筒內各得其所，就連窗簾每月都少不得洗滌一回，這都因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態地愛潔成癖。我告訴別人說：「那傢伙連窗簾都洗！」但誰都搖頭不信。都也不曉窗簾乃常洗之物。他們認定窗簾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並且說「那小子性格異常」，隨後又都稱其為「納粹黨」或「敢死隊」。
我的房間連美人畫都沒貼，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運河的攝影。我貼裸體畫的時候，他開口道：「我說渡邊君，我──我可不大欣賞那玩藝兒喲！」然後伸手取下，以運河畫取而代之。我也並非很想貼那裸體，便沒表示異議。來我房間玩的人看了這運河攝影畫，都問是何物，我說：「敢死隊看著它手淫用的。」我本來是開玩笑說的，大伙卻輕率地信以為真。由於大家信得太輕率了，連我自己不久也以為可能真有其事。
由於我同敢死隊住在一起，大家都對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卻無甚反感。只要我潔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掃，被褥他曬，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沒進浴池，他便嗅了嗅，勸我最好「呼哧呼哧」嗅嗅自己的味道洗澡去，甚至還提醒我該去理髮店了，該剪一剪鼻毛了。麻煩的是只消發現一條小蟲，他就拿起殺蟲劑噴霧器滿屋噴灑不止。這時我只好到隔壁的混亂地帶避難。
敢死隊在一間國立大學攻讀地理學。
「我嘛，是學地─地─地圖的。」剛見面是他對我這樣說。
「喜歡地圖？」我問。
「嗯。大學畢業，去國土地理院，繪地──地──地圖。」
於是，我不禁再次感嘆：世上果然有多種多樣的希望，人生目標也各所不同。我來東京後一開始便發出諸多感嘆，此其一。不錯，假若沒有幾個人對繪製地圖懷有興趣和強烈熱情──太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辦的。不過，想進國土地理院的卻是每說到「地圖」兩字便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總是口吃，但一說到「地圖」一詞，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學什麼？」他問。
「戲劇。」我答說。
「戲劇？就是演戲？」
「不不，那不是的。是學習和研究劇本。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亞啦。」
他說，除了莎士比亞外都沒聽說過。其實我也半斤八兩，只記得課程介紹上這樣寫的。
「不管怎麼說，你是喜歡的嘍？」
「也不是特別喜歡。」我說。
我這回答使他困惑起來。一困惑，口吃便更厲害了。我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對不起人的事。
「學什麼都無所謂，對我來說。」我解釋道，「民族學也罷，東洋史也罷，什麼都行。連看中這戲劇，也純屬偶然，如此而已。」這番解釋，自然還是沒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臉色，「我─我嘛，因為喜歡地─地──地圖，才學地─地──地圖的。為了這個，我才讓家裡寄─寄錢，特意來東京上大學。你卻不是這樣──」
他講的自然是正論，我不便再解釋了。隨後我們用火柴桿抽籤，決定上下床。結果他住上床，我住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總是白襯衫黑褲子和藍毛衣。光頭，高個兒，顴骨稜角分明。去學校時，時常一身學生服。皮鞋和書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儼然一個右翼學生。也正因如此，周圍人才叫他是「敢死隊」。但說實話，他對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過是嫌選購其他衣服麻煩罷了。他所留心的僅限於海岸線的變化和新鐵路隧道的竣工之類。每當接觸這方面的話題，他便結結巴巴地一講一兩個小時，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著才住嘴。
清晨六點，他隨著足可代替鬧鐘的《君之代》國歌聲起床。看來那故弄玄虛的升國旗儀式也並非毫無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臉間洗漱，洗臉時間驚人地長，我真懷疑他是不是把滿口牙一顆顆拔下來刷洗一遍。返回房間後，便「劈劈啪啪」地抖動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皺紋後，放在暖氣片上烘乾，並把牙刷和香皂放回擱物架。隨後，擰開收音機做廣播體操。
