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件州際搶劫案件，價值十萬美元的蘇格蘭威士忌酒遭竊。此時值一九七一年春天，我來到底特律工作已六個月。倉庫的工頭向我們透露他們要拿錢換回被偷的酒的地點。
這案件由我們聯邦調查局和底特律警察局聯合出擊，但是彼此各自為政。只有雙方上級在討論，不過他們的討論結果下屬並不知情，所以一開始進行逮捕行動，彼此都不確定對方在做什麼。
時間是晚上，地點在市郊，靠近鐵軌旁，我開著聯邦調查局的一輛勤務車，身旁坐著我們小組組長鮑伯．費茲派特克。消息是費茲派特克的線民提供，負責這案件的探員是鮑伯．麥格尼葛。
無線電傳來：「抓住他們！抓住他們！」我們都緊急煞車，圍住半拖車。司機開車門衝出來開始跑。我打開車門掏出槍，和另一部車的探員開始追捕他。
夜色漆黑，我們穿著輕便服裝，沒穿西裝，也沒打領帶什麼的。此時一名穿著制服的警察拿出霰彈槍對準我大叫：「不要動！我是警察！把槍放下！」我永遠記得他的眼白。此時我們相距不到八呎，我知道這個傢伙會拿槍射我。我不動，心想我要是亂動就完了。
正當我要放下槍舉起雙手，費茲派特克發狂似的大叫：「他是聯邦調查局的！他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
這名警察放低槍，我本能的拔腿開始追捕那名司機，努力要追趕上剛剛錯失的距離。我和另一名探員同時追到他。我們將他擊倒在地，粗暴地將他銬上手銬。當我想到自己要被射死那一剎那，是我這輩子最恐怖的經歷之一。從那時候起，好幾次當我努力想像自己是遭強暴或遭殺害的受害者，或是當我逼自己去想像他們在遭到攻擊那一刻心中在想什麼以及感受時，我都會回想起我的恐懼，這有助於我從受害者的觀點去真正了解案情。
當我們許多年輕小伙子拚命的逮捕犯人之際，不少不再活躍的前輩抱持的態度卻似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拚死拚活薪水還不是一樣，主動出擊是業務員的觀念。由於上級鼓勵我們應該多走出辦公室，結果逛櫥窗、在公園裡閒坐、看《華爾街日報》，就成了部分探員最喜歡的消遣。
此時的我尚事事愛出頭，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寫張條子，建議實施績效嘉獎制度來鼓勵辦案績效最好的探員。我把這張條子交給我們的「助理主管探員」（ASAC）湯姆．納利（Tom Naly）。
湯姆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關上門，從桌上拿起那張條子，和藹的對我微笑。「約翰，你在緊張什麼？你會晉升到十一職等。」說著他就把條子撕成兩半。
「你會晉升到十二職等。」說著又把條子再撕成兩半。「你會晉升到十三職等。」他再撕成兩半，此時他真的笑了。「道格拉斯，不要去改變局面。」這是他最後對我的忠告，同時他把撕碎的字條丟進垃圾桶。
十五年後，胡佛早已過世，至少已不再有什麼影響力了，這時聯邦調查局果真開始實行績效嘉獎制度。不過這套制度真正施行起來顯然是他們自己來，我並沒有幫上忙。
五月的一個傍晚──事實上我記得是五月十七日後的那個禮拜五，原因你待會兒就會知道──我和鮑伯．麥格尼葛和傑克．昆斯特去我們經常光顧的酒吧。這家酒吧就在我們辦公室對街，名叫「吉姆車庫」。那天有一個搖滾樂團在表演，我們都喝了不少啤酒。突然進來一位美麗的年輕女郎，身後跟著她的女友。她讓我想起年輕時代的蘇菲亞羅蘭，穿著藍色的短洋裝、幾乎包住整個大腿的長統靴，一身當時流行的時髦打扮。
我大叫：「嗨！藍衣女郎，來這裡！」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和她的朋友真的過來了。她名叫潘蜜．莫迪卡（Pam Modica），我們開始聊天，很合得來。原來當天是她二十一歲生日，她和朋友是來慶祝她終於到了可以喝酒的法定年齡了。她似乎很欣賞我的幽默。後來我才知道她對我的第一印象是長得帥，但是留著政府規定的短髮看起來有點蠢。後來我們離開酒吧，當天晚上換了好幾家酒吧喝酒。
