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約五年前的新探員訓練結束之後，我就再沒有回到匡提科，這個地方變了不少。舉個例來說，到了一九七五年春天的時候，聯邦調查局學院已經是設施齊全，自給自足，學院係由一座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的一部分整建而成，座落在丘壑組伏、景色優美的維吉尼亞林地中，離華盛頓南邊大約一小時車程之遠。
不過，有些東西倒是沒有改變。戰術組（tactical units）仍然聲威不減，而其中的輕兵器組更是當紅。這個組的頭頭是喬治．蔡斯（George Zeiss）。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在一九六八年遇刺之後，蔡斯曾受命到英國把詹姆斯．雷（James Earl Ray）緝捕回美國，接受審判。蔡斯的身材魁梧，力大無窮，他能赤手折斷手銬，以此作為餘興。有一次，學院裡有些人拿了一副手銬，把鍊子焊了起來，然後把它交給蔡斯，讓他來露一手。蔡斯用力一扭，結果手腕應聲脫臼，還裹了好幾個禮拜的石膏。
人質談判由「行為科學組」（Behavioral Science Unit）來負責教授，這個組由七到九位特別探員講師所組成。胡佛和他那幫人對心理學和所謂的「軟性科學」從來都不怎麼重視，所以到他去世為止，心理學都是一種「冷衙門」中的默默研究。
其實，當時聯邦調查局裡的大多數人，還包括整個執法單位，都認為心理學和行為科學應用到犯罪學上根本連屁用也沒有。我心裡從不這麼覺得，但是我必須承認，在這個領域裡所知所教的，有許多和了解罪犯、逮捕罪犯沒什麼干係。我們這幾個在幾年之後開始著手扭轉這個情形。我接掌行為科學組的運作之後，便把名稱改為「調查支援組」。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就很坦白告訴他們，我想把行為科學從工作內容中剔除掉。
在我接受人質談判訓練時，負責行為科學組的是傑克．帕夫（Jakk Pfaff），主導這個組的是兩個個性很強、見識不凡的人物──霍華德．德田和派特．慕拉尼。德田大概有一九三公分高，金屬鏡框後透出銳利的目光。他之前是個海軍，不過是那種深思熟慮的類型──總是威嚴十足，像是個學識豐富的教授。他曾在舊金山附近的聖林卓（San Leandro）警局任職，之後在一九六二年加入聯邦調查局。一九六九年，他開始教授一門劃時代的課程，名稱叫做「應用犯罪學」，最後（我猜想是在胡佛死後）改稱為「應用犯罪心理學」。一九七二年，德田前往紐約，向詹姆斯．布魯賽爾博士請益。這位精神病學家曾經破解「瘋狂炸彈客」的案件，他同意私下教德田剖繪技巧。
有了這方面的知識，德田的辦案方式就有了重大的突破，藉著把焦點放在案發現場的蛛絲馬跡之上，我們對於犯罪行為和動機有了許多了解。從某些方面來說，我們在行為科學和罪犯調查分析這兩方面所進行的都是建立在此。
慕拉尼總是讓我聯想到個頭小小的老妖精。他身高約一七七公分，體型矮胖，機伶而精力過人。他是在一九七二年從紐約調查站來到匡提科。獲有心理學學位。到他在匡提科任職屆滿的時候，他對處理公開挾持人質的情境已有獨到之處。像是在華盛頓特區，回教哈那菲（Hanafi）教派佔據B'nai B'rith總部；還有在俄亥俄州華倫維爾高地（Warrensville Heights），一個越戰退伍的黑人柯瑞．摩爾（Cory Moore）在警察局裡挾持了一位轄區隊長和他的祕書等案件。德田和慕拉尼是現代行為科學的第一波代表，這個搭檔表現得非常傑出而令人難忘。