我晚間看書看得很晚，一覺睡到早上八點多鐘。所以即便他起來弄得簌簌作響。甚至打開收音機作廣播體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覺。可是，惟獨到了廣播體操那跳躍動作部分，卻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為他跳躍之時──也確實跳得相當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顫抖。頭三天，我都忍了。聽人說集體生活是需要某種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認識到不能再忍下去了。
「對不起，廣播體操在樓頂什麼地方做好麼？」我開門見山，「你那麼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六點半了呀！」他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
「那我知道，不就六點半嗎？六點半對我是睡眠時間。原因不好解釋，反正就這習慣。」
「那怎麼成！在樓頂做，三樓就有意見了。就是因為我們下面房間是貯藏室，誰都不會說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裡做，在草坪上！」
「那不行。我──我那收音機不是晶體管的。沒──沒電源不能用，沒音樂我又做不了操。」
的確，他的收音機相當原始，是交流電源式的。而我那個倒是晶體管，可又是音樂專用，只能收立體聲短波。罷了罷了，我想。
「讓你一步，」我說，「做體操可以，只是把跳躍動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這回總可以了吧？」
「跳──跳躍？」他滿臉驚異，反問道，「跳躍是什麼，跳躍？」
「跳躍就是跳躍。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沒那回事啊！」
我開始頭痛，沒心思再和他囉嗦下去。但轉而一想，既然話已出口就該說清楚才是。於是，我一邊哼著日本廣播協會那段「第一套廣播體操」的曲子，一邊在地上實際蹦跳一番。
「看見沒有，就這個，怎麼能說沒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有的，沒──沒注意。」
「所以我說，」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都能忍受。只要你不跳，就能讓我睡個安穩覺，行嗎？」
「不行不行。」他說得倒也乾脆，「怎麼好漏掉一節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過來的。一旦開了頭，就──就下意識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節，就──就──就全部做不出來了。」
我再也說不出什麼，能說出什麼呢？最有效的莫過於把他那個活氣死人的收音機趁他不在從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說，那一來肯定像打開地獄之門似的捅出一場騷亂。因為敢死隊這小子對自己的東西極其留心。我啞口無言，在床邊茫然坐著。這當兒，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邊君，你也一塊兒起來做不就得了。」言畢，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講罷敢死隊和他做廣播體操的趣聞，直子「噗哧」笑出聲來。其實我並不是想當笑話講的，但結果我也笑了。看見她的笑臉──儘管稍縱即逝──實在是久違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電車，沿鐵路邊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這是五月中旬一個週日的午後。早上「劈哩啪啦」時停時下的雨，上午就已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陰沉沉的雨雲，也似乎被南來風一掃而光似的無影無蹤，鮮綠鮮綠的櫻樹葉隨風搖曳，在陽光下閃閃爍爍。太陽光線已透出初夏的氣息。擦肩而過的人都脫去毛衣和外套，有的搭在肩頭，有的挽在臂上。在週日午後溫暖陽光的愛撫下，每個人看上去都顯得分外開心。土堰對面的網球場上，小伙子脫去襯衫，穿一條短褲揮舞球拍。只有並坐在長凳上的兩個修女，依舊循規蹈矩地身著黑色冬令制服。彷彿惟獨她們四周沒有陽光降臨，但兩人還是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態，享受著曬太陽聊天的樂趣。
走了十五分鐘，背上滲出汗來。我於是脫去棉布襯衣，只穿圓領半袖衫。她把淺灰色的運動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過好多遍了，顏色褪得恰到好處。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見她穿過同樣的襯衫，但記不確切，只是覺得而已。關於直子的事，當時記得確實不很多。
「集體生活怎麼樣？和別人朝夕相處，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才一個月過一點嘛。」我說，「不過，倒也不壞，至少還沒有叫人吃不消的事。」
她在飲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從褲帶裡掏出白手帕擦了擦嘴，然後彎下腰，細心地重新繫好皮鞋帶。