後來幾週我們開始比較熟識。她住在底特律市內，高中上的是學生幾乎全為黑人的柏興高中（Pershing High），棒球明星艾文．海斯（Evil Hayes）就是讀這所高中。我們相遇時，她正就讀於宜柏西藍蒂（Ypsilanti）的東密西根大學。
我們的感情進展很快速，只是潘蜜的社交也為此受到影響。當時是一九七一年，越戰還在打，校園彌漫著對聯邦調查局的不信任。她許多朋友不願跟我們來往，相信我是密探，會將他們的活動報告給上級。這些小孩子還沒重要到需要監視，這種想法真是可笑，不過當時聯邦調查局的確在做這種事。
我記得有一次跟潘蜜去上社會學課。我坐在教室後面聽課，講師是一位思想激進的年輕副教授，非常酷，非常時髦。我注視著教授，她也一直注視著我，顯然她不喜歡我在那裡．任何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人都是敵人，即使他只是學生的男友也是一樣。現在回想這件事情，我了解到有時候作你自己也能產生如此令人不安的效果，我和我的單位利用了這一點。在一件發生於阿拉斯加的殘暴謀殺案件中，我的黑人同事傑德．雷（Jud Ray）讓一名有種族偏見的被告坐立不安，因為他故意坐在被告的女友旁邊，還和她有說有笑。
潘蜜在東密西根大學的前幾年，出現了一名連續殺人犯，不過當時我們尚未使用這個詞。他第一次做案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一位名叫瑪麗．芙雷薩（Mary Fleszar）的年輕女子自校園中失蹤。一個月後她遭肢解的屍體被人發現。她被刺死，手腳被砍掉。一年後鄰近安阿爾柏（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女學生裘安．薛爾（Joan Schell）的屍體被發現。她遭人強暴，身中五十多刀。接著在宜柏西藍蒂又發現另一具屍體。
這些爾後稱為「密西根謀殺案」的殺人事件越來越嚴重，兩所大學的女學生都生活在恐懼當中。每具被發現的屍體的死狀都是慘不忍睹。直到一九六九年密西根大學一位名叫約翰．諾曼．柯林斯（John Norman Collins）的學生被逮捕時──逮捕他的人正是他擔任州警、名叫大衛．萊克（David Leik）的舅舅──已有六名大學生和一名十三歲的女孩遭到毒手。
在我進入調查局三個月前，柯林斯被定罪，法官判他終生監禁。但是我常在想，如果調查局當時就知道我們現在的工作，我們或許就能誘使這名魔鬼現身，也就不會發生這麼多慘案。即使兇手繩之以法，學生的恐懼依舊揮之不去，一如幾年後秦德．邦帝的幽靈散佈在大學中一樣。這些令人髮指的案件成為潘蜜大學新鮮人生活的主要記憶，我對此也是記憶深刻。當我後來開始研究、追捕連續殺人犯，我想很有可能──至少在潛意識裡──是因為約翰．諾曼．柯林斯和遭他殺害的美麗、無辜的受害者一直縈繞在我心頭的緣故。
我比潘蜜大五歲，不過由於她當時還在大學念書而我已經從事執法工作，我們中間似乎有一道代溝。在他人面前，她經常話不多，和我的朋友在一起她看起來很柔順，說真的，有時候我們也會利用這一點。
有一回我和鮑伯．麥格尼葛和潘蜜約好在一家可以俯視市中心的旅館餐廳吃午餐。我們兩人都穿得西裝筆挺，潘蜜則是穿著帥氣的大學便服。用完餐後我們搭電梯到一樓大廳，電梯似乎每層樓都停，每停一次，電梯內的人就越來越多。
電梯搭到一半時，鮑伯跟潘蜜說：「今天這頓飯吃得真是愉快。下次我們再到市區來，一定會打電話跟你聯絡。」
後來我搭腔了，不過潘蜜低著頭努力不去管我在說什麼。「下次我帶鮮奶油，你帶櫻桃。」電梯裡其他人都看著我們，不自在的扭動身軀，最後潘蜜終於忍不住笑了出來。這時大家都看著我們三人，彷彿我們是變態。