行為科學組裡的其他督導也參與人質談判的課程。其中包括狄克．奧特（Dick Ault）和羅伯．芮斯勒（Robert Ressler），他們才到匡提科不久。如果說德田和慕拉尼是第一波的話，那麼奧特和芮斯勒就是第二波了，他們將這個領域向前推展，使之對全美各地、乃至全世界的警察單位都有真正的價值。雖然當時芮斯勒和我僅只是師生關係，不久後我們便一起進行連續殺人犯的研究，最後，這項研究把我們所做的帶到現在的地步。
人質談判的課堂大約有五十個學員。就某方面而言，這堂課帶來的樂趣勝於學到的知識，它不過是兩個禮拜不用操課的喘息機會。在課堂上，我們研究了三種劫持者的基本類型：職業罪犯、精神有問題的人，還有狂熱份子。我們研究一些挾持事件造成的重要現象，像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一九七三年，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發生一起銀行搶案，這起搶案卻演成挾持顧客與行員的事件。最後，人質轉而和綁匪站在一邊，和他們一同對抗警察。
我們也看了盧梅（Sidney Lumet）的電影《熱天午後》（Dog Day Afternoon），艾爾帕西諾在片中搶了銀行，要把錢給他的同性愛人去做變性手術。這部電影是根據一個發生在紐約市的挾持事件拍成。這個案件和它所引發的冗長談判，使得聯邦調查局邀請了紐約市警局的法蘭克．鮑茲（Frank Bolz）和許羅斯伯（Harvey Schlossberg），想讓學院在人質談判這方面急起直追。紐約人在這方面可說是獨步全國。
我們研究談判的各項原則。有些指導原則是很明白的，像是盡量把傷亡降到最低。我們可以借助於挾持事件的錄音，不過還要過幾年以後，等到下一批教官進來以後，學員才能參與角色扮演的練習──這是在課堂裡最接近實際的狀況。這也有點令人想不透，因為有許多材料是取自犯罪心理學的課程，而且不斷重複使用，但並不是真的很合用。舉個例來說，他們會給我們多幀凌虐孩童者或是色欲殺人者（luster killer）的照片和卷宗，討論像這種個性的人在挾持情境下會如何反應。然後還會有更多的戰鬥訓練，這仍然是匡提科的重點所在。
有許多我們最後會在人質談判拿來教學生的，並不是在課堂裡從其他探員身上學到，而是在嚴酷的現實中學到。就像我前面曾經提過，有一個讓慕拉尼聲名大噪的案子是柯瑞．摩爾的案子。摩爾被診斷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paranoid Schizophrenia），他在佔據了華倫維爾高地、挾持了轄區隊長和祕書之後，公開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有一項是要所有的白人馬上離開地球。
好，就談判策略而言，如果可以使得上力，我們並不想讓歹徒予取予求。不過，有些要求根本是辦不到的，要白人離開地球當然是其中之一。這個案件引起全國的注意，結果卡特總統表示要和摩爾談話，並幫忙解決問題。卡特總統固然是出自一番好意，從他後來試圖解決世界各地的棘手衝突，也可以看出他的這種意願，但這不是一個好的談判策略，而我不希望在我手上發生這種事情。慕拉尼也不想見到。讓最頂頭的人出面，除了會鼓勵其他的亡命之徒冒險一搏之外，還會讓你失去了運籌帷幄的空間。你一直透過中介人來談，可以讓你有緩衝的時間，而且避免做出你不想信守的承諾。你一旦讓挾持者面對面接觸到他所認為的決策者，事情就完了，如果你不屈從他的要求，那麼你就有把事情弄砸的危險。能讓談話拉得愈長，情況就愈有利。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我在匡提科教人質談判的時候。我們用了一捲令人困擾的錄影帶，這是幾年之前在聖路易拍的。最後，我們不放這捲錄影帶了，因為它讓聖路易警局深受其擾。在這捲帶子裡，一個年輕的黑人搶了一間酒吧。這次搶劫沒有成功，他被陷在屋內，警察包圍了這個地方，而這傢伙的手上有一屋子的人質。