「你說，我也能過那種生活？」
「集體生活？」
「嗯。」直子說。
「怎麼說呢，這東西主要看個人想法。傷腦筋的事說有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規定囉囉嗦嗦，無聊的傢伙耀武揚威，加上同室人六點半就做廣播體操。可是，如果想一想這類事到哪裡都在所難免，也就心平氣和了。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湊合下去。就這麼回事。」
「呃──」她點點頭，似乎想起了什麼，停了一會兒。之後就像審視什麼世間珍品似的凝眸注視我的眼睛。仔細看去，發現她的眼睛是那樣深邃和清澈，令人怦然心動，這以前我竟沒有發現她有如此晶瑩澄澈的眸子。想來，我還真沒仔細看她眼睛的機會，兩人單獨走路是第一次，說這麼多話也是第一次。
「打算搬進寄宿宿舍？」我試著問。
「不不，不是那樣的。」直子說，「只是想想，想集體生活是什麼樣子，我是說──」直子咬起嘴唇，搜尋合適的字眼，但終究沒有找出來。她嘆了口氣，低下頭，「我想不明白，算了。」
交談到此為止了。直子開始再次向東走，我留點距離隨在後面。
我差不多一年沒有見到直子了。這一年裡，直子瘦成了另一個人。原先別具風韻的豐滿臉頰幾乎平平的了。脖頸也一下細弱好多。但她這種瘦削，看上去非常自然而嫻雅。簡直就像在某個狹長的場所待過後，體形自行纖細起來一樣。而且，直子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我很想就這點向直子講點什麼，但不如怎樣表達，結果什麼也未出口。
我們也不是有什麼目的才來這裡的。在中央線電車裡，我和直子偶然相遇。她準備一個人去看電影，我正要去神田逛書店。雙方都沒什麼要緊事。直子說聲下車吧，我們就下了車，那站就是四谷站。當然，只剩下兩人後，我們也沒有任何想要暢談的話題。至於直子為什麼說下車，我全然不明白。話題一開始就無從談起。
出得車站，她也沒說去哪裡就快步走起來。無奈，我便追趕似的尾隨其後。直子和我之間，大致保持一米左右的距離。若想縮短，自然可以縮短，但我總覺得有點難為情。因此我一直跟在離直子一米遠的身後，邊走邊打量著她的背影和烏黑的頭髮。她戴一個大大的茶色髮夾，側臉時，可以看見白皙而小巧的耳朵。直子不時地回頭搭話。我有時應對自如，有時就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時聽不清她說了什麼。但對直子來說，我聽見也好沒聽見也好似乎都無所謂。她說完自己想說的，便繼續向前走。也罷也罷，反正天氣不錯，散散步也好。我決定由她去了。
可是，就散步來說，直子那步伐又有點過於鄭重其事。到了飯田橋，她向右一拐，來到御堀端，之後穿過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隨即進入本鄉。又沿著都營電車線路往駒迂走去。路程真長的可以。到得駒迂，太陽已經落了，一個柔和溫馨的春日黃昏。
「這是哪兒？」直子突然察覺似的問道。
「駒迂。」我說，「不知道？我們兜了個大圈子。」
「怎麼到這兒來了？」
「你來的嘛，我只是跟著。」
我們走進車站附近的蕎麥麵館，簡單吃點東西，我口渴，一個人要來啤酒。等待東西端來的時間裡，我們都一句話沒說。我走得累了，有點打不起精神，她兩手放在桌面上沉思什麼。電視的新聞節目裡，報導說今天這個週日任何一處遊樂場所都人頭攢動。我們可是從四谷步行到駒迂，我想。
「身體真不錯啊。」我吃完蕎麵說。
「沒想到？」
「嗯。」
「別看我這樣，初中時還是長跑選手，跑過十幾公里呢。而且，由於父親喜愛登山，我從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記得不，我家後面就是山吧？所以，腿腳就自然而然變得結實了。」
「真看不出來。」我說。
「倒也是。別人也都說我長得太嬌嫩了。不過，人可是不能貌相喲！」說罷，補充似的微微一笑。
「這麼說你別見怪，我可是累得夠嗆。」
「對不起，讓你陪了一整天。」
「不過，能和你說話，挺高興的。以前好像兩人一次都沒單獨說過話。」說罷，我便回想說過什麼沒有，但根本想不出來。
她下意識地反覆擺弄著桌面上的菸灰缸。
「噯，要是可以的話──我是說要是不影響你的話──我們再見面好麼？當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該說這樣的話。」
「按理？」我吃了一驚，「按理是怎麼回事？」
她臉紅了。大概我太吃驚的緣故。
「很難說明白。」直子辯解似的說。她把運動衫兩個袖口拉到臂肘上邊，旋即又褪回原來位置。電燈光把她細細的汗毛染成美麗的金黃色。「我沒想說按理，本來想用別的說法來說。」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著牆上的掛曆，似乎想要從中找出合適的字眼，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她嘆口氣，閉上眼睛，摸了下髮夾。
「沒關係，」我說，「你要說的好像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才合適。」