潘蜜定於秋季班前往英格蘭柯芬特里（Coventry）當交換學生。八月底她飛到英國，此時我才確定她就是我要共度此生的女孩。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問潘蜜她對我是否也有這樣的感覺。我想她一定也是這樣想。
潘蜜在英國的時期，我們通信頻繁。我常常去她家。潘蜜的父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去世。她母親羅莎莉非常好客，我一個星期都在她家吃好幾天晚餐，剖繪潘蜜和她的兄妹，並藉此找出潘蜜的個性。
這一時期我又遇見一位潘蜜後來稱為「高爾夫寶貝」的女孩（不過她們兩人從未碰過面）。我們也是在酒吧相遇，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一定太常光顧酒吧了。她二十幾歲，非常迷人，剛從大學畢業。我們才剛認識，她就堅持要我去她家吃晚餐。
原來她住在迪爾波恩（Dearborn），福特公司全球總部就在這裡。她父親是大汽車公司的主管。他們一家人住在一棟石屋裡，有游泳池，有藝術品原作、高級傢具。她父親近五十歲，事業有成。我們坐在餐桌旁，兩旁坐著她的弟妹。我開始剖繪這個家庭，試圖算出她們家財產的淨值。同時他們也正在評估我。
事情進展得很順利。他們似乎對我的聯邦調查局探員身分很有好感，這與潘蜜的圈子對我的觀感大不相同。不過當然這些人也有他們守舊的一面。我真的越來越緊張，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們幾乎要我立刻結婚。
他父親問我的家庭、我的背景、我的軍旅生涯。我告訴他我負責空軍基地體育設施。然後他告訴我他和一位同事在底特律附近擁有一座高爾夫球場。他述說著球場的平坦球道、急轉彎區。我對他的財產的估計至此又向上增加。「約翰，你打高爾夫球嗎？」他問我。「我不打，爸。」我想都沒想就這樣回答。「不過我很想學。」就這樣。我們都大笑。那天晚上我在她家過夜，睡在小房間的沙發上。深夜這個女孩來找我，她也不知怎麼著就能「夜遊」下樓來看我。也許是因為待在這高級房子裡，也或許是加入調查局後害怕被設計的本能，我很害怕她的積極主動，這份強勢與她們家人的表現不謀而合。享受了豐盛的晚餐和慇勤招待後，隔天清晨我就離開了。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好命的機會。
一九七一年耶誕節前幾天，潘蜜自英國回來。我已經決定求婚，也買了一顆訂婚鑽戒。那時候你想買的東西都必須到與調查局簽有合約的店去買。賣給我戒指的商店為感激調查局偵破一件珠寶偷竊案，提供給探員相當好的折扣。
我用優惠折扣買得起的最大戒指是一點二五克拉。我決定把戒指放在香檳酒杯中，不只讓她覺得我絕頂聰明，也讓戒指看起來像有三克拉的價值。我帶潘蜜到她家附近的一家義大利餐廳吃飯。我打算她起身去上廁所時把戒指放入她的杯中。
但是她沒上廁所。隔天晚上我們又去同一家餐廳，結果又一樣。身為探員，我常需要跟監，有時在車上一坐就是好幾小時，想上廁所也只有強忍著，因此我實在是佩服潘蜜。不過也許這是上帝的旨意，我還不到結婚的時候。
隔天晚上是平安夜，我到她家過節，一家人圍在一起。這是不可錯失的良機。我們一直都在喝她最喜歡喝的義大利白葡萄酒。最後她終於起身到廚房去。回來後她坐在我大腿上，我們互相舉杯，若不是我阻止她，她早就把戒指吞下去了。看起來像三克拉的戒指她居然視若無睹，還要我點明。不知這其中是否隱含什麼訊息。
不過重要的是，我已經設計好我的「偵訊場合」，以達到我要的目標。四周坐的她兄弟姊妹和媽媽都喜歡我，如此精心安排的場合，潘蜜幾乎沒什麼選擇。她說願意。於是我們預定次年六月結婚。