幾個黑種和白種警察組成了一個小隊，跟他交涉。從影帶中可以看到，這些警察不是在用客觀的態度對待他，他們開始騙他，而且還試著以他的層次來處理問題。他們七嘴八舌吵成一團，不斷地打斷他，不去聽他在講什麼，也不想去了解他到底想從這個狀況中得到什麼。
警察局長到達現場時，攝影機的鏡頭卻轉開了──要是我，我也不會讓這種事發生。一旦頭頭在場，他等於是「正式」忽略這些要求，這個時候，這傢伙拿槍指著自己的頭部，在眾目睽睽下把腦袋轟得稀爛。
慕拉尼處理摩爾案的手法正好相反。顯然摩爾已經瘋了，而且所有的白人也不會離開這個地球。慕拉尼仔細聽他講話，知道了他真正要的是什麼，也知道什麼會滿足他。慕拉尼給摩爾開了一個記者會，來陳述他的要求，於是摩爾釋放了人質，毫髮未損。
在匡提科的期間，我的名字傳遍了行為科學組，慕拉尼、奧特、芮斯勒把我推薦給傑克．帕夫。我離開的時候，組長把我叫到地下室的辦公室談話。帕夫的風度翩翩，態度和善。他是個膚色黝黑的老煙槍，長得像影星維多麥丘。他告訴我，教官對我的印象很深，希望我考慮回到匡提科，擔任調查局國家學院課程的輔導員（counselor）。這個提議讓我受寵若驚，我表示我很願意接受。
我回到密爾瓦基之後，還是編在反應小隊（reactive squad）和特勤小組裡，但是我花了許多時間在各地奔波，訓練企業經理人如何處理綁架和勒索恐嚇，並訓練銀行行員如何應付搶匪，這類案件在鄉下的銀行尤其常見。
這些嫻於世故的商界人士對於個人安全竟是如此天真，真是讓我大為吃驚。他們讓自己的行程、甚至度假計劃都登在當地的報紙和公司簡訊上。在許多情形下，他們簡直是坐待綁架和勒索。我試著教這些主管、祕書和下屬，如何去看待打來的詢問與要求，還有怎麼樣去判斷勒索電話的真假。舉例來說，經理接到一通電話，說他的妻小被綁架，要他帶多少錢到某個地點。事實上，他們的妻小根本就非常安全，這個想要撈一票的人知道，他是綁不到他家人的，要是綁匪有一兩個合理的事實，那麼他有可能說服心急如焚的經理，接受他的要求。
而且，藉著要求行員建立某些簡單的程序，我們得以遏抑銀行搶案的成功機率。搶匪慣用的伎倆之一是一大清早在銀行等候，然後分行經理會來開門。搶匪會挾持經理，然後其他不知情的職員一一來上班，一一被抓。接下來呢，你就有一銀行的人質，和一個燙手的山芋。
我讓一些銀行建立一個很簡單的辨織系統。如果第一個來上班的人發現狀況良好，就會做一個動作來告訴其他人一切無事，像是拉窗簾、移動盆景、打開某一盞燈，或是其他方式。如果第二個人到的時候這個信號還沒有出現，那麼他就不會進去，並馬上報警。
出納員是銀行安全的關鍵所在，同樣地，我們也訓練出納員，在驚慌的情形下要期待什麼、做什麼，而且不會成為成仁英雄。我曾和許多得逞的銀行搶匪面談，根據從中得來的經驗，我教出納員接過搶劫的字條，然後「緊張地」讓它掉到自己這一邊的地上，而不是還給搶匪，藉此保有一個有利的證據。
我從訪談中得知，搶匪不喜歡貿然對銀行下手，所以把從沒看過的人走進分行做個記錄就非常有價值，尤其是提出一個簡單或是一般要求的人，像是把紙幣兌換成零錢。如果出納員能記下車牌號碼或是任何身分號碼，接下來發生的搶劫就能很快解決。
我開始和調查殺人案的探員四處打探，也到法醫的辦公室走動。任何法庭病理學家和大部分的優秀探員一樣，都會告訴你，在每一樁謀殺案的證據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死者的屍體，而我想在這方面盡量學習。我相信有部分的因素也可以回溯到我的年少歲月，我想要做一個獸醫，了解身體的結構和生命機能。我雖然很喜歡同兇殺組和法醫組的同事一起工作，但是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心理學的那一面：是什麼讓殺人者採取行動？是什麼讓他在特定情形下犯下殺人罪行？