「表達不好，」直子說，「這些日子總是這樣。一想表達什麼，想出的只是對不上號的字眼。有時對不上號，還有時完全相反。可要改嘴的時候，頭腦又混亂得找不出詞來，甚至自己最初想說什麼都糊塗了。好像身體被分成兩個，相互做追逐遊戲似的。而且中間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圍著它左一圈右一圈追個沒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總是由另一個我所擁有，這個我絕對追趕不上。」直子仰臉盯著我的眼睛，「這個你明白？」
「或多或少，誰都會有那種感覺。」我說，「誰都想表現自己，而又不能表現得確切，以至焦躁不安。」
我這麼一說，直子顯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這個也不同的。」直子說，但再沒解釋什麼。
「見面是一點也不礙事，」我說，「反正星期天我也沒什麼事，再說走走對身體也好。」
我們乘上手山線，直子在新宿轉乘中央線。她在國分寺租了間小公寓。
「哦，我說話方式同以前不一樣了？」臨分手時直子問我。
「好像稍微有點不同，」我說，「不過哪點不同，我又說不清楚。老實說，記得那時候見面倒是不少，卻沒怎麼說過話。」
「是啊，」她也承認，「這個星期六可以打電話給你？」
「可以，當然可以。我等著。」我說。
第一次同直子見面，是高中二年級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級，就讀於教會背景的正統女校。正統倒是正統，但如果對學習太熱心了，便會被人指脊梁骨說成「不本分」。我有一個叫木月的要好朋友（與其說要好，不如說是我絕無僅有的唯一朋友），直子是他的戀人。木月和她幾乎是從一降生就開始的青梅竹馬之交，兩家相距不到兩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馬之交一樣，他們的關係非常開放，單獨相處的願望似乎也不那麼強烈。兩人時常相互去對方家裡，同對方家人一起吃晚飯、打麻將。還有好幾次拉我赴四人約會。直子領過一個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動物園，去游泳池，去看電影。但坦率地說，直子領來的女生儘管可愛，但對我太高雅了。作為我，合得來的還是公立高中那些雖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卻可以無拘無束地交談的女孩子。直子領來的女孩子那招人喜愛的頭腦中到底在想什麼，我實在莫名其妙。估計她們對我也同樣莫名其妙。
由於這個原因，木月便放棄了四人約會，而只我們三人──木月、直子加我，或外出遊玩或談天說地。想起來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這樣倒最是其樂融融，相安無事。而四人相聚，氣氛總有些不太融洽。三人在一起，便儼然成了電視中的專題採訪節目：我是客串演員，木月是精明強幹的主持人，直子則是助手。木月總是節目的中心，而他又幹得的確得心應手。木月有一種喜歡冷笑的傾向，往往被人視為傲慢，但本質上卻是熱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時，對我對直子他都一視同仁，一樣地搭話，一樣地開玩笑，注意不讓任何人受到冷落。倘若有一方長久默然不語，他就主動找話，巧妙地把對方拉入談話圈內。每見他這樣，就覺得他煞費苦心，而實際上恐也不致如此。他有那麼一種能力，可以準確無誤地捕捉住氣氛的變化，從而渾灑自如地因勢利導。另外他還有一種頗為可貴的才能，可以從對方並不甚有趣的談話中抓出有趣的部分來。因此，每次與他交談，我就覺得自己儼然是個妙趣橫生的人，在歡度妙趣橫生的人生。
然而他決非社交式人物。在學校裡，除我以外他同誰也合不來。我總不明白，此等頭腦機敏、談吐瀟灑之人為何不向更為廣闊的世界施展才華，而對只有三個人的小天地感到滿足。至於我純屬凡夫俗子，並無引人注意之處，只喜歡獨自看書獨自聽音樂。更不具有值得木月刮目相視並主動攀談的某種出人頭地的才能。可是我們卻一拍即合地要好起來。他父親是牙科醫生，以技術高明和收費昂貴知名。
「這個星期天來個四人約會如何？我那個，她在女校，會領些可愛的女孩兒來的。」相處後不久木月便這樣提議。
「好哇。」我說。就這樣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歡聚了多少次但當木月暫時離開只剩下兩個人時，我和直子還是談不上三言兩語。雙方都不曉得從何談起。實際上我同直子之間也沒任何共同語言。所以，我們只好一聲不吭地喝水，或者擺弄桌面上的東西，等待木月的轉來。他一折回，談話便隨之開始。直子不怎麼喜歡開口，我麼，更樂意聽別人說。這樣，和直子單獨留下來，便每每覺得坐立不安。並非不對胃口，只是無話可談。
木月的葬禮過後大約兩週，我和直子見了次面。因有點小事，我們在一家飲食店碰頭。事完之後，便沒什麼可談的了。我搜刮了幾個話題向她搭話，但總是半途而廢。而且她話裡似乎帶點稜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對我有所不滿，原因我揣摸不出。從那次同直子分手，到這次在中央線電車中不期而遇，期間一年沒見過面。
直子對我心懷不滿，想必是因為同木月見最後一次面說最後一次話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這樣說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乎可理解。可能的話，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畢竟事情已經過去，再怎麼想也於事無補。
