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德森．雷（Judson Ray）是匡提科的一位傳奇人物，不過他差一點就成不了這號傳奇人物。因為一九八二年二月當他在亞特蘭大調查站擔任特別探員處理殺童案時，他的妻子曾試圖要謀殺他。
我倆是在一九七八年處理「邪惡勢力」（Forces of Evil）案子時知曉對方，雖然當時並沒有見面。那時有一名綽號「絲襪勒人者」（Stocking Strangler）的連續殺人犯在喬治亞州的哥倫比亞區連續攻擊六名年長婦女。他在闖進她們家後，以她們的尼龍絲襪將她們勒斃致死。所有這些受害者都是白人，法醫的驗屍結果顯示兇手可能是黑人。
接著警政長官接到一封恐嚇信，寫在美國陸軍的信紙上，聲稱自己是由七人組成的「邪惡勢力」。這封信聲稱勒人者是黑人，並威脅要是他沒有在六月一日前被逮到（原文寫成1June），就要殺死一名黑人婦女以為報復。他們宣稱已經綁架一名叫蓋兒．傑克森（Gail Jackson）的女人。如果「絲襪勒人者」沒有在九月一日（1Sept）被逮到，受害者就會加倍。這封信顯示軍方文具被人盜取，而且這個團體源自芝加哥。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使每個人最壞的夢魘成真。一位橫行於哥倫比亞區的兇手已經夠糟了，一個組織性的謀殺報復行動則無疑是雪上加霜，會使整個社區分崩離析。
警方接著又收到一些信件，要求美金一萬元的贖金。警方費盡心力尋找這七名白人，卻一無所獲。蓋兒．傑克森是一名妓女，在班寧堡（Fort Bening）一帶的酒吧間頗為有名，而她確實失蹤了。
傑德．雷是哥倫比亞警察局的輪值指揮官。他身為越戰的退役軍人，以及靠自己力爭上游的黑人警官，深刻覺察到如果「絲襪勒人者」和「邪惡勢力」這兩宗威脅不破，整個社區就不得安寧。但儘管警方費時耗力，調查結果卻一無進展，他的警察本能告訴自己他們可能找錯犯人，用錯方法。他試圖在全國嚴加執行法律，也聽說過匡提科的罪犯剖繪計畫，於是建議警察部門與我們的行為科學組聯繫，看看我們如何處理這個案件。
在三月十一日我們接獲喬治亞調查局分析這個案件的命令。不管原來的信上怎麼說，我們都一致相信這其中與陸軍及班寧堡的關連非同小可，不能等閒視之。這次調查由加入調查局前曾擔任過軍警的鮑伯．芮斯勒領頭。
三天之內我們就交出報告。我們認為這所謂的「邪惡勢力」不可能是由七名白人組成，事實上我們不相信其中有任何白人。這應該是一名黑人企圖轉移警方的注意力，而事實上他已經殺了蓋兒．傑克森。從他使用軍方的日期寫法（1June）以及他使用公尺單位而非呎或碼，可以確認他曾在軍中待過。這些信件是由幾近文盲的人所寫，所以排除由教育較好的軍官所寫的可能性。鮑伯．芮斯勒從他自身的經驗認為這人要不是砲兵就是軍警，年約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他應該已經殺了兩名女人，也許都是妓女，這就是「受害者會加倍」所指。我們也認為他有可能就是「絲襪勒人者」本人。
當我們的人物剖繪在受害者時常流連的班寧堡及酒吧間流傳時，陸軍及哥倫比亞警方迅速找出一個名叫威廉．漢斯（William H. Hance）的黑人，二十六歲，是該單位的砲兵。他坦承在去年秋天於班寧堡殺了蓋兒．傑克森、艾靈．舍可德（Irene Thirkield），以及另一名女人──陸軍女兵凱倫．西克門（Karen Hickman）。他也承認捏造「邪惡勢力」故佈疑陣，以轉移警察的注意力。