待在匡提科的數個禮拜中，我碰到幾件離奇的謀殺案，其中最離奇的剛好就發生在我的後院裡──其實距此有一百四十哩遠，但已經是夠近的了。
時間拉回到一九五○年代，愛德華．蓋因（Edward Gein）曾經隱居在威斯康辛州普蘭菲（Plainfield）的農家聚落中，此地人口僅有六百二十四人。他悄悄地展開盜墓的犯罪生涯。他對屍體的皮膚特別有興趣，他將之取下，曬乾之後，用來裝飾裁縫的人像模型和許多家具，而且還披在身上。他以前曾經想到要作變性手術──這在一九五○年代的中西部還算是空前的舉動──這件事行不通後，他退而求其次，決定用真的女人來做一套女用服裝。有人推想他是想成為已經過世的跋扈母親。如果讀者覺得這個案子愈聽愈熟悉，那是因為羅勃．布洛赫（Robert Bloch）和湯瑪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分別用在小說《驚魂記》（Psycho）和《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布洛赫的小說被希區考克拍成電影，而哈里斯是在匡提科上課的時候聽到了這個故事。
如果蓋因心中的幻想不需要「創造」更多的屍體，那麼他可能現在還隱居在某處。當我們開始進行連續殺人犯的研究時，我們其實在所有的案子裡都看得到這種「升高」情勢。蓋因被控謀殺兩名中年女子，實際上可能還不只這個數字。一九五八年一月，法庭裁定他心神失常，之後他在渥朋（Waupun）中央州立醫院（Central State Hospital）和曼多塔精神療養院（Mendota Mental Health Institute）度過餘生。他的表現一直是監獄的模範。一九八四年，蓋因在曼多塔的老人監房平靜地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不用我多說，一個地方警官或是特別探員看到這種事情的機會並不多。我回到密爾瓦基的時候，想要盡可能地了解這個案子。不過，當我向州檢察長辦公室查詢的時候，我發現記錄都已彌封，因為內容太過驚悚。
我表明身分，說我是聯邦調查局探員，從教育的角度認為這個案子很引人注意，於是我讓那裡的人為我打開檔案。我忘不了跟著辦事員走進一望無盡的檔案架，從上面取下箱子，須破壞蠟封才能打開的情景。但是，裡頭的照片馬上深烙在我心中：全身赤裸的無頭女屍，用繩索和滑輪倒吊著，從胸骨一路剖開到陰部，生殖器官暴露在外。其他的照片則是些割下來的頭放在桌上，睜開的眼睛向前呆視。這些景象怵目驚心，讓人深思不已，我開始想像他們口中的那個作出這一切的人，還有這些知識如何能協助把他逮捕到案。這件事從那時起便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一九七六年九月，我奉派暫時離開密爾瓦基，擔任匡提科國家學院一○七班的輔導員。潘蜜一個人留在密爾瓦基照顧家裡和一歲的愛麗卡，同時她還在教書。這是我第一次出差離家，我想在局裡、在軍中、在海外機構，有許多人很少想到身後的妻子擔負著多麼大的重擔。