第二年進行分發作業，大部分單身探員都被分發到紐約或芝加哥，上級的想法是有家室的探員調動比較麻煩。我沒有特別喜歡的地方，結果被分發到密爾瓦基（Milwaukee）。我從未去過這個地方，也不確切知道其位置，不過聽起來還好。一月我就先過去安定下來，結婚後潘蜜再與我會合。
我找到的「朱諾村公寓」位於朱諾大道（Juneau Avenue）上，離位於北傑克森街上聯邦大樓的密爾瓦基調查站不遠。後來發現這真是失策，因為不管發生事情，回覆總是：「去找道格拉斯。他家只有三條街遠。」
我尚未到密爾瓦基之前，辦公室的女職員都已知道我是誰，說得確切些，我是僅有的兩位單身探員之一。剛去的前幾個禮拜，她們都爭相替我記錄我的口述，然而我根本沒什麼口述可供記錄。大家都想接近我。不過幾週後我已訂婚的消息傳開，我馬上變成五天份的芳香劑放到第六天那般乏人問津。
密爾瓦基調查站的氣氛與底特律無異，甚至更差。我的第一位主管探員名叫艾德．海斯（Ed Hays），大家都叫他「快速艾迪」。他的臉總是紅通通的（他退休後不久即死於高血壓），老是捻手指吼叫：「滾出辦公室！滾出辦公室！」我說：「我要到哪裡去？我才剛來，沒車也沒什麼案子要辦。」他吼回來：「我不管你可以去那裡，就是給我滾出辦公室！」於是我只好離開。那段時間上圖書館或是走在辦公室附近的威斯康辛大道上，常常可以發現幾位探員因為沒地方去而在逛街。就在這一陣子，我向與調查局簽有合約的汽車經銷商買了第二部車：福特「特利諾」。
我的下一位主管赫伯．何克西（Herb Hoxie）是自阿肯色斯州的小岩城調來。每位主管最頭痛的就是招募新探員，何克西剛來就遇上人員短缺問題。每個調查站對於探員和內勤每月都有定額。
何克西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告訴我要負責招募事宜。這項任務因為需要四處奔波，多半落在單身傢伙頭上。
「為什麼是我？」我問道。
「因為我們必須換掉負責這事的人，他沒被炒魷魚算他運氣。」這傢伙到當地高中去與女學生面談職員工作。當時胡佛仍在世，女性是不准擔任特別探員的。他從事先準備好的問題抽幾題來問，其中一題是「你是處女嗎？」女學生若回答不是，他就邀對方出去。於是家長開始反彈，主管只得將他換掉。
我開始四處奔波招募新員。沒多久我帶回比定額多四倍的人員。我的招募績效是全美最好的。問題是我表現得實在太好了，他們不放過我。我告訴何克西我不想再做招募工作了，我進入聯邦調查局不是來做這個的，結果他威脅我要將我調到人權部門，也就是要我去調查被控對嫌犯或犯人施暴或是歧視少數族群的警察局。這也是局內非常吃力的工作。我想自己這麼賣力，這是我更上一層樓的好機會。
於是我為自己談了條件。若是何克西答應指定我為他的第一接班人或代替人，此外若調查局能給我一輛車和推薦信，爭取「執法援助行政」獎學金攻讀研究所，我就繼續創造更佳的招募績效。我知道若我不想一輩子都在調查站，我需要碩士學位。
我在辦公室已經有些受到懷疑。任何想要追求這麼高學位的人，肯定是強烈的自由派分子。在我每天晚上、每週末攻讀教育心理學的密爾瓦基威斯康辛大學裡，別人對我的觀感卻正好相反。大部分教授對班上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學生都會起疑，而我從來也沒有耐心去應付心理學強調的棘手、敏感的東西（「約翰，請你向在座的同學自我介紹，讓我們對你有所了解」）。
上課時我們都是圍成圓圈坐，當時的圓圈很大。慢慢的我發現到沒有人要同我說話。我努力要加入他們的談話，但沒有人會開口說話。最後我只說：「各位，你們是怎麼了？」當時我放在夾克口袋裡的鐵柄梳子恰巧跑了出來，他們都認為這是一根天線，而我正錄下班上的談話再傳回「總部」。我一直很訝異他們這麼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一九七二年五月初，胡佛在睡夢中安然逝於華府家中。隔天早晨總部將此消息以電報傳給各調查站。在密爾瓦基的我們也被主管傳喚來聽這消息。雖然胡佛已近八十歲，主持調查局也已有很長的時間，我們都沒有想到他會死。如今「國王」死了，我們都很好奇王位會由誰接掌。結果尼克森政府指派了他的忠實信徒、同時也是助理大法官的派崔克．格雷（L. Patrick Gray）來擔任調查局代理局長。他剛開始因為諸如允許招募女性探員等創新之舉而深受歡迎，但隨著他對政府的忠誠與調查局需要發生牴觸時，他的人望便開始下滑。