真正的「絲襪勒人者」則是被一名證人由一張照片指認出來，他名叫卡頓．葛雷（Carlton Gary），是一名二十七歲的黑人，在哥倫比亞區出生長大。他在一連串的餐廳劫盜中被捕，卻又逃脫，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五月才又被捕歸案。漢斯與葛雷都被判處死刑。
當整個社區恢復平靜後，傑德．雷請假去喬治亞大學主持一項計畫，招收少數民族及婦女加入執法的行列。當這項計畫結束後，他準備回歸警察的崗位。但是以他的軍事及調查背景，更不用提他是黑人，而此時調察局正亟欲建立員工平權的新形象，所以他接受聯邦調查局的邀約成為其中一員。我第一次見到他是他在匡提科接受新幹員訓練時。他當時被派到亞特蘭大調查站，他在當地的地緣關係被視為絕佳利器。
我們下次再度碰頭是一九八一年我為了殺童案南下到亞特蘭大。就像調查站的每一位成員一樣，傑德也忙於調查案件。每一位幹員都是小組的一分子，共同處理五件殺童案，而傑德的工作行程異常忙碌。
他也承受另一項極大的壓力。他的婚姻早已搖搖欲墜，現在則瀕臨破裂邊緣。他的妻子嗜酒如命，常在口頭詆毀他，行為怪異無常。「我甚至已經不認識這個女人，」他說。終於在一個星期天晚上，他下了最後通牒：要不是她必須改變並尋求援助，要不然他就會帶著兩個女兒──大的八歲，小的一歲半──離開她。
大出傑德意料之外，他開始看到正面的徵兆。她對他及女兒們都開始比較關注。「我看到她的個性突然改變，不再喝得酩酊大醉，」他事後回想，「她開始對我呵護備至。這是我們十三年婚姻的頭一遭，她會在早上起床為我做早餐。突然間，她完全變成我所期待的樣子。」
但是他補充，「我早該知道這改變太美好，不可能是真的。這是我以後會向其他警察告誡的，如果你的配偶一夕之間幡然改變，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你都得立刻提高警覺。」
當時的真相是，傑德的妻子已經準備要置他於死地，只是在磨時間以便做好準備。如果一切順利，她不但可以避開不名譽離婚的創傷和羞辱，更可以把兩個孩子歸由她管，並領取一筆為數二十五萬美金的保險費。當個哀傷又富有的警官遺孀，比孤苦伶仃的離婚女人好多了。
傑德不知道有兩名男子已經暗中觀察他的行為舉止好幾天了。他們每天早上在他的公寓門外等他，然後尾隨他一路到亞特蘭大。他們一直在尋找他沒有抵抗力的時機，以便可以一擊命中，然後逃之夭夭，不留下任何證據。
但是很快他們就發現事情很棘手。因為傑德是個經驗老道的執法警官，警察的第一守則對他幾乎已是第二天性：保持拿槍的手自由運轉。不管這兩位槍手如何跟蹤，總發現他的右手隨時可以掏出槍來。
他們回去找傑德太太，告訴她這個問題。他們想要在公寓外的停車場幹掉他，但是在他們能制服他之前，傑德總有辦法先撂倒他們其中一個。她必須對那隻右手想想辦法。
為了不讓任何小細節阻撓計畫，她弄來一個旅行用的咖啡杯，慫恿傑德每天早上帶它去上班。「十三年來她從未對我及女兒們做過一頓早餐，而現在她企圖要我帶那該死的咖啡杯。」
但是他拒絕了。這麼多年來他就是無法接受開車時左手握著駕駛盤，右手拿著一個咖啡杯。而這是在汽車上的咖啡杯架還不普及的時候。如果那時早已普及，那麼這個故事可能就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結局。