那是五月一個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飯，木月問我能不能不上課，和他一起去打撞球。我對下午的課也不是很有興致，便出了校門，晃晃悠悠地走下坡路，往港口那邊逛去。走進撞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輕而易舉地贏了，他於是頓時認真起來，一舉贏了其餘三局。我按事先講好的付了費用。玩球時間裡，他一句玩笑也沒說──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後，我們吸了支菸，休息一會。
「今天怎麼格外的認真？」我問。
「今天我可是不想輸。」木月滿意地笑著說。
那天夜裡，他在自家車庫中死了。他把橡膠軟管接在N360車排氣管上，用塑膠布封好窗縫，然後發動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長時間才死去。當他父母探罷親戚的病，回來打開車庫門停車的時候，他已經死了。車上的收音機仍然開著，雨刷上夾著加油站的收據。
既無遺書，也沒有推想得出的動機。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後見面說話的人為由，把我叫去瞭解了情況。我對負責問詢的警察說：根本沒有那種前兆，與平時完全一樣。警察對我對木月似乎都沒什麼好印象。彷彿認為：上高中還逃學去打撞球的人，即使自殺也沒什麼不可思議。報紙只有一小條報導，事情便草草結束了。那台N360車被處理掉。教室裡他用過的課桌上，則放了好一陣子的白花。
木月死後到高中畢業前的十個月時間裡，我無法確定自己在周圍世界中的位置。我結交了一個女孩子，同她睡過覺，但持續不過半年。她也從未找我算帳。我選擇了東京一所似乎不怎麼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學。考罷入了學。考中也沒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兒勸我別去東京，但我死活都要離開神戶，想在無一熟人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過了，所以就不拿我當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說。我只不過想離開這個城市。但她想不通。隨後我們就分道揚鑣了。在去東京的新幹線電車中，我回想起她的長處和優點，後悔自己幹了一件十分虧心的事。可是已經追悔莫及了。我決定把她忘掉。
到得東京，住進寄宿宿舍開始新生活時，我要做的僅有一件事，那就是對任何事物都不想的過於深刻，對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離。什麼敷有綠絨墊的撞球檯呀，紅色的N360車呀，課桌上的白花呀，我決定一股腦兒把它們丟到腦後。還有火葬場高大煙囪中騰起的煙，警察署問詢室中呆頭呆腦的鎮紙，也統統一掃而光。起始幾天，進行得似乎還算順利。但不管我怎麼努力忘卻，仍有恍如一團薄霧狀的東西殘留不走。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霧團狀的東西開始以清楚而簡練的輪廓呈現出來。那輪廓我可以訴諸語言，就是：
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
訴諸語言之後確很平凡，但當時的我並不是將其作為語言，而是作為一團薄霧樣的東西來用整個身心感受的。無論鎮紙中，還是撞球檯上排列的紅白四個球體裡，都存在著死。並且我們每個人都在活著的同時像吸入細小灰塵似的將其吸入肺中。
在此以前，我是將死作為完全游離於生之外的獨立存在來把握的。就是說：「死遲早會將我們俘獲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獲我們之前，我們並未被死俘獲。」在我看來，這種想法是天經地義、無懈可擊的。生在此側，死在彼側。我在此側，不在彼側。
然而，以木月死去那個晚間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單純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對立面。死本來就已經包含在「我」這一存在之中。我們無論怎樣力圖忘掉它都歸於徒勞這點便是實證。因為在十七歲那年五月一個夜晚俘獲了木月的死，同時也俘獲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團薄霧樣的東西的朝朝暮暮裡送走了十八歲的春天，同時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隱約感覺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實的同義語。但無論我怎樣認為，死都是深刻的事實。在這令人窒息般的悖反性當中，我重複著這種用永不休止的圓周式思考。如今想來，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時代，居然凡事都以死為軸心旋轉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