胡佛死後幾週，我在綠灣（Green Bay）招募新員，潘蜜打電話給我。她告訴我神父想在我們結婚前幾天見我們一面。我相信神父認為可以讓我改信天主教，藉此向教會邀功。潘蜜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尊敬、遵守神父要她做的事。我知道我如果不依她，她會跟我鬧個沒完。
我們一起來到聖莉塔教堂，不過她先進去看神父。這讓我想到在蒙大拿念大學時在警察局我們被分開來個別偵訊。我確定他們正計劃談話策略。最後他們叫我進去，我第一句話就是：「你們要怎麼對付我這個新教徒小孩？」
這神父年輕、和藹，可能只有三十來歲。他問我一些一般性問題，例如愛是什麼。我一邊在剖繪他，一邊努力想出特別好的答案。這面談就像學業能力性向測驗，你永遠不確定自己是否準備充分。
我們談到節育、孩子的教養這類問題。我開始問他身為獨身、沒有自己家庭的神職人員，他有何感想。神父看起來人很好，但是潘蜜曾經告訴我說，聖莉塔是個自律甚嚴、非常傳統的教會，我讓他覺得不自在，或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確定。我想當他問我「你們兩人在哪裡認識？」時，他正努力化解不自在的感覺。
每當我感受到壓力，我總是開始打哈哈，努力要緩和緊張情勢。我的機會來了。我把椅子拉近他。「神父，」我開始說，「你知道我是聯邦調查局探員。不知道潘蜜是否告訴你我的背景？」
說話同時，我身體越來越靠近他，專注應用我在偵訊技巧學到的目光注視。我就是不讓他看著潘蜜，因為我不知道潘蜜會有何反應。「我們在一家叫『吉姆車庫』的酒吧認識，這是一家上空阿哥哥舞酒吧。潘蜜在那裡跳舞，而且跳得非常好。不過最吸引我注意的還是她跳舞時胸前的流蘇，她讓兩邊的流蘇以反方向旋轉。相信我，那真是不簡軍。」
潘蜜不發一言，不知道是該開口還是不該說話。神父聽得屏氣凝神。
「神父，她讓流蘇以反方向旋轉，越轉越快。突然一條流蘇飛向觀眾。大家都在搶。我跳起來、抓到流蘇、拿回給她。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
神父張著口，他真的完全相信我的話，後來就像中學時期的讀書報告一樣，我忍不住大笑。「你是說剛剛你講的都是假的？」他問道。此時潘蜜也笑了出來。我們兩人都搖頭。我不知神父是放心還是失望。
鮑伯．麥格尼葛擔任我的伴郎。結婚那天早上是個陰雨天，我很想繼續整人。我要鮑伯打電話給在媽媽家的潘蜜，問她是否看到或知道我在哪裡。當然她說不知道，鮑伯就說我前晚沒回家，他擔心我可能遭遇不測。現在回想起來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幽默感真是變態。最後鮑伯笑出來，就洩了底。不過沒能知道潘蜜的反應，我還真是有些失望。後來她告訴我婚禮安排忙得她不可開交，又要擔心上捲的鬈髮在濕氣中是否捲得起來，新郎失蹤就顯得無關緊要了。
那天下午我們在教堂交換誓言後，神父宣布我們就此成為夫婦。我很驚訝他居然對我有話要說。
「前天我第一次見到約翰．道格拉斯，他讓我對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一番長久而深刻的思考。」
大概只有上帝才曉得我說了什麼讓他有一番深刻的思考，有時祂的運作是無人能解的。後來我又把這流蘇故事告訴另一位神父，也就是在西雅圖潘蜜找來為我祈禱的神父。他也完全相信我說的話。