槍手們回去找傑德太太：「我們無法在停車場裡幹掉他。」其中一個報告說，「我們得在屋內下手。」
所以他們排定在二月初下手。那天傍晚傑德太太帶著兩個女兒出門，傑德一人在家。槍手們進入公寓，上樓直到門外，按了門鈴。問題是他們按錯電鈴，當一個白人應門時，他們問他那個黑人住在那裡。他很天真地告訴他們找錯公寓了，傑德先生住在那裡。
但這回傑德的鄰居已經看到槍手了。如果那晚發生槍擊事件，當警察詢問他時，他沒有理由不想起那晚有兩個黑人詢問傑德的住處，所以他們只好離開。
稍晚，傑德太太回來，假設一切大功告成。她遲疑地左看右看，然後悄悄地爬進臥室，腦子已經準備好要撥九一一緊急電話，說她先生遇到了可怕的事。
她走進臥室，看到傑德躺在床上，她仍然在地上匍伏。傑德翻過身來說，「你到底在幹什麼？」她嚇得大叫一聲衝出臥室。
但是在往後幾天她仍然舉止如常，傑德以為她真的改邪歸正了。他事後回想這實在太天真，但是在經歷那麼多年的婚姻摩擦後，他實在非常渴望事情真的好轉。
兩星期後──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傑德正在處理派崔克．巴塔薩（Patrick Baltazar）的謀殺案，這很可能是殺童調查的一大突破，因為在十二歲屍體上發現的毛髮和纖維很可能吻合先前被謀殺孩童屍體上的採樣。那夜傑德的妻子為他做了一頓義大利晚餐，他不知道她在義大利麵上狠狠灑了許多安眠劑。如所計畫的，她帶著兩個女兒去拜訪她的姨媽。
不久後，傑德獨自在臥房中，他覺得聽見屋子前方傳出一些聲響，在玄關中的燈光變暗，有人把他大女兒房中的燈泡轉下來。然後他聽到大廳傳來沙沙聲響，這是因為其中一名槍手突然沒了膽，他們兩人正在討論要怎麼辦。他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進來的，但是在那一刻這也不怎麼重要了，重點是他們已經在此。
「是誰？」傑德大聲問道。
突然一聲槍響，沒打中他。傑德撲向地板，但是第二發子彈射中他的左臂。屋內仍然漆黑一片。他試圖藏在大床背後。
「你是誰？」他又大喊，「你要怎樣？」
第三發子彈射中床，離他很近。在他的腦中正閃過直覺的求生本能，飛快盤算那是何種手槍。如果是史密斯．威森槍，他們還剩下三發子彈，如果是柯特槍，那麼就只剩下兩發。
「嘿，好傢伙，」他大吼，「怎麼回事？為什麼你想要殺我？拿走你想要的，然後離開。我沒看到你，只是不要殺我。」
沒有回答，但是現在傑德可以透過月光看到他的側影。你今晚會死，傑德對自己說，你無法活著離開這裡，但是你知道那像什麼。你不希望明天警察走進這裡說，「這個可憐的傢伙，還沒打一架就死了，他就讓他們進屋來把他殺了。」傑德決定要警察看到現場時，知道他曾與這傢伙幹了一架。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他的槍，它在床另一邊的地板上。但是當有人想要置你於死地時，一張大床代表著一大段距離。
然後他聽到，「不要動！操你娘的！」
在黑暗中他往上爬，開始一點點朝向床邊以及他的槍移動。
他越來越接近手槍，非常緩慢。但是他需要更多的支撐，以便能做最後有效的一擊。
當他終於有四隻手指頭摸到邊緣，他快速滾向地板，但在著地時把右手壓在胸下。既然他的左臂已被射中，他的左手沒有足夠力量去伸手拿槍。
說時遲，那時快，槍手跳到床上，在咫尺距離射向傑德。