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的課程長達十一星期，要求嚴格，是為來自海內外的資深執法人員而設。通常學院學員是和調查局探員一起受訓。可以藉由襯衫的顏色來分辨身分。調查局探員穿藍襯衫，而學院學員穿的是紅襯衫。還有一點：學院學員年紀比較大，也比較有經驗。要成為學員，必須由服務當地負責的首長推薦，並獲得匡提科的接受。國家學院提供的，不只是執法知識和技巧最新的專業訓練，也是調查局和地方警官建立個人關係的非正式管道，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極為寶貴的資源。國家學院計劃的主事者是吉姆．考特（Jim Cotter），他是一個真正的執法人員，深受警察喜愛。
身為一個輔導員，我要負責有五十個學生的Ｂ班。雖然在格雷局長和克拉倫斯．凱利（Clarence Kelley）局長任內，調查局的政策已經比胡佛時代的狹隘嚴苛有所開放，但是國家學院還沒有女性學員受訓。除了美國本地的學員之外，我的學生還有遠道從英國、加拿大和埃及來的。我和他們住在同一個寢室中，而他們期望我扮演所有的角色，從教官、社會指導員、診療師到母親都包括在內。對於行為科學單位的成員來說，如果你喜歡匡提科的氣氛，這是一個看看怎麼和警察打交道的方式，也可以看一看你如何處理壓力。
而這裡有很多壓力。這些學員受到極佳的訓練，但也付出相當的代價，這是他們成年之後第一次離家，住在宿舍裡，不能在房間裡喝上一杯，和未曾謀面的人共用浴室，而他們大部分所達到的體能極限是打從入學訓練之後就沒受過的。到了第六週，有許多警察都已經差不多給逼瘋了，翻出學院的白色煤磚牆，半途而廢。
當然，這些對輔導員也同樣不好受。每一個輔導員對於這個指派下來的工作都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就如同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一樣，如果我們都要一同全身而退的話，我最好有一點幽默感。有些輔導員用其他的方式。有一位輔導員的要求非常嚴格。到了第三個禮拜，他的學員已經受不了了，於是送給他一組皮箱──意思就是「滾蛋」。
另一個教官是一位特別探員，姑稱他為佛雷德。他在匡提科之前沒有酗酒的問題，不過他在匡提科當然就有了。
輔導員都應該要注意學員有無陷入沮喪的徵兆。其實，佛雷德喜歡把自己鎖在房間裡抽煙喝酒，弄得自己爛醉如泥。當你面對在街頭執法的警察時，只有適者才能生存。一有弱點暴露出來，你就完蛋了。佛雷德是個好人，他非常敏感、明白事理而輕信別人，面對這些警察，他根本沒轍。
這裡有個不變的規則：不准有女人。有一天晚上，一個警察來找佛雷德，說他「再也受不了了。」身為一個輔導員，你不會想聽到這種事。這個警察的室友每天都有個不同的女人在床上，讓他無法入睡。所以佛雷德和這傢伙一起到房間，看到有六、七個人站在門外的走廊上，汗漬漬的手裡攢著錢，等著輪到自己上場。佛雷德激動不已，擠進入堆，把那個壓在金髮女郎身上的傢伙抓住，一把扯下來，結果這名金髮女郎是個充氣娃娃。
一個禮拜之後，另一個警察在半夜到佛雷德的房間，說他心情沮喪的室友哈利剛才打開窗戶，跳了下去。宿舍裡的窗戶根本不應該打開。佛雷德聽了之後衝到宿舍，從打開的窗戶向外張望，看到哈利全身是血，躺在草地上。佛雷德衝下樓梯，奔到出事現場，哈利跳了起來，把佛雷德嚇得屁滾尿流。結果是一瓶當天晚上從餐廳偷來的番茄醬傑作！慢慢地，佛雷德的頭髮脫落，鬍子也不刮，他的腿麻了，走路也一跛一跛的。神經外科醫師找不出什麼毛病。一年之後，他回到調查站，醫學檢查判定他不適任而離開了。我為這個人感到遺憾，但是警察和罪犯至少在某一方面非常相似：你必須證明你夠強悍。
雖然我採取輕鬆而幽默的方式，但也不能倖免於難，所幸大部分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有一次我這組學員把教室裡所有的桌椅都搬走：還有一次，學員把我的床單弄短；有好幾次，他們把玻璃紙糊在我的馬桶座上。你必須有些辦法來減輕壓力。