我們在波科諾斯（Poconos）度過短短的蜜月，那裡有心形的浴缸、鏡面天花板等等高級裝潢。然後我們開車到長島，我的父母為我們舉行了聚會，因為我家裡幾乎沒有人能去參加我的結婚典禮。
結婚後潘蜜搬來密爾瓦基。大學畢業後她就擔任教職。所有的新老師都必須到最糟的貧民區學校代課。有一所中學尤其差。那裡的老師被推來踢去是常事，學生甚至還會企圖強暴年輕女老師。我最後終於卸下招募工作，改調至工作時間長的機動小組，多半是處理銀行搶案。儘管我本身的工作隱藏危險，我更擔心潘蜜。我至少還有一把槍自衛。有一次四名學生把她逼到一間空教室，對她動手動腳，想要欺負她。她大聲尖叫，逃過一劫，但我快氣炸了。我想帶其他探員去學校好好修理他們一頓。
那時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名叫喬．德爾．坎波的探員，我們兩人負責偵辦銀行搶案。我們常去奧克蘭大道上的麵包店，就在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附近。老板是一對名叫大衛．葛伯格和莎拉．葛伯格（David and Sara Goldberg）的夫婦，沒多久我和喬就和他們很熟了。他們視我們如己出。
有時候我們會一大清早就去那裡，身上佩帶著槍，幫他們將麵包放入烤箱。我們吃完早餐後會出去抓逃犯，追蹤案件的一些線索，然後再回去吃午餐。我和喬的活動地點都是在猶太教社區中心，在耶誕節和猶太教的光明節時候，我們替葛伯格夫婦繳費，成為中心的會員。後來有些探員也開始到我們稱為「葛伯格店」的地方活動，我們還在那裡舉行聚會，主管和助理主管也都參加了。
喬．德爾．坎波這傢伙很聰明，能操多種語言，槍法很漂亮。在可以說是我辦過最奇怪、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中，他高超的槍法立下奇功。
某一年冬天有一天，我和喬在局裡偵訊那天早晨抓到的一名逃犯，然後我們接到一通電話，說密爾瓦基警局碰到挾持人質的情況。喬前夜值班都沒睡，不過我們還是擱下我們自己的案子，趕往現場。
現場是一棟都鐸式房子，我們趕到那裡後，知道犯人名叫傑克波．柯漢（Jacob Cohen），他被控殺死一名芝加哥警察而遭警方通緝。聯邦調查局剛訓練出的「特勤小組」（SWAT）將他藏身的公寓大樓團團圍住，探員理查．卡爾（Richard Carr）想要進去抓他而遭他槍殺。這個瘋狂傢伙接著衝出特勤小組的防線，帶走一大一小兩名人員。接著他又抓走一名在鏟雪的小男孩，然後跑進一棟屋子。現在他手邊握有三名人質──兩名小孩及一名大人。最後他放走大人和一名小孩。他留下小男孩，這男孩的年紀估計大概是在十歲到十二歲之間。
這時大家都很火大。天氣冷死了。柯漢簡直是瘋了，根本不管他闖了多大的禍。聯邦調查局和密爾瓦基警方也因為情形惡化至此而彼此氣憤。特勤小組生氣是因為這是他們首次出擊，而他們竟撲空，讓他逃出防線。聯邦調查局也是火冒三丈，因為犯人抓走他們一名成員。芝加哥警方也放出風聲說要來抓他，如果需要槍殺犯人，這個權利應該歸他們。
我們的主管赫伯．何克西抵達現場。事後我認為他犯了幾項錯誤，讓事情更加複雜。首先他使用擴音器，這讓他顯得專橫。以電話聯絡會比較管用，此外也能有彈性的私下談判。接著他犯了我認為是第二項錯誤，他自願代替男孩擔任人質。
就這樣何克西坐進聯邦調查局車內，車子倒退入車道，警方則圍著車成一圓圈。同時德爾．坎波要我扶著他，讓他跳上屋頂。記住這是都鐸式屋子，屋頂很斜，上面覆蓋一層冰，非常滑，而喬前夜又未曾闔眼。他唯一的武器是他兩吋半槍管的點三五七槍。
柯漢走出屋子、手臂繞著男孩的頭、將他緊靠自己身體。密爾瓦基警局的畢斯利警探站出來說：「傑克，你要的在這裡。把男孩放了！」德爾．坎波此時依舊在屋頂斜坡上。警方見他在那裡，知道他要做什麼。