傑德感覺好像被騾子踢了一下，他的五臟六腑似乎全部崩潰瓦解。他不知道那時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事實上一粒子彈射中他的後背，撞擊他的右肺，穿透肋骨的第三節，然後從他胸膛穿出，擊中他的右手，那隻手仍被壓在身下。
槍手跳下床來，站在他跟前，觸摸他的脈搏。「操！」他說，然後走出門外。
傑德處於極度震驚中，他躺在地板上，大口喘氣。他不知道身處何方，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他發覺他一定是回到了越戰現場。他能聞到硝煙味，看到槍口迸出的火藥，但是他無法呼吸。他想，也許我不是在越南，也許我只是作夢罷了。但如果我是在作夢，為什麼會這麼難以呼吸？
他掙扎著要站起身來，他跌跌撞撞地走向電視機，把它打開，也許它會告訴他他在作夢。他伸手觸摸螢光幕，想要辨識它是否真實，而在玻璃上留下一道血痕。
他需要喝點水。他好不容易走進浴室，打開水龍頭，試著用手盛一點水。就在那時他看到子彈嵌在他的右手上，血從胸前汩汩流出。現在他終於知道發生什麼事了，他走進臥房，躺在床腳邊，等死。
但是他幹警察太久了，不能就讓自己這樣悄悄離去。明天當偵查員走進屋內，他們得看到他曾努力掙扎過。他又站起身，好不容易走到電話邊，撥了零。當接線生接起時，他掙扎要呼吸。他告訴她自己是聯邦調查局幹員，被人槍殺。她立刻把他接到德卡（Dekalb）郡的警察局。
一位年輕女警官接起電話。他告訴她他是聯邦調查局人員，現遭到槍殺。但是他的聲音已經含混不清，聽起來很模糊。
「你說什麼？你是聯邦調查局幹員？」她的語氣有挑釁的意味。
傑德聽到她問警官說有個酒鬼在線上自稱是聯邦調查局幹員，警官要她怎麼做？警官說她可以掛斷電話。
這時接線生插進線來，告訴他們他說的是真的，他們必須立刻作急救處理，如果他們不答應，她就不罷休。
「那位接線生救了我一命，」事後傑德告訴我。
在她插進線時他已經昏厥，不省人事，一直到急救醫護小組把氧氣罩蓋在他臉上，他才甦醒過來。「不要為他準備震擊，」他聽到急救隊長說，「他撐不過去的。」
但他們還是把他送到德卡綜合醫院，當時正有一名胸腔外科醫師值勤。當他躺在急診室的急診床上，當醫師們慌亂地搶救他的生命時，他知道了。
當他與死神在如此近處擦身而過，他的神智異常清晰。他告訴自己，「這不是報復。我曾經使許多人下獄，但是他們無法這麼靠近我。如此靠近我的一定是我很信賴的人。」
他從手術室出來被送進加護病房，亞特蘭大的主管探員約翰．葛羅弗（John Glover）正在那裡。葛羅弗在過去幾個月來一直承受殺童案的極大壓力，現在又是這起意外。就像被謀殺的孩子們以及傑德自己，葛羅弗也是黑人，他是調查局裡位階最高的黑人之一，他極喜歡傑德。
「去找我太太，」傑德對他低語，「想辦法讓她告訴你是怎麼回事。」
葛羅弗以為傑德仍然神智不清，但是醫生說不──他的意識非常清楚而警覺。
傑德在醫院待了二十一天，他的病房外有荷槍的警衛站崗，因為沒有人知道槍手是誰，而他們會不會潛回來把他幹掉。在此同時他的案情沒有進展，他的妻子表現出驚惶失措的樣子，一直謝天謝地他沒有死，還說如果那天晚上她在家就好了。
在辦公室內一組幹員正在明察暗訪，企圖找出蛛絲馬跡。傑德幹警察這行很久了，可能樹敵甚多。當他確定會康復，問題就以比較輕鬆的方式浮現，就像電視流行影集《朱門恩怨》（Dalls）的戲詞一樣：誰射殺了小傑？
過了幾個月他才使生活起居回復正常。他最後終於處理這起意外後的一疊電話帳單，當他看到電信局三百美金的帳單，不禁呻吟起來。但是當他逐條細查時，他在腦中開始把事情拼湊起來。