有時候他們真要把我給逼得抓狂，讓我非常想暫時逃開，而這些人的確是好警察，他們很清楚地察覺到這一刻。他們就會事先用煤塊把我的車子撐起，讓它剛好離地，所以輪子碰不到地。我坐進車裡啟動引擎，猛踩離合器讓汽車運轉，但車子卻動彈不得，而我卻找不出原因何在。我走出車外，詛咒這該死的英國車；我打開引擎蓋，用腳踢輪胎，又彎身查看車底。突然之間，整個停車場都亮了起來。他們都在自己的車裡，打開大燈照著我。因為他們聲稱很喜歡我，所以鬧夠了之後，就把我的車放到地面上了。
外國學生也會被整到。許多外國學生都帶著空行李箱來，然後到PX去瘋狂採購。我特別記得一個職位頗高的埃及上校。他問一個底特律的警察，「fuck」是什麼意思（大錯特錯，不該去問底特律警察的）。這個警察說得倒也沒錯：這個字可以用在任何地方，視情形而有不同的用法，不過大部分的情形都會很恰當；這個字的意思之一是「美麗的」或是「高級的」。
於是這位仁兄走進PX，走到賣照相機的櫃台前，手指著，突然說道：「我想要買那台他媽的相機。」
年輕的女店員嚇了一跳：「您說什麼？」「我想要買那台他媽的相機！」有幾個學員趕緊走到他身邊，向他解釋說這個字的確有許多用法，但是並不適合當著女人和小孩的面說出來。
又有一個日本警官問其他的警察，遇到教官的時候要怎麼樣問候，才能表現出敬意。我每一次在走道上碰到他的時候，他都面帶微笑，恭謹地鞠躬，向我問候：「操你的，道格拉斯先生。」
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所以也會回禮，面帶微笑說：「也操你的。」
一般來說，當日本派人到國家學院的時候，他們會堅持一次送兩名學員來受訓。我們過了不久才知道，其中一名是高階警官，而另一名則是扈從，他要負責替長官擦鞋、鋪床、打掃房間，當長官的僕人。有一次，幾個學員去找吉姆．考特，抱怨這個日本長官常常練習空手道和武術，把另一個日本學員打得死去活來。考特把這傢伙帶到一旁，向他解釋說，在學院裡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向他明言，這種行為是不被允許的。但是這只證明了文化差異必須克服。
我參加國家學院的課程，知道怎麼樣來教他們。到十二月學期結束的時候，「行為科學組」和「教育組」都提供我一個工作機會。「教育組」組長還說要替我付讀研究所的學費，不過我覺得我對行為科學更感興趣。
我在聖誕節之前一個禮拜回到密爾瓦基，很篤定會得到匡提科的工作，所以潘蜜和我就在匡提科聯邦調查局學院的南邊買了一塊五畝的地。一九七七年一月，局裡公佈了一項人力研究，在進行的期間人事凍結。所以我的新差事也泡湯了；我坐困維吉尼亞，必須向父親借錢，我還不知道我在調查局裡的未來會是什麼模樣。
不過，幾個禮拜之後，總部通知我，我在六月會調到匡提科，分派到「行為科學組」。我在之前正和一個名叫亨利．麥卡斯林（Henry McCaslin）的探員辦案。
派特．慕拉尼要調到總部的調查單位，而當時三十二歲的我要接慕拉尼的位子。這個位子不好坐，預期會有一些挑戰。我真正關心的是將要教的學員。我知道他們會怎麼樣來整輔導員，即使他們喜歡的輔導員也一樣。我只能想像，他們對於要試著教他們的教官會有多狠。如果我要教他們行為科學，那麼我得盡可能減少他們會給我的狗屎待遇。如果我能夠對這些大我十五、二十歲的警長說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我知道我最好要有內容，才不會心虛。
這種恐懼把我引導到下一個階段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