犯人和人質慢慢走近車子。到處都是雪和冰。突然孩子滑倒，柯漢也跟著鬆手。德爾．坎波爬到屋頂尖端。他想槍管短，子彈飛出去會上揚，於是他瞄準頸部開了一槍。
一槍中的，漂亮的一槍，正中犯人的頸部。柯漢臥倒在地，但大家都不確定中槍的是他還是男孩。
接下的三秒，車子被射得千瘡百孔。槍林彈雨中，畢斯利警探被打中腳踝。男孩趴在車前，何克西被飛來的玻璃擊中失去控制，結果車子撞到男孩。還好並無大礙。
當晚的當地新聞播出赫伯．何克西的畫面，他躺在輪床上被推出急診室，耳朵還流著血。醫護人員一邊推著他，他一邊向記者發表意見：「突然我聽到槍擊聲，子彈亂飛。我想我中彈了，但應該無大礙……」聯邦調查局、上帝、母親、蘋果派等等等等。
不過事情到此還沒結束。各方人馬幾乎拳腳相向，警方為了德爾．坎波搶去他們開槍的機會幾乎要揍他。特勤小組也不太高興，因為這讓他們很難堪。他們向助理主管艾德．貝思特（Ed Best）抱怨，貝思特支持德爾．坎波，說喬化解了他們導致的情況。
柯漢身上有三、四十起大小傷，以救護車送醫院途中還有生命跡象，不過送到醫院後就死了。
特別探員卡爾奇蹟似的保住一條命。柯漢的子彈穿過他穿的戰壕外套，進入肩膀、貫穿氣管、最後停在肺裡。卡爾保存這件有彈痕的戰壕外套，從那天起就自豪的穿著。
我和喬有一陣子是辦案的最佳拍擋，只是我們有時會鬧烏龍狂笑不停。有一次我們到同性戀酒吧，想要找線民查出同性戀謀殺逃犯的下落。裡頭很暗，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的眼睛才適應。突然我們發覺每個人都盯著我們看，我們開始爭論他們要的是我們之中的那一個。後來我們看到酒吧上的牌子寫著：「找到硬漢真爽」（A Hard Man Is Good to Find），真是服了他們，我們兩人開始像傻瓜般捧腹大笑起來。
要像這樣笑不難。我們有一次到安養院訪問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老人，還有一次和一個企業負責人談話的時候，都在談話中笑了出來。企業負責人四十多歲，衣冠楚楚，訪問之際他的假髮突然滑到額前，我們不禁大笑。這沒關係。只要有幽默情事出現，我和喬一定看得到。或許聽起來我們心腸很硬，但這卻可能是最管用的一項天份。當你大部分時間都在看謀殺案現場和棄屍地點，特別是牽涉到小孩子之時，當你跟數百名、數千名受害人或家屬談過話，當你看過人類所能犯下最不可思議的暴行時，你最好能夠學會對蠢事發笑，否則你會瘋掉。
不像許多從事執法工作的傢伙，我一直不太會用搶。不過在空軍服勤後我的槍法就變好了。我想能在特勤小組待一段時間應該很好玩。每個調查站都有特勤小組，成員都是兼職，五名成員都是待命出動。我加入這個小組，分配到的職務是狙擊手，位置在最後面，射程最遠。其他成員都有豐富的軍事背景，而我只是教過飛行員妻兒游泳。組長大衛．柯爾（David Kohl）後來擔任匡提科的副主任，要我主持「調查支援組」的人就是他。
另一個案件比起傑克波．柯漢的誇張劇可能稍嫌平鋪直敘，有個傢伙搶了銀行，與警方展開激烈追逐，最後被圍困在一間倉庫。我們奉命前往支援。犯人在倉庫內脫光衣服然後又穿回去，看起來似乎有點不正常。他要求見他太太一面，警方便將她帶到現場。後來我們深入研究犯罪個性，了解到不能這樣做，不能答應這種要求，因為他們要求見的人通常首先就會引發問題。這樣一來你會為這個人帶來危險，讓他們順理成章的自殺。
所幸在這案件中，他們沒把她帶進倉庫內，只讓她透過電話與他交談。可想而知，他一掛電話，馬上朝腦袋開了槍。
我們各就位置等了好幾個小時，突然間案子就結束了。這份壓力有時候無法立即消除，反而會變成反常的幽默。「拜託，他為什麼要那樣做？」有個傢伙這樣說。「道格拉斯是神射手，這一槍由他來就行了。」