隔天他走進辦公室，說他認為電話帳單是個線索。因為身為被害者，他不能處理自己的案件，但是他的同事聆聽他說話。電話帳單上列著一串打到哥倫比亞區的電話，從電話公司他們得知電話主人的姓名及地址，傑德甚至不認得這人是誰，所以他和其他幾名幹員驅車一百哩來到哥倫比亞區。他們的目的地是一位牧師的家，傑德判定他其實只是個蛇油的推銷員。
聯邦調查局探員俯身向他，但是他堅稱自己與這起預謀殺人案無關。幹員們不會這麼輕易放過他，他們告訴他，這是我們自己人，我們要找出兇手是誰，或是哪些人幹了這案子。
然後故事逐漸浮現。這位牧師在哥倫比亞區被視為「有辦法把事情辦妥的人」，傑德太太在去年十月就問他可否辦這件事，但他告訴她不能。她回答他會另外找人，並要求使用這支電話號碼，說事發過後她會付他長途電話費。牧師告訴幹員們她後來打電話給亞特蘭大的一位老鄰居，他曾與傑德在同一時期在越南打仗，知道他的槍法，她告訴他，「我們要把這事辦了。」
而牧師最後加上一句，「傑德太太沒有付我電話費。」
探員們上了車，開回亞特蘭大，找到那位老鄰居對質。在嚴格詢問之下，他承認傑德太太要求他辦一件契約謀殺案，但他發誓他不知道她要幹掉的人正是傑德。
不論如何，他說他告訴她他不知道有誰能幹那件事，所以要她與他的妹婿聯絡，他可能可以。他的妹婿又介紹她另一個人，那人同意接這件案子，並找了兩個人作槍手。
傑德太太、前任鄰居的妹婿、接下合約的人，以及兩位槍手都被起訴，前任鄰居則成為未起訴的共犯。這五人被判蓄意謀殺罪、共謀，以及竊盜罪，每個人都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是法官所能判給他們的極限。
因為殺童的關係我不時會見到傑德，不久之後他開始找我，因為我不是他辦公室的同事，卻知道他工作的壓力，而且能瞭解他經歷過以及還不斷在經歷的心路歷程，我猜他大概覺得可以對我訴說心事。他告訴我大眾對這件家務事的議論紛紛使他痛苦難堪。
以傑德所受的苦，局裡想要為他做最好的安排。他們認為把他調到遠離亞特蘭大的另一個辦公室有助於他的復原。但是我在與傑德談過，分享他的感覺之後，卻不認為如此，我認為他應該在原地待一段時間。
我去找主管約翰．葛羅弗，我說，「如果你把他調職，你就減少了他在此地辦公室能得到的支援。他需要待在這裡，讓他花一年時間把孩子安頓好，並且接近曾經幫助撫養他成人的姨媽。」我建議如果他要調職，最好去哥倫比亞駐地辦事處，因為他曾在那裡擔任過警察，而且仍然熟知那兒大多數的警察。
他們真的讓他留在亞特蘭大──哥倫比亞區，他的生活逐漸回復常軌。然後他搬到紐約調查站，在那裡主要負責外國反間諜案件。他也成為辦公室中人物剖繪計畫的協調者，居間聯繫當地警方及我在匡提科的小組。
當小組中有出缺時，我們把傑德調來，並連同也來自紐約的蘿桑．魯梭，以及來自華盛頓調查站的吉姆．瑞特（Jim Wright），他曾經花了一年多處理約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的案件及審判。蘿桑最後離開我們小組到華盛頓調查站並處理外國反間諜案件。傑德和吉姆雙雙成為工作隊裡國際知名的傑出成員，也都成為我的好友。我成為單位主管後，瑞特接掌我以前的職位，成為罪犯剖繪計畫的負責人。
傑德承認當初我們選上他時，他非常驚訝。但他是紐約傑出的協調者，而且以他豐富的執法背景，從一開始就能勝任愉快。作為一名警官，他能從過去的「老經驗」來處理案件，把那份觀點引入所辦的案件。
在教學時，傑德並不避談那樁欲置他於死地的謀殺案以及它的影響。他甚至保有一捲當時緊急電話的錄音帶，有時會在課堂上播放。但是他無法待在教室內，他必須走出室外，直到結束後再進來。
我告訴他，「傑德，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解釋說在現場的許多因素，如腳印、螢光幕上的血跡，都可能使人誤判，或看起來沒有道理。現在我們正開始瞭解看起來非理性的因素如何可以具有理性的解釋。「如果你能好好研究這案例，」我告訴他，「它會是非常珍貴的教材。」
傑德果真辦到了，而這成為我們所教過最引人入勝、最有教育性的案例之一。這也成為他的「心靈洗滌」：「我發現它是相當個人的啟示。在準備教學的過程中，我得經過以前從未走過的巷弄。每一次你跟能信賴的人討論它，你就又探索了一條巷道。契約式的配偶謀殺案在這國家發生的機率遠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高。而出事家庭通常因為怕難堪都不願意多談。」看著傑德教授這個案件是我在學院教學生涯中最感人的經驗之一。我也知道我不是唯一作如是想的人。最後他終於能留在教室聆聽那捲電話錄音。
在傑德成為我小組的成員之前，我已經做了不少犯罪後行為的研究（postoffense behavior）。我開始明白不管犯罪者多麼努力，犯罪後的行為常超過他有意的控制。傑德則以自身的案例開始對犯罪前行為（preoffense behavior）感到興趣。過去我們了解「壓力來源」是導致犯罪的顯著事件。但是傑德使小組的眼界大寬，並示範把焦點放在案發前的行為及人際行動。當另一半的行為大變或甚至只是細微卻不尋常的改變，都可能顯示他或她已經決定對現況做個改變。如果丈夫或妻子突然變得不尋常的鎮定或是比以前更為友善或包容，有可能意味著他或她已經視那改變為不可避免，或改變已迫近。
契約式的配偶謀殺很難調查。存活者通常都有很強的心防不易攻破。要在其中敲開一絲裂縫，唯有找個人談談，而你必須了解情況的動力以及真正發生了什麼才具有權威。重新安排犯罪現場，有可能把警察帶往錯誤的偵察方向，但是配偶在案發前的行為舉止，卻可以視為一種佈局。
最重要的是，傑德的案例對我們上了一課，那就是你對犯罪現場的詮釋很可能錯得離譜。如果傑德已死，我們極可能導致一些錯誤的結論。
一位警察新兵被教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破壞犯罪現場。但是當傑德處於意識模糊的狀態，即使身為經驗老道的警察及特別探員，仍然免不了在無心中破壞了他自己的犯罪現場。我們很可能把地上的腳印及他行動的路線解釋成一起竊案，闖入者挾持他在房內走動，逼迫他告訴他們貴重的物品藏在哪裡。電視螢光幕上的血跡則顯示傑德先前正在看電視，直到他被闖匪驚嚇並立刻被射殺。
最重要的顧慮是，如傑德告訴我的，「如果我已經死了，我可以斷定她一定可以逃得乾乾淨淨。她已經做了萬全準備，她的行動已經使鄰居們深信不疑。沒有人會懷疑她是個哀慟的寡婦。」
就如我說的，傑德和我變成摯友，幾乎像我自己的兄弟一樣親密。我曾喜歡跟他開玩笑說在評估組員表現成績時他要為我放那捲錄音帶，以確保得到我所有的同情。還好這並不需要，傑德的記錄說明了一切。他現在是國際訓練小組的負責人，他的技術及經驗可以造福下一代的探員、警察及女警。但是不論他到哪裡去，他都會是我們的一員以及最傑出的一員，是少數全憑個性及一股求生的意志逃過自己的劫數，然後把犯罪者繩之以法的警官。