在密爾瓦基待了五年多後我和潘蜜從朱諾大道上的公寓搬到棕鹿路上的獨棟住宅，靠近城市北郊，離辦公地點也較遠。我多半還是在處理銀行搶案，辦案績效不錯。我發現使用連接數案的「簽名」法辦案時，破案率就很高，後來我們的連續殺人犯分析即以此為基礎。
此時期我唯一捅的嚴重婁子，發生在傑利．霍根（Jerry Hogan）繼赫伯．何克西成為主管探員的時候。這主管探員的工作沒有多少特權，其中之一是局裡撥的車子。霍根很以他的翡翠綠新福特車為豪。有一天我需要用車做調查工作，剛好沒車。霍根又出去參加會議，於是我問助理主管探員亞瑟．福爾頓（Arthur Fulton）我是否可以用主管的車。他勉強答應了。
後果是傑利把我他叫進辦公室，對我大吼大叫，因為我用了他的車，又把車弄髒，更糟的是車胎也爆了。這我倒沒注意到。我和傑利處得不錯，因此他對我吼叫之際，我忍不住笑了出來。顯而易見這是個錯誤。
當天後來我的小組組長雷．伯恩（Ray Byrne）對我說：「約翰，你知道嗎，傑利．霍根真的喜歡你，只是他必須教訓你一下。他要把你派到印第安保留區。」
那時「傷膝溪事件」（the Wounded Knee incident）的熱潮正盛，原住民權利意識高漲。一如底特律貧民區居民，保留區的居民也很討厭我們。美國政府對待印第安人極不友善。我第一次到綠灣的麥諾米尼（Menominee）保留區時，幾乎不敢相信當地居民的貧窮、骯髒和邋遢。他們的文化遭到嚴重破壞，他們對此似乎也已麻木。由於這樣糟糕的情況以及政府長時期的敵視與漠視，許多保留區的酗酒、虐待子女及配偶、攻擊、謀殺等情事的比例非常高。不過也由於印第安人對政府的極端不信任，聯邦調查局探員根本不可能取得證人的合作或幫助。
當地的印第安事務局代表也幫不上什麼忙。即使是受害者的家人也因為害怕被視為通敵而不願牽涉其中。有時候你知道謀殺案件發生，趕到現場時，屍體已經放了幾天而長了蛆。
我負責保留區一個多月，這段時間我調查了至少六件謀殺案。我非常同情這些人，常常覺得沮喪，所幸我還可以住在家中早出晚歸。當時我從未見過處境如此艱難的族群。雖是有點危險，在麥諾米尼保留區這段時間，卻是我第一次專注於謀殺現場分析，這恐怖的經驗後來對我助益良多。
在密爾瓦基這段歲月，最甜美的回憶毫無疑問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我們第一個孩子愛麗卡的出世。潘蜜進產房前，我們正打算與山姆．魯斯金（Sam Ruskin）和他太太依斯特（Easter）及幾個朋友到當地一家鄉村俱樂部共進感恩節晚餐。
當時我常要加班偵辦銀行搶案，同時研究所課程也進入最後階段，小孩誕生後我的睡眠時間又更少了。不用說，潘蜜一肩挑起了撫養責任。當了父親後我對家庭的責任感加重，我喜歡看著愛麗卡長大。當時我尚未開始偵辦綁架、謀殺兒童的案件，我想這對我們一家人都好。假使當時我就開始接觸這類案子，假使我真的停下來思考案件發展情勢，我不知道要如何適應父親的角色。一九八○年，我們的第二個孩子羅蘭出世時，我已經進入這個領域。
我想當了父親也刺激我要有所改變。我知道自己當時的工作並非我想像中的終身職業。傑利．霍根勸我在這領域再待個十年再談調動，我循序而上可能晉升到助理主管探員，然後是主管探員，最後或許可以進入總部。但是有了孩子後，我對四處調動的探員生活非常不感興趣。
日子一天天的過，工作新遠景也開始轉變。狙擊手訓練和特勤小組任務出勤對我而言已喪失吸引力。由於我對心理學的接觸背景和興趣──這時我已拿到碩士學位──我覺得工作的挑戰是不要讓情勢走到開槍的地步。主管建議我到匡提科聯邦調查局學院參加為期兩週的人質談判課程，當時這學院成立不過幾年。
在這裡，我在霍華德．涂藤（Howard Tuten）和派特．慕拉尼（Pat Mullany）這幾位負傳奇色彩的探員帶領之下，第一次接觸到爾後所稱的行為科學。這是我生涯的轉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